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已经明确，要避免人类的灭绝只能实现全人类的大统一，要使人类的价值实现达到最大化也只能实现全人类的大统一，而且，要实现全人类的大统一，今天不仅有这样的必要性，也具备了这样的可能性。
那么，要实现人类社会的变革需要人类自己去推动，由国家社会走向大统一社会是一次空前巨大的社会变革，又是一次空前理性的选择，且意义之深远同样也是空前的，面对这一无比伟大的事业，我们应该依靠怎样的力量启动历史的车轮呢？
第一节思想家与政治家的责任
任何一次大的社会变革，在这之前都有一场思想运动作为铺垫，这是一个思想的觉悟过程。因为真正能够看清历史方向的人，最先并不是广大的民众，而只是少数对人类历史有着深刻思考的思想家，他们是先知先觉者，在所有的人都还在迷惘的时候，他们已经深刻认识到，历史到了必须转折的时候，而且这种转折经过一定的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仅仅只靠思想家不可能推动历史，直接推动历史的是人民大众。相反，人民大众又是后知后觉者，他们每天埋头于自己的工作、生活，对历史的大方向缺乏认真的研究与思考，也许偶有感悟，但不会形成系统，也不会变成指导自己行动的理论依据。
理论一旦唤醒大众，便会变为现实的力量。在社会变革之前的思想运动，就是觉悟的思想家的成熟的思想理论被广泛宣传、传播的过程，当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致接受和赞同这一思想，并且决心为此奋斗的时候，一股改变历史的洪流便形成了，新的历史将由人民的力量创造出来。
如果人民大众处在一盘散沙、各行其是的状态，是不可能推动历史的，要形成推动历史的力量，必须拧成一股绳，向着同一目标，根据旗帜的号令进退有序，这样才能冲破旧世界的桎梏，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那么，这个举旗指挥者便是政治领袖。政治领袖是行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没有他们的努力就不可能使广大人民群众形成推动历史的合力，因此，在思想家先期的觉醒任务完成之后，政治领袖的作用就上升到主导的地位。而且，在许多次历史变革的过程中，政治家往往既是人民的领袖，又是思想的觉醒者。
可以从世界历史的发展中清楚地看到思想家与政治家的伟大作用。我们知道，中世纪封建神权统治欧洲达千年，在宗教神权的统治下，世界没有创造力，人民处于愚昧的状态。兴起于14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复兴古典文化作为号召和契机，掀起了一场历时达200多年的反封建、反教会神权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在意大利，但很快波及到英、法、西、德等欧洲各国，并产生深远的影响。正是因为文艺复兴推动的思想解放运动，才使欧洲从黑暗的封建神权统治下摆脱出来，并引导世界走出了中世纪。
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之后近代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并很快蔓延到欧洲其他地区以及美洲，从而影响到全世界。启蒙运动宣扬的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的思想，直接推动了欧美的革命运动，对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以及欧洲各国爆发的民主革命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100多年的启蒙运动就没有近、现代民主国家的诞生。
大家知道，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社会主义运动影响半个世界，许多国家相继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然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却不是偶然的，它是长期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以及工人运动推动的结果。这一思想的解放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诞生的空想社会主义，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并对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进行总结与提炼后，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是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前提和基础。
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要诞生一批杰出的思想家，正如文艺复兴运动的但丁、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正如启蒙运动的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正如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他们的思想为后面的历史发展作了有力的铺垫，才有之后的社会变革。
同样，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也必然会涌现出一批最杰出的政治领袖，正如美国革命中的华盛顿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列宁，是他们带领自己的人民实现了思想家的梦想，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历史的进步离不开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政治家，一个有理性、有良知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理应勇敢地肩负起历史的重任，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从国家社会到大统一社会，是人类社会的一次最重大的历史转折，这次转折对于历史的改变之巨大超过了过去任何一次，其意义之巨大也超过了过去的任何一次。从社会形态而言，过去所有的变革都是从一种国家形式转变为另外一种国家形式，并没有改变国家社会形态这样的本质内容。另外，过去所有的历史变革都是以幸福这一价值范围内的主题作为号召的旗帜与实现的目标。例如：文艺复兴运动的目标是要推翻封建神权统治，还人以自由，“使人真正成其为人”。封建神权统治的代表是教会，推翻封建神权统治就是剥夺教会以神的名义愚弄和统治人民的权力，这对于广大的人民大众是为了争取自由，自由最高只能纳入幸福价值的范畴，它是幸福的一个局部，因此，争取自由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争取幸福的过程。相反，剥夺教会的统治权就是剥夺封建教会统治者的统治权，统治权也属于幸福价值的范畴，也是幸福的一个局部，将他们的统治权的剥夺无疑是剥夺他们的一部分幸福价值。因此，这是以广大被统治的人民大众对幸福的要求，去对抗少数统治者对幸福的挽留，其结果是以幸福价值换幸福价值。
又如：启蒙运动提出了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的思想，其目的就是要推翻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建立民主、人权的国家，为广大人民大众争取政治上的平等与自由的人权。同样，人权只能纳入幸福价值的范畴，在广大人民大众获得人权的同时，对于失去专制统治的君主则是失去特权，特权也属于幸福价值的范畴，因此，启蒙运动的目标也是要夺取封建君主的一部分幸福价值，换取广大人民大众的另一部分幸福价值。
还如：共产主义运动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目标，也就是要夺取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产阶级谋利益，对资产阶级自然是更利于获取幸福价值。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政权必定是为无产阶级谋利益，对于无产阶级也是为了利于获取幸福价值，所以，共产主义运动就是要以夺取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幸福价值，而换取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幸福价值。
从以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历史上，在这之前的所有社会变革，都是以夺取统治者的一部分幸福价值来换取被统治者的一部分幸福价值，或者是以夺取这一部分人的某些幸福价值来换取那一部分人的某些幸福价值。那么，在这样的社会变革中便一般都会伴随大规模的战争，和一系列的血腥杀戮。因为，在以一部分人的幸福换另一部分人的幸福的时候，这两部分人群必定是尖锐对立、你死我活的，任何一方获得这部分幸福价值，便意味着另一方将失去那部分幸福价值。
大统一事业寻求的社会变革与过去的历次社会变革有着本质不同的区别，消灭国家而建立大统一社会是为了人类的整体生存，相比过去历次的社会变革，有两个根本不同点：第一，大统一事业的初衷是为了全人类的生存，也就是为了人类不会被灭绝，并不是某一部分人的幸福（事实上，大统一社会完全可以，也只有大统一社会才能够做到为人类带来国家社会所不可能带来的普遍的幸福，但这不是大统一事业的初衷，只是大统一事业的“副产品”），在确保人类生存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人类的幸福价值，这是大统一事业的价值权衡顺序。而在人类的价值追求中，生存价值高于幸福价值；第二，大统一事业是为了人类的整体，而不是某个局部，更不是以一部分人的价值去换取另一部分人的价值。而整体的权重无疑大于局部的权重，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当然，在大统一的事业中，必然有一部分人的视界利益会受到损害，例如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失去统治别人的权力，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失去特有的优越地位，还有一部分人可能会生活水平有所降低。但是，所失去的一切最高只能纳入幸福这一价值的范畴，而他们所获得的却是人类的生存，这种生存指的也许不是他个人，但一定是他的子孙后代。以生存换幸福当然是生存的权重要大，以整体的生存换局部的幸福，前者更是分量要重得多。
由于大统一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是以确保人类整体生存为目的的事业，这样的事业在与局部的幸福发生冲突时，完全有可能通过推崇并建立理性的道德价值观，来化解部分人心中的抵触情绪，从而以和平的手段实现全人类大统一的伟大目标。
那么，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必须要推动一场伟大的觉醒运动，通过这场觉醒运动，彻底改变人类社会过去形成的固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体系，使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国家的合并，快乐地迎接大统一社会的到来。
这场觉醒运动，除了让每个人都深刻地认识到实现世界的大统一对于全人类可以避免整体毁灭的重大意义之外，还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形成了的固有观念：这就是要以人类的利益观，代替国家的利益观；要以科学技术的危害性认识，代替对科学技术的崇拜；要以人类的普遍平等思想，代替人类群体的歧视观念；要以人类的整体生存高于一切的思想，代替人类的享乐思想；同时，还要大力宣扬大统一社会对于人类各项价值实现的重要意义
那么，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我们不可能要求广大的人民大众都是理性的，但是，我们却有理由要求有良知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保持理性。在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启动之前，思想家必须以自己理性的思考去广泛地影响全人类，这一过程是思想觉醒的过程，政治家则必须以自己的统帅才能实现思想家的梦想，并带领人民最终实现历史的转变，这一切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