第一节 极端手段的不可抵消性

  

  通过前一章的分析实际上已经很严密地论证了只要没有合适的办法停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便必然会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自我灭绝。

  由于人类的整体生存无与伦比地重要,对于人类自我灭绝的论证依据应是越充分越好。那么,在这一章我们还将从其他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人类自我灭绝这一问题。

  严格地说,任何生物都有生有灭,如果人类的自我灭绝是极其遥远的事,也许我们今天的担忧是不必要的,但要是这种灭绝就在为时不远,这一问题无疑便是高于一切的问题,因为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比人类即将灭绝更加重要,包括目前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贫困问题等等,这所有的一切问题与人类的整体生存相比,都变成了次要问题。所以,在本章我们还将专门就人类自我灭绝的时间问题进行讨论,并就其他一些与自我灭绝相关的问题进行研究与评估。

  第一节 极端手段的不可抵消性

  之前所有的讨论使我们得出这样的明确认识:我们今天拥有的极端手段是毁灭手段,未来还会出现灭绝手段,由于极端手段的必然被使用,在未来的岁月中,人类将会不断地受到毁灭手段带来的杀伤,因而始终生活在恐惧和痛苦中,直到有一天被自己创造出的灭绝手段整体毁灭。

  人性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当憧憬美好时穷其所思,当思考危机时则心存侥幸。面对如此悲观的结果人们也许会想,是否任何一种手段出现后都会有一种反手段与之抵消呢?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万全之策,平衡毁灭手段与灭绝手段造成的伤害?

  自然规律确实有许多正、反对应的现象,从牛顿力学我们了解到,当给物体一个作用力,物体就会给你一个反作用力;原子核带有正电,外层则有电子的负电与之平衡;两个相对而行的物体,在弹性碰撞时动量是守恒的;一个高空落下的物体在撞击其他物体后能量也是守恒的;根据宇宙大爆炸的理论,结合自然界物质的存在,科学家推断出必有反物质存在,神奇的是在之后真的发现了反物质;在化学中有化合与分解;在数学中有微分与积分……如此等等。

  由于有如此多的正反抵消或者正反对应与平衡的自然现象的存在,于是,许多哲学家和政治家都非常乐意炮制一种理论,这就是不论是什么有害的手段都不可怕,只要有一种手段出现,就一定能够找到一种可以与之抵消的手段,或者说是一种可以制约的手段,任何由人类调出的毁灭力量,人类都可以找出将其化解的相应的平衡力量,只要是科学技术造成的破坏,就总会有一种反破坏的科学技术将这种破坏抵消。

  在针对核武器有可能会给人类带来毁灭时,甚至有人还提出要抵消核武器的威胁最好的办法就是各个大国都要大规模发展核武器,这样谁都不敢使用核武器了。

  事实上,从根本上而言要抵消或者平衡毁灭手段与灭绝手段都是不可能的。

  在冷战时期,美国的里根政府推出了一项“星球大战”计划,这一计划的核心就是将对美国实施攻击的战略弹道导弹拦截和摧毁在到达美国国土之前,从而抵消战略弹道导弹对美国的威胁。在苏联解体后克林顿政府宣布了“星球大战”计划取消的决定,但是把“星球大战”计划中的核心内容即反导弹系统仍然继承了下来,只是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对付中短程导弹的战区防御体系(即TMD计划),另一部分是对付远程导弹的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即NMD计划),在小布什上台后实行了继续推行部署NMD计划。这实际上是谋求以政治手段抵消物质手段,即从政治的角度采取相应的军事措施,摧毁来袭的毁灭性武器(即物质的手段)。

  像上述这种用政治手段抵消物质手段的想法,首先是没有站在全人类的高度考虑问题。不论是“星球大战”计划还是今天的TMD计划或者NMD计划,即使系统是万无一失的完善,如果将带有核弹头的导弹拦截在美国国土之外并引起爆炸,死亡的无数人虽然不是美国人,但是其他国家的人民就会遭殃。而且,在受到核攻击后的美国将会立即进行核报复,这样的核报复必然会造成再一次的毁灭性伤害,如果对方有同样的反导弹系统,将美国的弹道导弹拦截在美国的本土并发生爆炸,则美国人民也会受到毁灭性打击。然而,不管毁灭的是谁,地球生态的破坏、同为人类的各国人民所遭受的杀戮都是肯定无疑的。

  其次,不论哪一种反导弹防御系统都不是绝对完善的,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就像在美伊战争中“爱国者”导弹曾拦截过“飞毛腿”导弹,但成功的几率并不是很高。当然,“飞毛腿”导弹作为一种普通手段即使没有被拦截住,爆炸后的杀伤力也是有限的,但是,核导弹只要有一次拦截失误产生的灾难都是毁灭性的。

  里根的国家安全助理理查德•阿伦曾经写文章谈了他对里根提出星球大战计划的解读,他认为“星球大战”系统不可能做到无懈可击,里根提出这一计划的背后有一层更深的政治目的,就是用这一计划刺激苏联人,使苏联将大量的资金也投入到相应的对抗系统中,从而拖垮苏联的经济。在里根与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交谈中也坦言道,即使战略防御计划搞不成,也会给苏联经济造成极大的损害。这充分说明了政治家本身也是认可政治手段抵消不了物质手段的。另外,像这样的系统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投入一倍的资金用于进攻性手段,要达到与之平衡的防御手段将要投入多达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资金,而且即使如此,防御手段也始终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的完备。

  而且,在政治手段抵消物质手段上只考虑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则完全没在考虑之列,这就是恐怖袭击,特别是国内的恐怖犯罪行为。

  从理论上,核子武器可以做得很小,而反物质武器则可以做得更小,如果这样的小型核武器用于恐怖袭击,任何反导弹系统之类的手段都将毫无作用。同样,基因毒素这样的毁灭手段更是这些政治手段无法抵消的。况且,这所有的分析仅仅只是基于我们目前拥有的毁灭手段,以及即将拥有的毁灭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循环突破,毁灭手段的种类必将越来越多,拥有者也会越来越多,从政治手段上应对这些毁灭手段将会防不胜防。因此,各种毁灭手段导致的毁灭事件将会越来越频繁,这就是说,在人类的未来岁月中,必然会越来越频繁地遭受毁灭手段的大规模杀戮。至于灭绝手段,要想依靠政治的手段去抵消,必然会更加显得无能为力,如果用这种拦截的方法,无论在什么地方爆发,都意味着人类整体的灭绝。

  在这方面,政治家还有另一种人类普遍的短视。例如:美国今天固然强大,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永远强大,几十年或者几百年之后,美国的强大地位便必然会被其他国家所取代,美国耗巨资经数代领袖经营的防御系统,终会有一天在一个更强大的攻击系统面前显得弱不禁风。这就更进一步说明了,对于物质的毁灭手段,利用国家的政治手段是抵消不了的。

  那么,利用物质的手段是否可以抵消物质的手段呢?也就是说是否能够利用一种反杀戮的手段与一种杀戮手段进行抵消呢?就像盾可以抵挡矛的攻击一样,或者像青霉素、红霉素或者螺旋霉素可以医治各种炎症一样。

  这样的设想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任何一种手段出现后要研制出一种反手段都会有一个过程。以对基因毒素的防范为例,正如一种新的病毒出现后要研制出一种医治的药物需要一个反复实验、研究的过程,如果真的受到了基因毒素的攻击,要针对这种毒素研究出一种相克的药品肯定不可能是一两天的事,那么,在这个求解反手段的时间段中必然有很大一批人的死亡,因而事实上毁灭已经发生了。

  第二,有些手段是不可能有反手段的。在人类目前已有的两种毁灭手段(即核武器和基因毒素)方面,针对基因毒素的攻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会有相应的治疗药物可以研制出是可以假定的,但是,核武器就没有一种反手段可以与之抵消,就像原子弹爆炸时,在现有科学理论基础之上还不能设想有一种反原子弹的使用可以使原子弹的能量得以消失,只要原子弹在有人群的地方爆炸就必然导致毁灭性杀伤,除非不让它爆炸。在未来的越来越多的毁灭手段出现后,特别是灭绝手段出现后,肯定有一些手段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抵消手段可寻找的。

  第三,最理想的情况,即设定每一种手段都能够找到可以抵消的手段(其实这种理想情况是不存在的),但是,每一种手段的反手段的研制必定需要一段时间。随着毁灭手段越来越多,包括未来灭绝手段的出现,以及灭绝手段的越来越多,每一种手段从产生到找到抵消的反手段都会有时间差,这些时间差的累积将会使人类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里,暴露在没有反手段的保护之下。

  例如:假定在未来的岁月中,人类每100年可以发明一种极端手段,对这种手段需要用50年时间研制出相应的抵消手段,则在1000年的时间中人类可以研制出10种极端手段,由于每种手段的抵消手段都需要50年的研制,这就意味着在1000年的时间中总有500年人类始终处在一种极端手段的威胁之中。

  由于人类的庞大,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存在一批怀有极端杀戮期望值的人,这些人必定会千方百计地寻找能够实现其杀戮期望值的手段,而这些手段一旦出现后又不能及时找到抵消的手段,这就使得人类早晚会受到这些手段的攻击,即使最理想的情况,也顶多只能将这一手段的使用时间延迟一些。

  按极端手段的使用频率计算,以上述每一种手段都能找到抵消手段这一最理想的情况作为假设,要是犯罪者希望获得极端手段攻击人类,如果正常情况下犯罪者每100年有一次获得窃取这种手段的机会,由于现在每一种手段在50年中能够找到相应的抵消手段,犯罪者则需要在更长的时间中才能获得一次使用这种手段的机会。这意味着,即使使用极端手段杀戮人类的几率随抵消手段的出现能够降低,但也不能使人类完全摆脱遭受极端手段杀戮的危险。

  若是极端手段已经发展为灭绝手段,其道理也完全相同,只不过灭绝手段只有一次使用的可能,因为只要使用一次,便意味着全人类的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