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胡家奇,1962年出生于中国湖南,1979年就读于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1983年毕业后主要在国家建材局机关工作,1994年创办企业至今。现为北京市门头沟区政协委员。
自从1979年无意中被卷入人类问题研究之后不久,我就决定了,这将是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因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人类正面临极其严重的灾难,这就是科学技术的非理性发展正把全人类快速推向灭绝的深渊,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出现了全面的错误,这种错误已经从根本上危及人类的整体生存和普遍幸福。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我们将会万劫不复,人类将没有再开始的机会。我要努力研究它,要一直呼吁,直至终生。
终身选择,从不后悔
——为了《拯救人类(精选本)》与《论人类灭绝》得以在香港出版
 
(本文发表在2009年1月的香港杂志上)
 
        是我从事人类问题研究的第30个年头,恰逢《拯救人类(精选本)》在香港出版,之前不久又有《论人类灭绝》一书在香港出版,便想借此机会将自己这些年研究的艰辛和苦涩倾诉出来。
 
        我是1979年无意间被卷入人类问题研究的,之后不久就决定了,我此生的主要任务就是从事这一研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很快就感到这一问题不仅非常重要,更是非常严峻和非常紧迫。因为研究表明,人类正处在生死存亡之际,然而,全社会却在一片歌舞升平中蒙在鼓里,人类社会其实是走在一条错误的发展道路上,这不是简单的发展错误,它是会把人类引向灭绝深渊的错误。
 
        但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观念一直主导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要想改变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是非常困难的,因而妄图改变者反而成了另类和不识时务者,倍受攻击和冷落便成了我习以为常的一切。

\
 
 
一、偶然的选择
        1979年我以仅差一分满分的物理成绩考上大学,但所学专业并非物理,为此心中常存遗憾,凡涉及物理方面的问题总愿意深入了解一下。大学一年级有一门课为《普通物理学》,在翻阅其参考书时有一节是简单介绍相对论的,今天连小孩子都知道相对论和爱因斯坦,但那个年代并非如此,由于之前经历的是封闭的“文化大革命”年代,加之自己来自偏僻的农村,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事先毫无所知。
 
        相对论是一门非常神奇的学问,它反映的自然规律不可思议,但一切又是真实的。如时间存在于速度中的公式告诉我们,当速度非常快时时间会变慢,今天的许多科幻电影就是依据这一公式演绎出来的;如质能公式告诉我们,一克物质中隐藏的能量相当于2万吨TNT炸药的爆发力,核武器就是据此研制出来的。
 
        我在感叹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的同时,突然觉得在科学的发展中,有一个必须要理性思考的问题:科学技术对人的能力的提高常常论百万倍、千万倍甚至上亿倍地计算,但它是一把双刃剑,既能造福人类也能毁灭人类,今天一枚核弹倾刻间可以毁灭一座数百万人的城市,相对于冷兵器时代一刀、一箭只能杀伤一个人,科学技术将人类的自我毁灭能力提高了数百万倍,但这样的毁灭力无疑没有达到顶峰,只要科学技术还在向前发展,这种毁灭力的提高趋势便总是存在,那么,这种毁灭力的提高何时到头呢?这使我想到了科学技术的继续发展会不会有一天将人类灭绝。
 
        我很快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没有什么问题比事关人类灭绝的问题更加重要。那么,以上简单的逻辑推断是否成立?如果成立,就说明科学技术具有灭绝人类的能力,但灭绝力量又是否会爆发?何时会爆发?这样的危机是否可以化解?
 
        一系列的问题使我在思考,如果科学技术灭绝人类就在前方不远,尤其是今天就采取措施都为时有些晚的话,不可能有任何问题比解决这一问题更加重要、更加紧迫,哪怕是当前国际社会普遍重视的恐怖主义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等等,在这一问题面前都只是小问题。
 
        正因为在从事这一问题研究后不久就大致可以判断,科学技术的继续发展必将很快灭绝人类,于是,对人类命运的深深忧虑便使得我对自己终身的工作作出了之前的选择。30年来我一直在告诉和鼓励自己,一定要把这一问题研究明白,并尽可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传递出去。
 
二、艰辛的道路
        由于是无意中卷入这一研究的,一头扎入时并没顾及其他,之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没有人真正系统涉足的领域,只是有一批人在单一的从事科学技术的安全性研究,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就一些具体的科学研究课题或者具体的科技产品的安全性进行评估,并提出一些相应的建议。因此,我实际上是撞入了一个“无人地带”。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冒然的撞入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知识贫乏的年轻大学生最初是不知所措的。怎样将简单的逻辑思考产生的研究感悟真正付诸研究的实施呢?我一方面努力查阅各种资料,另一方面则反复梳理自己的研究思路。
 
        要说科学技术能否灭绝人类,首先要对最前沿的科学技术有所了解,这是最初要进行的工作,它所涉入的学科至少有十几个,任何一个学科要真正了解都是不容易的。而要搞清楚灭绝力量是否会爆发,这不仅涉及自然科学问题,同时还涉及许多社会科学问题,这又要阅读好多我以前从不了解的书籍。此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是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然而,这才是我体会艰难的开始。
 
        最初的我是没有想过怎样去解决科技灭绝人类这一问题的,在确认问题的存在之后,再准备着手解决这一问题时,才发现它又涉及了许多我所陌生的学科。于是,这些年始终不停的阅读便成了我生活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上大学时我是成绩平平完成学业的,因为我把大多的精力都用在了这一研究所相关的学问之上,因此在同学们的心目中我是一个知识面很广,但成绩却一般的学生。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家建材局机关工作,在这里我一直都在坚持自己的研究。1988年和1989年我曾试图写一本系统的研究专著,为此还两年的时间没有回家探亲,利用假期,分别在人民大学和航天部第二研究院借同学的宿舍和朋友家的房子专心写作。但动笔后不久就发现无法写下去,因为涉及的学科与知识实在太多了,一些问题简单阐述也许并不难,但要落实到文字上成为严谨的学术文章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自己的知识实际上是远不够的。于是,急于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的我就想到了一种急功近利的办法,这就是改用小说的方式来写,小说是不必那么严谨的。
 
        然而,当写了20多万字后,回头看时自己都觉得可笑,因为一个严谨的学术问题怎么可能用小说的方式说得明白呢?于是,我就下定决心重新准备,在时机成熟时一定要把这一问题写成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
 
        我的研究困难很多,首先是没有时间。虽然机关工作并不都时间紧张,但时间却不属于自己,随时都会出差,即使在单位时也总要完成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很少有整的几小时或半天的闲时间,偶尔有,也总被人打扰。
 
        机关有一个特点,只要有时间同事们就喜欢聊天、打牌。由于我很少参与这些,总在看自己的、写自己的,时间一长就得了一个多半是贬意的绰号“胡家奇综合性”。
 
        北京图书馆离我们单位不远,我一有时间就去那里看书,以致十多年后再回原单位,还有同事开玩笑:“胡家奇,你还经常去北图研究毛泽东吗?”因为毛泽东是我们湖南老乡,我一看书他们就这么说。我也常常反问:“只有研究毛泽东才能到北图去吗?”
 
        另外,经济条件也是大问题。机关工资不高,我还要养家,所以连买资料的钱都成问题。于是就想到了去公司工作,那些中央直属企业比机关工资高一些。
 
        在我的请求下被调到了中国非金属矿总公司。这是一个国家计划单列公司,对外为副部级,实际上是一个有一定政府职能的管理性公司。
 
        然而,这里的工资虽高一些,但仅依靠一点死工资是很难解决我的问题的,于是我决心下海经商。我想,把经济问题彻底解决后时间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
 
        在下海之前中非总公司总经理李宝银两次和我谈话,要任命我为中国非金属矿建北石材公司的总经理,这一职务此时是由中非总公司的副总经理兼任的,但我去意已决。在这之前我是建北公司的一个下属公司的经理,给了我一个处级。
 
        下海时为了防止忘记自己的使命,我在日记中写上,赚了50万后就不干了,一心将自己的研究完成。但实际上我并没有完全履行对自己的承诺,没想到一个不喜欢经商的人做生意还很顺利,下海后不久我很快就达到了设定的目标,但却发现已无法脱身,许多人与自己一起奋斗,如果自己不干就意味着他们会失业,一个人总不能太自私。同时一些项目还在运作,不少的债权债务还得处理。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为了摆脱这一困局,我开始慢慢将权力转移给公司高管,并拿出一部分股份分给骨干人员。这一过程从1997年至2000年大致用了三年。
 
        2000年下半年,我基本上完全放弃了公司的日常管理,几乎全脱产在进行阅读与写作之前的准备。通常一个月才去公司一两次问问情况,偶尔开一次会也多半是把公司高管请到家里开的。
 
        2003年7月5日的夜晚,坐在书桌前被一些烦心的事缠绕着,想着公司在没有自己的管理下急剧滑坡,而自己所研究的结论与主流社会的传统认识又背道而驰,千辛万苦,一颗拳拳之心多半都有可能落得个无人领情、倍受打击的可悲下场,沮丧与凄凉感油然而生。于是顺手拿起笔在纸上下意识地写了一行感慨:“在人类文明有记录的数千年的历史中,真理常常被当成谬论,而谬论却常常被当成真理,并被奉若神明,使之神圣不可侵犯。一个革命性真理的诞生,首先总会面临无情的打击和血腥的杀戮,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我突然感觉到这段话有些道理,不仅可以反映我的心态,而且也能与我的研究结合到一起。那么,就这么开始吧!我就是这样开始了我的第一本系统研究专著《拯救人类》一书的写作。
 
        我的研究与写作过程一直都非常辛苦,我毕业后事先是从政,而后是经商,按理是生活在灯红酒绿的环境中,但我却少有应酬。不论到哪里我总是带上书,只要有稍许时间就抽空看一些。由于自己的研究始终与烦忙的工作交织在一起,因此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这样一种能力,间歇着忙碌琐碎的事务,只要拿起书本即刻就可以进入状态。这一能力在这些年的研究中帮了我的大忙。
 
        近30年的研究中,最辛苦的还是我正式写作《拯救人类》一书的近4年时间。我习惯凌晨与下午睡觉,上午与晚上通宵写作。多半时候,一天要写十四五个小时,偶尔还写近二十个小时。为省时间,我常常蓬头垢面,只是简单洗漱一下,吃饭也是胡乱几口。
 
        即便在我脱产的七年时间,有时候也还得过问公司的事务,甚至出差。为了利用出差时间,我养成了喜欢在火车上看书与写作的习惯,想必我经常出差的那几条线路的乘务员,还能记得在软卧包房,那个穿着睡衣、旁若无人地阅读与写作,半夜都不睡觉的中年男子。
 
        回想起来,上大学时不好好学专业,从政时不好好当政府官员,下海时不好好赚钱,一切都为了那个自认为极其重要,吃亏又不讨好的研究。其实,我完全可以过一种优越而又舒适的生活,但却选择了一条艰辛的道路。朋友们问我何苦?同事们问我何苦?家人们问我何苦?但我就是这样一个花岗岩的脑袋,死不改悔,也从不后悔。
 
三、另类的观点
        这些年的研究我得出了四个方面的观点,两个涉及当前,两个涉及未来。我坚信这些观点的正确性与科学性,但由于它们都违背传统观念,在他人看来便成了另类的观点。于是,处处碰壁,倍受排斥与攻击,便成了我常要面对的处境。
 
        仅以两个涉及当前的观点为例,第一个观点,我认为科学技术的继续发展必然很快灭绝人类。其理由首先是因为科学技术有灭绝人类的能力,只要科学技术继续发展,必然会生产出灭绝手段,这种灭绝手段是只需使用一次或者少数几次就可成灭绝人类的手段。
        本来上述理由很多人是赞同的,许多科学家也都有这方面的共识。但人们却相信人类可以掌控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中性的,本身没有罪。这就导致科学技术始终处在一种非理性的发展状态。
 
        事实上,人类并不能完全掌控科学技术,因为只要灭绝手段出现后,灭绝手段以及灭绝手段的研制技术会不断传播,早晚会传播到敢于使用者手中。因为我们人类是一个并非绝对理性的物种,再好的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都只能对社会整体起到比较好的约束作用,但决不可能保证每一个人都不干极端坏事,又由于人类的种群太大,人类的未来太长远,干极端坏事的人的比例再小,总量都会很大。
 
        其实灭绝手段即使没有人故意使用,灭绝力量也会爆发。因为科学技术有不可确定性,常常认为最好的却是最遭糕的,因此,当科学技术发展到相当高的层级之后,科技产品的不慎使用,以及科学实验的不慎都有可能灭绝人类。正如,氟里昂的不慎使用导致了臭氧层破坏一样;正如许多科学实验导致了毁灭灾难一样。因此,只要科学技术继续发展,人类的灭绝将防不胜防,不可避免。
 
        科学技术的真正起步只是源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200多年就发展到了今天这样高的层级,而今,科学技术还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加速性发展,所以,人类的灭绝应在前方不远。
 
        这一观点无疑是对传统价值观和习惯思维的彻底颠覆,要想让人们接受是非常困难的。我曾与一个内地很有影响的杂志社社长长谈两次,共谈了七个多小时,好不容易他接受了我的这一观点,但再谈我的第二个观点时,他就怎么都不接受了。
 
        我的第二个观点是若要解决科学技术灭绝人类的问题,人类必须走向大统一,而且人类也已具备了大统一的条件。
 
        我的理由如下:除了极个别心理变态的科学家以外,相信绝大多数科学家对科学技术的研究都不可能是以灭绝人类为目标的,因此,灭绝手段的出现,以及灭绝力量的爆发多半是在科学技术发展到相当高的层级之后水到渠成的结果。所以,要避免人类的灭绝必须限制科学技术向更高层级发展,同时又要把现有安全成熟的科学技术成果广泛地普及到全球各地,如果这样,完全可以保证全人类的丰衣足食。
 
        但是,要限制科学技术发展,并理性地使用好科学技术,今天的国家社会做不到。因为国家社会多国并存,国家之间是竞争与对抗的关系,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对抗不受约束,常以战争这样的血腥杀戮的极端形式表现出来,所以任何国家都不会轻视这种竞争。那么,不论是何种竞争,归根到底都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放弃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大国更是如此。
 
        由于这样,便只有全球性的统一行动才可能实现上述目标。但因为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左右国家的单独行动,联合国也做不到。所以,要想实现全球性的统一行动只能实现人类的大统一,用世界政权来统驭全世界。
一说到人类的大统一,那个社长朋友就直摇头,他说:“大统一?可能实现吗?!”
 
        这样的遭遇很多,在香港与一位杂志社的社长谈到这个问题他就笑:“大统一?那是千年万年后的事吧?!”
 
        那么实际情况怎样呢?如果说百年前谈人类大统一当然不可能,因为那时从中国腹地到美国腹地,之间要开一个会从通知到开会需要一年时间,当然不可能统一。但现代交通和通讯手段已经把世界联系到了一个地球村,这就说明人类大统一的硬件条件已经具备。剩下的只是软件条件,也就是人的因素,那么软件条件又是怎样的呢?
 
        如果今天的世界主要是君主制国家阻力是很大的,因为君主制国家的领导人任职是终身的,政权更迭是世袭的,一旦失去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不仅他自己,而且他的后代也会失去一切,自然特别看重自己的地位。但今天的世界主要是民主制国家,尤其是大国基本都是民主制国家,国家领导人多则任职二、三届,少则任职一届半届,因此对这个位置不是特别留恋,如有强大的理由他们是可以放弃自己的地位的。尤其是大国领导人,在人类的大统一事业中他们是主要的发挥作用者,若是有可能实现人类大统一,正是他们青史留名的好机会。
至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更是不可能对人类的大统一设置什么障碍,试问,人类的大统一我们会很难受吗?
 
        因此,实现人类的大统一其实什么都不缺,只是缺乏将一个严峻的道理传递出去,也就是要让人们真正了解人类大统一的必要性。作为一个智慧物种,要是真的认清了自己正面临生死存亡的选择,什么事都会变得可能。
 
四、倍受挫折
        2006年底,《拯救人类》第五稿完成之后我想联系一家出版社。事先我是有目标的,就是《万物简史》这本书的出版社,因为《万物简史》是一本涉及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的畅销书,这在涉及自然科学的书籍中是不多见的,并且它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而我的《拯救人类》一书涉及的自然科学知识很多,并打算翻译成英文以及其它文字, 也希望能成为一本畅销书,所以自然就有了上述目标。
 
        我随意通过版权页上的电话便找到了《万物简史》的责任编辑,也是这本书的翻译陈邕。说明意图,并将还有待修改最后一次的书稿给了他一份。陈邕看过书稿后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他不仅赞同我的观点,对我的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表示一定会把这本书出版成一本畅销书。
 
        竟然这么顺利,原准备接受打击的心理不仅荡然无存,甚至有些飘飘然。然而,半个月后情况急转直下,陈邕将我的书稿拿到社里的审读会上讨论,结果被枪毙了,因为社领导认为这本书有政治风险。
 
        陈邕是个书生,满怀信心的承诺却是如此的结局,他很是过意不去,反倒是我给了他不少安慰。
 
        我又即刻通过朋友找到了工人出版社的一位副社长,她认真看过后认为出版是没问题的,至于是不是能出成一本畅销书还不能打保票。我想能出版就是一个成功,至于畅不畅销再说,一个副社长的承诺应该是有相当可靠度的。然而,半个月后的回答再次使我失望了,他们社的审读会讨论的结果同样是说这本书有政治风险。
有什么政治风险?!一本关于全人类的书,不仅超越国家,也超越意识形态。看来北京这个地方太保守了,必须到南方去,那里也许开放一些。我在这样思考。而且针对前两次认真看过我书的人非常支持和欣赏这书,而转一道手,只是提纲性地向社里领导汇报就被枪毙的情况,我想一定要找出版社的一把手。
 
        于是我把目标转向南方。在广州找了一家出版社,还没等我介绍明白书的内容就被对方拒绝了。我又通过朋友找到了深圳的一家出版社的中层干部,听完我的介绍同样说是怕担政治风险,不能向领导推荐。
 
        这南方还不如北京呢!我虽感失望,但在这里我却得到了全国图书订货会在重庆召开的消息。毫不犹豫,我直奔重庆。
 
        图书订货会真是聚集了全国主要的出版机构,我用二天时间谈了二、三十家出版社,当即表示有兴趣出版的就有六家。由于有之前的教训,我不能高兴得太早,我想必须选一家确实靠得住的出版社。由此,便将目标锁定在了北京的同心出版社。因为这六家有意向的出版社,接待我的相关人员中只有同心出版社是完全可以拍板的社长兼总编刘霆昭先生。但刘先生并没有把话说死,他说马上是五一长假,在长假之后给我一个准信。
 
        长假后的第一天就接到了刘霆昭的准确回话,他说长假的七天他一口气把我的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同心社每年都要出几百本书,这是他在出版社工作多年中很少有的。他不仅肯定可以出版这本书,而且给了这本书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本有可能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书,也是他在出版社工作五年多来接的份量最重的一本书。电话中可以感觉到这位处事稳重的社长说得有些激动,他告诉我要倾全社之力来推这本书,并说在看了我的书后非常感慨,由此为我的书写了一篇文章。于是在电话中将他写的文章念了一段。
 
        仅仅听了不长的一段,就明显地感到这是一篇文采飞扬的文章,我说就将它作为序吧!刘社长欣然同意了。
 
        之后的一段时间,出版过程非常顺利。7月6日在京丰宾馆召开全图书商订货会,同心出版社专门为了我的这本书作了大量的广告,还租了一个豪华会议厅,请了一、两百个书商搞了一个作者见面会。这些在同心出版社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在见面会上刘社长讲话时向书商们高调介绍,《拯救人类》是一本有可能超越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划时代的巨著。之后我提醒他,是否说得太过了呢?他说:“怎么想就怎么说吧!”
 
        7月24日是图书正式出版发行的日子。25日下午,同心出版社请来了国内23个知名媒体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仍然是高调的,相关人员对这本书的评价极高,甚至更高于7月6日书商见面会的评价。这超乎我的想象,当时我就有一种预感,会不会出事?  
 
        真是应验了这种预感,新闻发布会从下午2点开到5点,但是,一小时后突然接到有关部门的通知,说北京市委宣传部要对这本书进行审查,所有发出去的书必须马上收回,卖出去的书则要想办法收回,包括给新闻媒体赠送的书也要收回,所有的新闻报道必须停止,等待对这本书的审查结果。此时,书已发到全国各地。
 
        之后就是二、三个月的漫长等待。最后的结果是这本书不能发行,并提出了相应的一些意见。
 
        根据这些意见我对《拯救人类》一书作了大幅删节,由80多万字删掉了整整一半,又形成了另外一本书即《最大的问题》,这本书是在我的母校东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我十分坚信我的研究成果对于全人类的极其重要性与极其紧迫性,为此我不仅向包括中国主席、美国总统和联合国秘书长在内的26位人类领袖写信,而且这次又在香港出版了两本相关书籍,并且还在将这些书籍翻译成其他国家的文字,希望发行至世界各地,让人们真正了解这些研究成果。
 
       《拯救人类》出版以来我就一直试图通过媒体将我的主要观点宣传出去,但多方努力始终非常困难。首先,要说服媒体负责人认可我的观点就非常难,一个认为科学技术继续发展会很快灭绝人类的观点,若是简单说出去很容易被人认为是一个哗众取宠、不屑一顾的东西,或者是那种巫婆神汉类的迷信预言,只有认真看过我的书的人才能真正认识到我的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但是,这是一个浮澡的世界,又有几人能够有耐心地看完它呢?
 
        于是,我只好不厌其烦地演讲式地与那些我认为重要的人解释我的观点。但即使这样,也很少有人能耐心去倾听。我经常为了解释一个观点要和别人谈四五个小时,甚至七八个小时,为使人能够耐心地听下去,我用尽了各种办法。朋友们常常质疑我,这是何必呢?!放着好好的日子你不过,图什么?!
 
        然而,即使如此的努力,也有一些媒体的领导确实接受了我的观点,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只有他们个人对我的观点的认同,却不敢报道,因为怕担政治风险。
 
        我真的不知道哪儿来的政治风险?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发展那么好,我本人也是这一发展的受益者,对于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对国家的领导我不仅非常认可,更是非常拥护和感激。我不但从未有过与党和国家过不去的想法,而且我的研究真的只是关于人类问题的,不涉及政治,从长远看,它不仅对我们的国家和政府无害,甚至存在巨大的机会。
 
        下一步,看来我只能到国外去推广这些观点了,但我的英语却很差,要想学到运用自如的程度决非一两年功夫可成,别的语言我更不会,况且要想学习语言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无疑只能借助翻译了。

页面功能: [ 字体: ][ 打印 ][ 点击:][ 关闭 ]


相关文章article
终身选择,从不后悔(2009-05-27)
 


首页 | 通信与交流 | 新闻与评论 | 我的书 | 我的文章 | 我的博客 | 关于我 | 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