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胡家奇,1962年出生于中国湖南,1979年就读于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1983年毕业后主要在国家建材局机关工作,1994年创办企业至今。现为北京市门头沟区政协委员。
自从1979年无意中被卷入人类问题研究之后不久,我就决定了,这将是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因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人类正面临极其严重的灾难,这就是科学技术的非理性发展正把全人类快速推向灭绝的深渊,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出现了全面的错误,这种错误已经从根本上危及人类的整体生存和普遍幸福。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我们将会万劫不复,人类将没有再开始的机会。我要努力研究它,要一直呼吁,直至终生。
第三节 统一人类行动的努力
第三节  统一人类行动的努力
        在明确了我们对于科学技术应持有的态度,以及要避免人类的灭绝必须采取统一全人类的行动以严格地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一结论后,以下的问题便是要探讨通过怎样的途径才能够实现统一全人类的行动这一目标了。
        在探索协调各国立场,统一人类行动方面,人们曾经付出过并正在付出一系列艰辛的努力,这一系列努力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军事等等各个方面,但其重点主要是围绕着怎样制止战争而展开的,这是因为一直以来人类最血腥、最可怕的自我毁灭一直是战争,战争对人类的危害是人们认识得最清晰的。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客观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可怕的各种灾难的背后,直接根源是科学技术,尤其是由科学技术最终导致的灾难已经不是简单的大规模毁灭,而是人类的灭绝。这样,就必须要求我们要比制止战争的发生其力度更要强百倍、千倍、万倍地去控制科学的研究和技术的开发,因为,如果真的因自身的失误导致灭绝,人类连后悔和重新开始的机会都没有。
        这是事关人类的整体生存问题,人类所有别的价值在这一价值面前都显得无关紧要,这种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必然要求全人类的统一行动务必绝对彻底、绝对连贯、绝对持久。
        在统一和协调全世界的行动方面人类过去的努力不可谓不执著,其中最广泛、力度最大,同时也是最有效的两次努力,一次是成立国际联盟,一次是成立联合国。

        一、国际联盟
        国际联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是第一个组织起来协调世界行动,保障全人类集体安全的一种体制。之所以在20世纪初开创国际联盟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国际组织的先河,是人类经历巨大的自相残杀后痛定思痛的结果。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四年多,是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世界规模的极其惨烈的大战,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大国基本上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战争中死亡人数超过1000万,受伤人数超过2000万,直接和间接的战争费用达4360亿美元,超过过去200年历次战争开支总和的10倍以上。
        面对巨大的毁灭和破坏,让人触目惊心、心有余悸。战争期间就有人主张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利用这个国际组织统一和协调世界事务,以促进统一的和平运动,避免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在为解决战后诸问题所召开的巴黎和会上,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14点计划,其中他倾注最大热情并寄予最大希望的是成立国际联盟。《凡尔赛和约》中国际联盟盟约被列为第一部分。
        国际联盟的成立让全世界都充满希望,尤其是一些深受大国欺负的中小国家,更是把国际联盟的成立当成是自己国家安全和主权平等的保护伞。有着学者总统之称的威尔逊则坚信,国际联盟是世界和平的“可靠保障”。
        国际联盟成立之后便力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在世界人民的期待下,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但事后证明,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国际联盟根本无法发挥实质性作用,其工作成效是极其有限的。
        国际联盟遭遇的第一次严峻的挑战是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向东北的核心城市沈阳发动突然袭击,进而占领南满铁路沿线的主要城镇。事变发生后,对于制止日本的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略行为,当时的中国南京政府对国际联盟寄予厚望,作出的决定是将解决事变的权力完全交给国际联盟,由此,中国政府很快向国联理事会提出申诉,要求国际联盟采取行动,并恢复事变前的状态。
        针对中国政府的申诉,国联理事会立即进行了研究,并通过了决议,但日方毫不理会,在此情况下,国联又第二次通过决议,却仍遭日方反对。无奈之下,国际联盟决定组成一个专门的调查团,赴远东进行调查。
        在进行6个多月的调查后,国联调查团完成了关于中国情况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之后经过激烈的争论,国联大会通过了关于调查团报告书的决议,决议宣布日军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属于非法,要求日军从东北撤军,同时申明对由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不予承认,但没有根据国联盟约对日本进行任何制裁,还承认了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这实际上是一个对日本有一定妥协的决议。
        就是这样一个妥协的决议还是遭到了日本的坚决反对,日本代表当即退出会场,而后日本政府又正式宣布退出国际联盟。面对日本的骄横跋扈,国际联盟毫无办法,最后只能以对日本进行道义上的谴责而告结束。
        继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之后,国联遇到的第二次重大的挑衅是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
        1934年12月5日,以发生在意属索马里与阿比西尼亚边境的瓦尔瓦尔地区的一个边境事件为借口,意大利出兵占领了瓦尔瓦尔,并强行要求阿比西尼亚向意赔偿损失。这一无礼要求遭到阿比西尼亚的坚决拒绝,弱小的阿比西尼亚深知不可能与意大利在军事上进行对抗,于是把希望寄托在了国际联盟身上,1935年1月3日,阿比西尼亚向国际联盟提出控诉,请求国联进行干预、制止侵略。
        当时的国际联盟事实上控制在英法两国手中,对于意大利的侵略行为,不论是从维护国际联盟宗旨考虑,还是从维护英国在北非和东非的利益出发,国际联盟都不应该袖手旁观。但是,英国和法国对待意大利的侵略行为极其谨慎,思考问题的角度不是怎样去维护正义和国际联盟的宗旨,而是怕得罪意大利后会促使意大利与德国结盟,因此,态度十分暧昧。
        英法的妥协进一步助长了意大利的侵略野心,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正式进攻阿比西尼亚。对于如此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国际联盟迫于各方面的考虑,不得不做出强烈反应,宣布意大利为侵略行为,并决定从经济上予以制裁,但制裁清单并不包括石油、煤炭、钢铁等重要产品,这是由于法国的不合作态度所造成的。自然像这样的制裁最后注定会失败。
        1936年5月,意大利军队依靠化学毒气对付顽强抵抗的阿比西尼亚守军,而后攻下阿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阿比西尼亚被兼并。
        值得深思的是,阿比西尼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亲赴日内瓦,于6月30日在国际联盟大会上发言,控诉意大利的侵略罪行,请求国际联盟干预并制止意大利的侵略,并呼吁国联向阿比西尼亚贷款购买武器抵抗意军。然而,这一十分可怜的请求竟然遭到23票反对,25票弃权,唯一的一票赞成者是阿比西尼亚自己。7月4日,国际联盟结束了对意大利的制裁。可见,国际联盟的力量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世界各国在面对强权时,其维护人类公理的正义之心是何等地脆弱。
        国际联盟的软弱,不敢伸张正义,屈服于强权,使世界各国深感失望,同时也给法西斯分子的侵略开启了方便之门。
        正是国际联盟在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问题上表现的软弱无能,极大地激发了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1937年7月7日,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战争,导致这一侵略的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对国联能力透彻认识的结果。
        使国际联盟彻底丧失作用的是希特勒。受墨索里尼冒险侵略成功的鼓舞,希特勒决定挑战《凡尔赛和约》。根据《凡尔赛和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不得在莱茵河的东岸50公里范围内驻军,这一地区应作为非军事区。
        莱茵非军事区的存在是希特勒的眼中钉,因为非军事区约束了德国军事的扩张,使德国西线对法防御处于空虚状态。希特勒上台后一直想拔掉这颗钉子,但德国当时只是刚刚开始重整武装,军事实力无法与法英抗衡,如果国际社会再出面干涉,德国不可能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
        可是,国际联盟与英法在维护正义上的表现,以及面对强权的绥靖屈服态度,使希特勒感到有可能冒此一险。1936年3月7日,在希特勒的命令下,35000名德军开进莱茵非军事区,并构筑军事防线,同时还占领了莱茵河西岸的几个重要城镇。
        这种公然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行为,直接受到威胁的是法国。法国政府中当时主张出兵莱茵区,迫使德国撤军的呼声确实比较高,但在征求英国意见的时候,不愿冒战争风险的英国反对法国的主张,也反对对德国的制裁。法国政府由于不敢单独采取行动,错失了进军莱茵区,制止希特勒野心进一步膨胀的好机会。需要强调的是,当时的国际联盟实际上就操纵在英法两国手中,英法两国的这种态度使得国际联盟在针对德国出兵莱茵区的问题上,只是指责其违反《凡尔赛和约》,却没有采取任何有力措施。
        德、意、日法西斯主义者的频频得手,使希特勒意识到国际联盟实际上无足轻重,完全可以撇开国联为所欲为。
        于是,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1938年10月又占领并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之后再一次趁火打劫,将捷克斯洛伐克肢解,并使其灭亡。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国公然撕毁《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向主权国家波兰进攻。9月3日,被迫无奈的英国和法国不得不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联盟便名存实亡,二战结束后,国际联盟正式宣布解散。
        从筹备到成立,国际联盟倾注了许多有识之士和政治领袖的热情,许许多多热爱和平的人们对其充满期待,人们幻想着国际联盟的成立能给世界带来永久的和平。然而,所有的期待与希望都只存在于人们的短暂幻想之中,国际联盟在存在的26年中,没有制止过任何一场重大的战争。
        国际联盟还开展了另一项重要的工作,这就是组织和协调国际裁军工作,那么,在国际联盟的各种努力下,同样也没能在裁军方面取得过任何实质性进展。事实上,国际联盟所有的贡献只在于为人们提供了一次不切实际的希望,并为以后联合国的成立提供过一定的借鉴经验。
 
        二、联合国
        人类是一种永远也不会吸取教训的动物,人们祈求和平,但和平的希望却总是成为泡影。在一战结束不到20年后,更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二战的灾难更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造成的伤亡达1亿人,其中死亡人数超过5500万,大战造成的经济损失则无法用数字准确统计。
        亲身感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灾难,人们对和平的期盼更为强烈,希望能有一个机构可以真正统驭世界,确保和平,联合国的诞生正是人们强烈呼唤和平的结果。

        (一)无力维护世界和平
        维护世界和平,构筑集体安全体系是联合国的主要宗旨,也是联合国成立的初衷。联合国成立了70余年,虽然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但局部战争从来都没有间断过,大大小小的武装冲突更是时有发生,这些战争与武装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近3000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三倍。算起来,大的冲突发生了200多次,有些战争的规模还非常大,卷入的国家也很多,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等,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解决局部冲突上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影响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因素是国家利益的不同。作为一个国际组织,联合国的职权是国家赋予的,主权国家自身的利益从来都高于联合国的利益,联合国的一切决定只要与某些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必然遭到这些国家的抵制,如果这些国家是具有相当实力的国家,或者有大国作为后台,联合国的决定就肯定贯彻不下去,因此,在妨碍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国家利益中的大国利益又表现得尤为突出。联合国的所有重大决定只有与大国利益趋于一致,或者不发生重大冲突时才有可能获得贯彻执行。
        就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而言,自1948年6月第一次中东战争中联合国采取第一次维和行动,至1988年冷战结束,期间40年只采取了13次维和行动,而1989年以来,则每年都有维和行动,有时一年的维和行动超过10次。这是因为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领导的不同阵营利益很难统一,在安理会则很难就一项维和行动达成一致,由于各国从来都不愿抛开自己的局部利益而站在人类的整体利益角度客观评判某一问题,在联合国的舞台上常常是一国赞成另一国则必然否决,反之也是如此,从而演出了一幕幕令世界深感失望的闹剧。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大国矛盾趋于缓和,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多地转移到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各国都希望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于维和方面有着共同的希望,因此,维和行动采取的次数便较之前多得多。
        但是,冷战后随着一超多强的世界基本格局的形成,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则更多地致力于用自己的意志去左右联合国,以维和与反恐为名,行扩张之实。当然,联合国也不是事事都会听其摆布,一旦联合国不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时,美国就会抛开联合国单独采取行动。
        2003年美国借反恐为名,计划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全世界对美国的行为都看得非常清楚,所谓反恐只不过是借名而已,为了中东的石油,推行自己的霸权主义这才是其本质。因此,对于美国的这一行为,绝大部分国家都给予了坚决抵制,世界各地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此起彼伏,形成了冷战之后从来没有过的世界人民共同一致的自发行动,就包括美国传统主要盟友的法国和德国都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曾试图得到安理会的授权,但五大常任理事国除美国和英国外,其他三个国家都明确表示反对,甚至放风要动用否决权。在不可能得到授权的情况下,美英等少数几个国家便绕开联合国,单方面对伊动用武力,推翻了萨达姆政权。
        不顾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公开挑衅联合国决定,或者绕开联合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的公然侵略行为,在联合国存在的70余年中频繁发生,屡见不鲜。如对以色列公然侵占阿拉伯领土,阻止巴勒斯坦建国的行为,联合国曾多次通过决议,但是倚仗着美国后台,以色列就是不执行决议;又如,朝鲜倚仗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特殊关系,对联合国反复通过的决议置若罔闻,频繁地试验核武器和试射弹道导弹,这一切联合国都没有办法。对于有些涉及主要大国直接参与的行为,联合国更是无能为力,有时甚至敢怒而不敢言。如华约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入侵阿富汗、北约对南联盟的战争、美国入侵格林纳达、美国入侵巴拿马等等。至于二战后的最大的两次局部战争,即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由于对阵双方的实际后台都是大国,在解决争端、避免杀戮方面联合国更是不可能有所作为。

        (二)艰难的裁军之路
        联合国宪章指出,联合国将致力于尽量减少世界人力及经济资源消耗于军备。根据宪章规定,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负责裁军和调整军备事宜。
        为了推动裁军进程,联合国先后成立了一系列裁军谈判机构与组织。如针对核子武器对人类的威胁,早于1946年1月24日,联合国在安理会之下就设立了原子能委员会,这是联合国的第一个裁军组织。然而,70余年的裁军之路,联合国早已是威信扫地,其裁军结果更是令人啼笑皆非。
        1961年苏联计划在新地岛进行一次当量为5600万吨TNT的氢弹试验,如此巨大的爆炸相当广岛原子弹当量的近3000倍,这样的核试验与当时世界对核裁军的愿望是极不适应的。因此,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以87票赞成,11票反对和1票弃权通过了要求苏联停止这次核试验的决议,但是3天后苏联不顾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如期进行了试验。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生效,要求44个有核能力的国家的签署,以及这些国家的有关权力机构的批准,但直到目前为止还有多个具有核能力的国家尚未签署和批准该条约。特别是世界上最大的有核国家美国,迄今为止其国会还没有批准该条约,
        作为国际组织的联合国其权力由国家赋予,要是国家不赋予这种权力联合国什么事也办不成,特别是针对像美国这样的大国的行为,联合国更是无能为力。
        1967年联合国通过的《外层空间条约》规定,严禁在外层空间部署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严禁在外星体建立军事基地,但美俄等国则已经正式启动“天军”计划,而且俄罗斯的空中部队已正式更名为空天军。
        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反导条约》是美苏两国于1972年签署的,该条约以通过禁止双方发展全国性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来确保对方的核威慑,旨在以“核恐怖平衡”来遏制核战争。冷战后的美俄实力已非40年前的美苏实力可以形成平衡,美国一心长期从军事上领先世界、称霸全球,世界各国早就察觉到美国有可能会我行我素,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为了防范未然,第56届联合国大会于2001年11月29日,以82票赞成,5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维护和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决议,这是联合国大会连续第三年通过类似决议,但是2001年12月13日,美国总统却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
        《反导条约》是国际军控体系的基石,在国际裁军领域有30多个条约与之挂钩,《反导条约》的废除,事实上彻底动摇了国际裁军体系,后果可想而知。
        回想联合国在裁军方面做过的所有工作,从1945年仅美国一家拥有原子弹,1946年就开始致力于国际核裁军,其裁军谈判的实际结果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越来越多,核武器的品种越来越多,核弹头的数量越来越多。以至目前公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已达9个,而实际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应该更多。全世界核武库的规模最高时达到了7万件,即使现存的核弹头也论万件计。核武器的品种除原子弹之外,又研制出了氢弹、中子弹、强冲击波弹等等,且第四代核武器也在各大国的秘密研制计划之中。
        冷战之后的联合国在裁军领域表面上通过了许多决议,但失去了制衡的美国正在使联合国边缘化,任何决议都不可能对像美国这样的大国有任何实质性制约,事实上,对于其他大国的制约作用也十分有限。
       
        (三)协调经济与社会矛盾的困境
        与国际联盟不同的是,联合国还有协调国际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卫生等工作的职责。那么,与维护世界和平以及国际裁军相比,在经济与社会领域,联合国要通过一项有关声明、宣言、公约、条约、协议和决议要容易得多,这是因为有关经济和社会的问题往往具有普遍道义的正确性,以及普遍的共同利益性。但是,联合国的决议要得到执行就要大打折扣了,具有普遍共同利益性的决议很好执行,而仅有道义性,在利益方面出现各国的不同,以及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出现矛盾,或者世界利益与本国利益出现矛盾时,这些决议便很难得到执行,甚至加入后还会退出。
        由于相对战争与裁军而言,经济与社会问题被世界的关注度要低,紧迫性一般也要弱一些,因此,世界对联合国所通过的决议的监督力度也就比较小,这就使得那些不执行联合国决议的行为在普遍泛滥的情况下并没有引起人们真正的重视。
        1990年8月27日至9月7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联合国召开了第八次世界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仅10天时间,通过了46项决议,这样的纪录在关于战争和裁军的议题方面是不可能达到的。这是因为预防犯罪是所有国家都关心的问题,自然不会有多少反对之声,而罪犯的待遇则是一个普遍认可的道义问题,即使有些国家不打算提高罪犯的待遇,也不会在公开场合对此表示反对。
        吸毒与贩毒是人类的公害,不论哪个国家都视之为洪水猛兽,关于禁毒问题自然会得到全世界的欢迎,联合国在通过诸如《麻醉品单一公约》、《停止非法贩运麻醉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等一系列决议时都比较容易,联合国所制订的100多项反毒计划也相对容易实施与执行。
        恐怖主义也是人类公害,像通过《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公约》、《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之类的决议时,当然不可能被否决。
        环境与资源问题是关系人类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大事,在联合国的主导下全世界通过和签署了200来项有关环境与资源的公约、协议和条约,但是这类公约、协议和条约要执行起来就要困难得多。
        例如:经过许多年艰难的多边谈判,2016年4月22日100多个国家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见证签署了关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美国也签署了这一协定。但2017年6月1日,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出于对美国经济的考量,刚就任不久就宣布退出了这一协定。
        又如,保护森林是保障生物多样性、防止土地荒漠化以及控制地球温室效应的重要手段,1991年9月联合国通过了《巴黎宣言》,向全世界呼吁保护森林,重建地球的绿色植被。以后又通过了《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防治荒漠化公约》等。但是,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无力通过发展工业和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于是便采取“杀鸡取卵”的办法,为了生存,他们砍伐森林、出卖资源、过度放牧、过度耕种,以换取基本的衣食温饱。
        由此可见,联合国要通过上述各类决议就并不那么容易,或者即使通过了决议,但要根本上解决这类问题却十分困难。追根溯源,在于这些决议所涉及的限制内容与一些国家的视界利益发生了矛盾,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出现矛盾时,国家一般都会选择眼前利益,在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发生矛盾时,国家则必然会选择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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