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胡家奇,1962年出生于中国湖南,1979年就读于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1983年毕业后主要在国家建材局机关工作,1994年创办企业至今。现为北京市门头沟区政协委员。
自从1979年无意中被卷入人类问题研究之后不久,我就决定了,这将是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因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人类正面临极其严重的灾难,这就是科学技术的非理性发展正把全人类快速推向灭绝的深渊,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出现了全面的错误,这种错误已经从根本上危及人类的整体生存和普遍幸福。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我们将会万劫不复,人类将没有再开始的机会。我要努力研究它,要一直呼吁,直至终生。
第二节 阻力较小的最大变革
第二节 阻力较小的最大变革
        当明确了实现大统一的技术条件已经成熟之后,便已经告诉我们,只要通过人为的合理运作便可实现人类的大统一。但即使如此,人为运作也有难度大与小的问题,如果大统一事业推进的难度极其巨大,推进起来遥遥无期,且这一期限已经超过了灭绝手段会出现的时间,甚至要超过人类自我灭绝的时间,再去考虑推进大统一的问题便失去了意义。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次社会变革的阻力大小作一个现实的分析。

        一、社会变革的残酷性
        纵观人类历史,社会变革与血腥杀戮从来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从小的国家政权的更替,到大的具有地区影响或者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变革,其残酷性大多都是如此。
         社会变革之所以总是以极残酷的形式表现出来,根本原因是要求维持旧制度的一方与要求变革的一方之间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社会变革的主要形式是旧制度下的统治阶层被新制度下的统治阶层所取代,统治阶层占据着统治地位,必定会利用自己的统治地位来维护自己以及一部分特定群体的利益,这些利益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等,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何种利益,都属于幸福价值的范畴。
        但是,如果要实现社会变革,在新的统治阶层取代旧的统治阶层后,便意味着旧的统治阶层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那一利益群体,其幸福价值将会被剥夺,而被剥夺的这部分幸福价值则被新的统治阶层及他们所代表的那部分利益群体获得了。因此,这样的社会变革普遍都是以一部分人的幸福价值的失去换取了另一部分人的幸福价值的获得。于是,对于那些将失去幸福价值的一方必然会极力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对于那些要求获得幸福价值的一方则必然会极力争取变革的成功。
        但这只是问题的开始,对于将失去幸福价值的一方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时,所采取的手段并不只是限于幸福价值范围之内的,处于现时统治地位的群体,会利用自己统治地位的优势条件,对寻求变革者不仅会采取流放、监禁、严刑拷打等等剥夺其幸福价值的手段,同时也会以杀害生命,甚至诛杀家族、亲友和同党的手段以达到阻止变革的目的,这些则是剥夺人的生存价值的手段。
        同样,寻求变革者也深知变革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的幸福价值,从表面上看也只是剥夺原有统治阶层的幸福价值,但所采取的手段则绝不可能只限于幸福价值范围之内便可达到的。如果不彻底打败统治阶层,从根本上使现有统治阶层失去其统治的地位,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于是,暗杀、恐怖袭击、战争这些以剥夺生存价值为特点的手段便不可避免地都会被使用上。
        所以,任何变革其初衷虽然都只是起于幸福的价值,但其手段则都必将会既包括了幸福价值范畴内的,也包括了生存价值范畴内的,即人的所有最重要的价值都包括在其中了,这就使得任何社会变革的你死我活的特点表现得十分突出。正是有了这一特点,便使得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其难度都非常大,因为任何现时统治阶层都会使用所有能够用的一切手段来捍卫原有制度,而现时统治者所掌握的手段与资源无疑又有着明显的优势。
        大的社会变革的难度极大还在于这样的原因,统治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必然会推行一系列的相应政策、措施和办法,会采用各种手段影响人们的视听与思想,使人们从思想深处认同这一统治和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就无疑会导致一种更科学、合理的制度要想让人们去接受其难度变得非常大。从历史上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思想要想让人们不断去接受都要用百年以上的时间,而要最后改变世界则需几百年。
        如文艺复兴运动以复兴欧洲古典文明为旗帜,实则是要推翻天主教的封建神权统治。由于天主教的封建统治在人们的思想深处烙印深刻,要摆脱其统治难度非常大,并且需要创造各种条件,这就要求有相当长的思想醒悟过程。因此,文艺复兴运动作为近代人类社会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自14世纪到16世纪,持续时间达200年才产生实质性作用。而在期间,许多思想家和科学家都惨遭屠杀与迫害,运动的最终成功则是以战争形式实现的。
        在之后不久掀起的被称为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启蒙运动,从运动兴起到产生实质效果也用了100多年。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其矛头直指黑暗的中世纪,启蒙思想家高举理性主义的旗帜,批判封建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抨击中世纪的神学教条,并提出了系统的建立合乎理性的社会与国家的理论与设想,从而为近代民主国家的建立,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铺平了道路。启蒙运动的成功是以一系列的大革命和大战争作为标志的,美国革命、法国革命、拿破仑战争……在革命与战争中死伤人数论百万计。
        纠其原因,正是因为变革之巨大,就决定了这次社会变革要比一般的社会变革更残酷,同时,要酝酿这次社会变革所需的思想醒悟过程也特别的长。除启蒙运动历时100多年外,实际上文艺复兴运动也是这次社会变革的前奏,由此算起,酝酿这次社会变革用了约400年时间。
        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如此。共产主义运动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目标,其社会变革的矛盾的尖锐对立性自然是毋庸置疑的,而这样的社会变革所需酝酿的时间之长,变革的手段之残酷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早设想可以追溯到16世纪初莫尔所写的《乌托邦》,而后,对一种理想社会的追求,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探索经历了几百年时间,这种探索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思想传播的过程。直到19世纪马克思与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从而为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正是这一思想的进一步传播,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以及共产主义的旗帜曾插遍半个世界。
        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其残酷性是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都伴随着血腥的战争与武装起义,而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即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便即刻遭到了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从政权的建立,早期维护以及之后的稳定,经历了非常艰难的过程。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仅因战争所导致的人员死伤便可论百万人计。这一切无疑都是因为这样的社会变革其现有统治阶层与要求变革的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完全对立所致,这种对立的特点是要求获得利益的一方必定是以另一方失去利益为前提的,因此,其利益的矛盾便必然是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

        二、这次巨变其根本利益的全人类一致性
        一般而言,社会变革的规模越大,其难度也就越大,这种难度在于占统治地位的现时既得利益集团会不惜一切地努力维护现有制度,而寻求变革的力量又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不断地凝聚,只有在双方的力量平衡发生逆转时社会的变革才能够实现。毫无疑问,正是努力维护现有制度的一方与寻求变革的一方,因其利益的尖锐对立,导致了每一次社会变革难度大、需要时间长,以及非常残酷的情况,这种情况因社会变革的规模越来越大而表现得尤其明显。
        那么,由国家社会向大统一社会的转变其社会变革的巨大性将会远超从前的任何一次社会变革,这是因为过去的社会变革都是在国家社会形态这一制度内的变革,这些社会变革有的是国家内部的制度变革,有的还涉及国家的合并、分裂和重建,但不论怎样,这些变革都没有脱离国家社会形态这一大的社会制度。而这次变革则是由国家社会向大统一社会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人类社会的社会形态的根本改变,是以所有国家的消亡为前提,从而达到全人类的大统一的,这种转变的巨大性是空前的,而其开创性意义不仅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那么,这种前所未有的巨大性是否就意味着这次社会变革的困难程度、残酷性程度,以及所需时日也应是空前的呢?
        我们知道,必须走向大统一这只是我们被迫的选择,因为如果不走向大统一便不可能真正做到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便会因此很快走向灭绝。所以,这次社会变革关系着人类的整体生存,每一个人最根本的利益都包含在其中。因为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灭绝灾难虽然可能不直接危及自己,但却现实地关系其子孙。
        不仅如此,事实上大统一社会又是一个可以为全人类带来普遍幸福的社会,因为当人类统一于一个整体之后,便可以将人类社会打造成一个非竞争的社会,且可以使民族融合与宗教融合成为可能,加之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大统一社会又特别适合推行均富的政策,这一切使得大统一社会将是一个没有竞争压力与知识更新压力的社会,是一个少有战争与各种犯罪的社会,也是一个普遍富裕且健康长寿的社会(关于这些问题将在之后章节中详细阐述)。因此,走向大统一不仅可以保证人类整体生存价值的实现,又能够保证人类整体幸福价值的实现。
        由此可见,大统一社会所能够带来的好处将可以普遍惠及我们所有的后代子孙,不论是哪个阶层、哪个群体都可享受到大统一社会为自己所带来的最重要的价值实现。因此,在大统一事业面前,全人类的不论哪个阶层和哪个群体,都有其根本利益的广泛一致性,并不存在在根本利益方面你的获得便是我的失去这种尖锐对立的矛盾。
        当然,虽然大统一事业对于全人类有着根本利益的普遍一致性,但是,根本利益与视界利益却常常存在矛盾,也就是说,一个人以及一个群体,其长远和本质的利益与其眼前和表面的利益常常并不一致,那么,长远和本质的利益需要智慧思考才能理解,只有理性者才会义无反顾地去坚持和维护,至于眼前和表面的视界利益则多数人都会坚持与维护,即使前者比后者常常重要得多,但也总是会有人为了获得后者而牺牲前者。因此,在大统一事业的推进中便必然会有一批不顾全人类根本利益的极端自私者会跳出来阻碍历史的车轮。

        三、阻力分析 
        既然由国家社会向大统一社会的变革其阻力主要在于在这一变革的过程中一部分群体的视界利益受到了损害,那么,大统一事业会影响哪些人的视界利益,并会因此受到多大的阻碍呢?要搞清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一些内容入手进行分析。
        首先,在普通人群中,大统一事业最大的视界利益的受益者将是广大的贫困国家,尤其是中小贫困国家的人民。
        贫困国家之所以有今天的贫困状况,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就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有些经受战火的蹂躏,有些长期受殖民主义者的欺压,这一切,使得他们成为了现代文明的落伍者。然而,落后就要被动挨打,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贫穷者只会变得更加贫穷。因为国际竞争规则是富国、强国制定的,特别是现代社会的竞争从根本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中小贫困国家在资金不足、人才不足、管理能力差方面是最为突出的,他们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尤其是技术创新和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方面其能力最差,现代文明的成果长期远离那里,于是,他们的落后与贫穷便是可想而知的了。
        但是,实现大统一之后,世界处于世界政权的一体化管理之下,贫困地区不仅会得到普遍公正的对待,而且他们得到的帮助将是来自全球范围的,而对他们的管理则是集全球智慧的。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则是,大统一社会虽然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却要强调对现有安全成熟的科学技术的普遍推广与应用。在国家社会那些中小贫穷国家是不具备这种推广与应用能力和条件的,但大统一社会,集全球的人才与智慧则完全可以将最合适的科学技术成果在这些地区加以推广和应用。 随着这种推广应用的深入与普及,这些地区尽快走向富裕将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第二,富国并不需要为大统一事业作出特别的牺牲。
        实现大统一后,穷国受益的同时便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这是富国援助并作出牺牲的结果,那么,富国人民是否因此受到了大的损失呢?其实并非如此,因为穷国的发展与脱贫,最主要是依靠现有安全成熟的科学技术成果的普遍推广与应用。这其中的主要投入是科技人才与管理人才,人才的培养和支援虽然也需要相当的投入,富国在为穷国尽义务时自然要求有这种牺牲,但这种投入相对于直接的经济扶植要少得多,而且富国的这些投入还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弥补回来。
        我们知道,由于在国家社会各国之间的对抗常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任何国家都会将军队的建设与军事的投入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军费开支必定会很大。但大统一社会世界融为一个整体,由于国家的消亡,国家之间的对抗也随之消亡了,随着民族与宗教的融合,以及非竞争社会的建立,人类社会会少有战争与犯罪,军队的主要任务则基本只是维持社会的稳定,以及对自然灾害的救助行动。这就使得军费开支将只是社会开支中的极小部分,一般而言可能连今天军费开支的十分之一都不需要。这便意味着国家社会的军费开支部分将可百分之九十以上都用于其他方面的投入,如果将这一部分投入到贫困地区的发展将是相当可观的资金。
        事实上,大统一社会在其他方面还可以实现费用的减少。例如,随着国家的消亡,各国最高权力机构消失了,全球只有一个最高权力体,即世界政权,因此最高权力机构体系便只有一套,这就可以大幅减少行政费用方面的支出。又如,随着国家的消亡,国家区域之间交往的障碍将会消失,尤其是贸易往来的障碍将会消失,这一切均可以导致各项费用支出的减少。若是仅仅只将这些费用用于对贫困地区的援助,也可以使贫困地区实现脱贫的目标。
        第三,中等富裕的国家其人民的经济利益将会有相当的受益,富国人民也会有一定的受益。
        当世界统一于一体之后,随着对现有安全、成熟的科学技术成果的普遍推广与应用,全球将趋于一个均富的世界,这种富裕的程度将会稳定在今天的发达国家的水平,或者稍高一些。因为今天的发达国家之所以富有是由于充分地应用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如果把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普遍地应用于全球每个地区,这些地区自然也就会具有今天发达国家的水平。
        又由于现有的科学技术成果总会有一部分还没有得到应用,但这些成果在大统一社会则必定会最终都能够普遍地被推广和使用。并且任何发达国家所应用的科学技术都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是最先进的,而大统一社会将是对全球所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全面汇总后的统一应用,因此,所使用的科学技术其总体先进程度必定会超过今天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因此,大统一社会人们的生活水平甚至会高于现有的发达国家的水平。由此,中等富裕国家的人民便会有相当的经济受益,而富国人民也会有一定的经济受益。
        第四,世界各国中下层的领导者其视界利益不会有大的改变。
        当实现大统一后,如果世界各国的中下阶层的领导者还在其位的话,他们所领导的区域,或者所领导的行业部门,由于其范围仍然还没有大的变化,在他们之上仍然还是有更高层级的领导者与领导部门的领导与管理,因此,仅仅从权力的大小与范围而言,他们的视界利益将不会有大的改变。
第五,中小国家的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是视界利益的最大失去者,而大国的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则是最大的受益者。
        由于国家社会其最高权力体是国家,每个国家的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的决定与行为都没有更高层级的干预与左右,因此这些人的决定都是最终决定,他们不仅享受着这种最高层级领导者所享受的荣耀与权力,同时又可因此获得许多的特权与视界利益。
        国家社会是许多的国家并存,每一个国家都有其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但是,当人类实现大统一之后,最高权力体将是唯一的,其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人数都非常有限,在推进大统一的过程中,那些中小国家的领导人能够在大统一事业中扮演主导者角色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因此,他们更多的可能将会是因大统一社会的实现而失去其权力与特权,且所失去的是顶极的权力与特权,因此,他们视界利益的失去将最多。
        对于大国的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情况刚好相反,因为一般而言,任何大的政治版图的改变都要依靠大国力量推动,由国家社会向大统一社会的转变其巨大性要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变革,无疑这次变革必须得依靠大国的力量去完成,而其中最能够发挥作用的领袖与群体将毫无疑问是大国的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
        尤其重要的是,大统一事业是拯救人类的伟大事业,也是为全人类带来普遍幸福的事业,其无比的正义性毫无疑问是空前的,甚至也是绝后的,在如此具有意义的事业中能够发挥领导者的作用,正是任何具有实力的政治领袖梦寐以求、终身难得的,如果真的在大统一事业中有所作为,这些领袖将可名垂青史、万古流芳,而最有可能担此重任者毋庸置疑将会是大国的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因此,他们将会是大统一事业的最大的受益者。
    
        综上所述,大统一事业不仅有根本利益的全人类一致性,而且在大统一事业中,广大的普通人群都能够获得视界利益的收获,不论是穷国、中等富国还是富国,其人民群众都可受益其中。如果把这一道理对他们进行宣传与教育,他们将会是推进大统一事业最广泛的力量,这种力量终将可以形成一股巨大的洪流。
        在领导阶层中,广大的中下层领导者虽然在权力方面其视界利益不会有多少得失,但他们却是大统一事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的受益者,加之大统一事业具有拯救人类的伟大意义,每一个人的根本利益都包含其中,因此,这些群体也将会是大统一事业的支持者与推动者。
        大统一事业最大的阻碍力量将可能来自广大的中小国家的最高领导者与最高领导阶层。因为就权力与特权方面他们都将会是失去者,相信在大统一事业中,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会以全人类的大义为主,成为大统一事业的推动者。但是,其中也必定会有少部分极端自私者,他们可以不顾全人类的生存,不顾子孙后代的幸福,由此固守自己的权力与特权,而成为阻碍大统一事业的小丑。
        那么,如果这些人要反对大统一事业,其所发挥的能量是比较大的,他们会利用自己最高领导者与最高领导阶层的条件,想方设法动员全国人民来阻碍大统一的进程,他们会扰乱视听,使其人民不能够认识大统一事业的必要性、可行性与能够为其带来多种现实利益的好处。因此,这些人将会是大统一事业的主要阻碍力量,也是最强大的阻碍力量。
        与之对应的则是,那些大国的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由于有可能成为大统一事业的最大受益者,因此,他们极有可能会成为大统一事业的积极推动者。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可以发挥的能量是非常大的,他们会利用自己国家最高领导者与最高领导阶层的条件,动员举国之力来支持大统一事业。同时,大国的能量并非仅限于自己本身,大国又有号召全球或者区域各国的能力,这些大国虽然只是全球诸多国家中的极少数,但他们能够发挥的能量却是全球性的,其能力绝不是一些小国可以比拟的。
        因此,作为大国的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他们不仅有可能积极地推动大统一进程,也是最有能力推动大统一进程者,如果少数最具实力的国家的最高领袖决意联合行动,世界完全可以彻底改变模样。因此,他们是大统一事业最值得依赖的力量。
        那么,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由国家社会向大统一社会的转变是人类历史上空前巨大的社会变革,由于有人类根本利益的完全一致性,以及全人类视界利益的广泛一致性,尤其是大国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这一最具能量的群体是视界利益的最大获得者,这就使得这一空前巨大的社会变革其阻力则有可能相对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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