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已经明确，要避免人类的灭绝只能实现全人类的大统一，要使人类的价值实现达到最大化也只能实现全人类的大统一，而且，要实现全人类的大统一，今天不仅有这样的必要性，也具备了这样的可能性。
那么，要实现人类社会的变革需要人类自己去推动，由国家社会走向大统一社会是一次空前巨大的社会变革，又是一次空前理性的选择，且意义之深远同样也是空前的，面对这一无比伟大的事业，我们应该依靠怎样的力量启动历史的车轮呢？
第一节 思想家与政治家的责任
任何一次大的社会变革，在这之前都有一场思想运动作为铺垫，这是一个思想的觉悟过程。因为真正能够看清历史方向的人，最先并不是广大的民众，而只是少数对人类历史有着深刻思考的思想家，他们是先知先觉者，在所有的人都还在迷惘的时候，他们已经深刻认识到，历史到了必须转折的时候，而且这种转折经过一定的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仅仅只靠思想家不可能推动历史，直接推动历史的是人民大众。相反，人民大众又是后知后觉者，他们每天埋头于自己的工作、生活，对历史的大方向缺乏认真的研究与思考，也许偶有感悟，但不会形成系统，也不会变成指导自己行动的理论依据。
理论一旦唤醒大众，便会变为现实的力量。在社会变革之前的思想运动，就是觉悟的思想家的成熟的思想理论被广泛宣传、传播的过程，当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致接受和赞同这一思想，并且决心为此奋斗的时候，一股改变历史的洪流便形成了，新的历史将由人民的力量创造出来。
如果人民大众处在一盘散沙、各行其是的状态，是不可能推动历史的，要形成推动历史的力量，必须拧成一股绳，向着同一目标，根据旗帜的号令进退有序，这样才能冲破旧世界的桎梏，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那么，这个举旗指挥者便是政治领袖。政治领袖是行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没有他们的努力就不可能使广大人民群众形成推动历史的合力，因此，在思想家先期的觉醒任务完成之后，政治领袖的作用就上升到主导的地位。而且，在许多次历史变革的过程中，政治家往往既是人民的领袖，又是思想的觉醒者。
可以从世界历史的发展中清楚地看到思想家与政治家的伟大作用。我们知道，中世纪封建神权统治欧洲达千年，在宗教神权的统治下，世界没有创造力，人民处于愚昧的状态。兴起于14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复兴古典文化作为号召和契机，掀起了一场历时达200多年的反封建、反教会神权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在意大利，但很快波及到英、法、西、德等欧洲各国，并产生深远的影响。正是因为文艺复兴推动的思想解放运动，才使欧洲从黑暗的封建神权统治下摆脱出来，并引导世界走出了中世纪。
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之后近代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并很快蔓延到欧洲其他地区以及美洲，从而影响到全世界。启蒙运动宣扬的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的思想，直接推动了欧美的革命运动，对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以及欧洲各国爆发的民主革命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100多年的启蒙运动就没有近、现代民主国家的诞生。
大家知道，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社会主义运动影响半个世界，许多国家相继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然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却不是偶然的，它是长期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以及工人运动推动的结果。这一思想的解放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诞生的空想社会主义，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并对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进行总结与提炼后，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是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前提和基础。
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要诞生一批杰出的思想家，正如文艺复兴运动的但丁、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正如启蒙运动的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正如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他们的思想为后面的历史发展作了有力的铺垫，才有之后的社会变革。
同样，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也必然会涌现出一批最杰出的政治领袖，正如美国革命中的华盛顿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列宁，是他们带领自己的人民实现了思想家的梦想，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历史的进步离不开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政治家，一个有理性、有良知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理应勇敢地肩负起历史的重任，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从国家社会到大统一社会，是人类社会的一次最重大的历史转折，这次转折对于历史的改变之巨大超过了过去任何一次，其意义之巨大也超过了过去的任何一次。从社会形态而言，过去所有的变革都是从一种国家形式转变为另外一种国家形式，并没有改变国家社会形态这样的本质内容。另外，过去所有的历史变革都是以幸福这一价值范围内的主题作为号召的旗帜与实现的目标。例如：文艺复兴运动的目标是要推翻封建神权统治，还人以自由，“使人真正成其为人”。封建神权统治的代表是教会，推翻封建神权统治就是剥夺教会以神的名义愚弄和统治人民的权力，这对于广大的人民大众是为了争取自由，自由最高只能纳入幸福价值的范畴，它是幸福的一个局部，因此，争取自由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争取幸福的过程。相反，剥夺教会的统治权就是剥夺封建教会统治者的统治权，统治权也属于幸福价值的范畴，也是幸福的一个局部，将他们的统治权的剥夺无疑是剥夺他们的一部分幸福价值。因此，这是以广大被统治的人民大众对幸福的要求，去对抗少数统治者对幸福的挽留，其结果是以幸福价值换幸福价值。
又如：启蒙运动提出了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的思想，其目的就是要推翻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建立民主、人权的国家，为广大人民大众争取政治上的平等与自由的人权。同样，人权只能纳入幸福价值的范畴，在广大人民大众获得人权的同时，对于失去专制统治的君主则是失去特权，特权也属于幸福价值的范畴，因此，启蒙运动的目标也是要夺取封建君主的一部分幸福价值，换取广大人民大众的另一部分幸福价值。
还如：共产主义运动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目标，也就是要夺取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产阶级谋利益，对资产阶级自然是更利于获取幸福价值。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政权必定是为无产阶级谋利益，对于无产阶级也是为了利于获取幸福价值，所以，共产主义运动就是要以夺取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幸福价值，而换取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幸福价值。
从以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历史上，在这之前的所有社会变革，都是以夺取统治者的一部分幸福价值来换取被统治者的一部分幸福价值，或者是以夺取这一部分人的某些幸福价值来换取那一部分人的某些幸福价值。那么，在这样的社会变革中便一般都会伴随大规模的战争，和一系列的血腥杀戮。因为，在以一部分人的幸福换另一部分人的幸福的时候，这两部分人群必定是尖锐对立、你死我活的，任何一方获得这部分幸福价值，便意味着另一方将失去那部分幸福价值。
大统一事业寻求的社会变革与过去的历次社会变革有着本质不同的区别，消灭国家而建立大统一社会是为了人类的整体生存，相比过去历次的社会变革，有两个根本不同点：第一，大统一事业的初衷是为了全人类的生存，也就是为了人类不会被灭绝，并不是某一部分人的幸福（事实上，大统一社会完全可以，也只有大统一社会才能够做到为人类带来国家社会所不可能带来的普遍的幸福，但这不是大统一事业的初衷，只是大统一事业的“副产品”），在确保人类生存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人类的幸福价值，这是大统一事业的价值权衡顺序。而在人类的价值追求中，生存价值高于幸福价值；第二，大统一事业是为了人类的整体，而不是某个局部，更不是以一部分人的价值去换取另一部分人的价值。而整体的权重无疑大于局部的权重，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当然，在大统一的事业中，必然有一部分人的视界利益会受到损害，例如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失去统治别人的权力，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失去特有的优越地位，还有一部分人可能会生活水平有所降低。但是，所失去的一切最高只能纳入幸福这一价值的范畴，而他们所获得的却是人类的生存，这种生存指的也许不是他个人，但一定是他的子孙后代。以生存换幸福当然是生存的权重要大，以整体的生存换局部的幸福，前者更是分量要重得多。
由于大统一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是以确保人类整体生存为目的的事业，这样的事业在与局部的幸福发生冲突时，完全有可能通过推崇并建立理性的道德价值观，来化解部分人心中的抵触情绪，从而以和平的手段实现全人类大统一的伟大目标。
那么，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必须要推动一场伟大的觉醒运动，通过这场觉醒运动，彻底改变人类社会过去形成的固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体系，使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国家的合并，快乐地迎接大统一社会的到来。
这场觉醒运动，除了让每个人都深刻地认识到实现世界的大统一对于全人类可以避免整体毁灭的重大意义之外，还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形成了的固有观念：这就是要以人类的利益观，代替国家的利益观；要以科学技术的危害性认识，代替对科学技术的崇拜；要以人类的普遍平等思想，代替人类群体的歧视观念；要以人类的整体生存高于一切的思想，代替人类的享乐思想；同时，还要大力宣扬大统一社会对于人类各项价值实现的重要意义
那么，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我们不可能要求广大的人民大众都是理性的，但是，我们却有理由要求有良知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保持理性。在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启动之前，思想家必须以自己理性的思考去广泛地影响全人类，这一过程是思想觉醒的过程，政治家则必须以自己的统帅才能实现思想家的梦想，并带领人民最终实现历史的转变，这一切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力挽狂澜者可称之为伟人，伟人的功绩会彪炳史册，流传万古。伟人的诞生除了自己个人的才华和人格力量之外，还要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与之相伴，正如中国的俗语“时势造英雄”。
在一个没有历史波澜的年代是出不了伟人的，因为，不力挽狂澜怎么能显出伟大呢？正如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希特勒的极端强悍与狡诈，就不可能诞生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这样的伟人，如果他们是处于一个没有重大事件的历史阶段，也许只能履行一个普通国家领导者的正常职责，平淡度过自己的政治生涯，而在历史上则是默默无闻的。可是他们赶上了历史的巨变，并遇上了强劲的对手，在历经生与死的艰难考验后，带领自己的人民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并就此改变了世界的历史。于是，他们的伟业得以成就，他们的赫赫声名在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巨人呢？仅从字面上理解，巨人必定比伟人更为伟大，他们必定成就过旷世伟业，历史上几乎无人可以比拟。纵观世界历史，可以称之为巨人的能有几人？！
在对世界历史上公认的一些最杰出的政治统帅进行筛选后，有这样一些人是可圈可点的，他们是亚历山大、阿育王、秦始皇、汉武帝、恺撒、穆罕默德、成吉思汗、彼得大帝、华盛顿、列宁、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等。他们之所以被公认是成就过伟大业绩的人，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对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这些人物的业绩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大规模的征服，以少胜多，并统治了空前的疆域。亚历山大和成吉思汗就属于这类伟人。
2、对内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的有效治理与改革，迅速、稳定地增强国力，对外进行大规模的征服和占领，为之后数代的稳定治理和稳步扩张奠定基础。如恺撒和彼得大帝。
3、统一一个分裂的大的民族或者大的自然地域，其成果具有开创性意义。如阿育王、秦始皇和穆罕默德。
4、建立一个全新制度的国家，这种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如华盛顿和列宁。
5、打败强大的侵略者，维护国家或者世界的安定。如中国的汉武帝，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造就的伟人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
由此可见，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领袖，他们的功绩脱离不了三大特点：
第一，他们的一切功绩都围绕着群体利益的范围，例如国家、民族、宗教等，最常见的一般是以国家利益的面目出现。正如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如果远离欧、亚战争中心的美国，不感到本国的利益受到威胁罗斯福绝不会出兵；亚历山大和成吉思汗的无休止的征服，是为了建立一个空前强大的国家；华盛顿、列宁则是要建立一个认为拥有最理想的政治制度的国家；阿育王、秦始皇、汉武帝、恺撒、穆罕默德、彼得大帝无不都是为了某个群体的利益，即使有些历史伟人的功绩只是因自己的个人野心得以成就的，但最后还是可以归于群体的利益。
第二，他们的一切功绩都围绕幸福这一主题。如历史上以扩张和征服为特点的杰出人物，他们作为政治领袖，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征服欲望，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而不是为了自己能否生存。因为，作为一个强大国家的统治者，以任何方式生存对于他们都不是问题，他们希望扩大自己的统治区域，或者满足自己的征服欲望，对于他们就是一种对幸福的追求。
对于抵御侵略战争的杰出政治领袖，如果以人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的话，就是不希望本国人民或者其他国家的人民受压迫和受剥削，不愿意自己做亡国奴，所谓受压迫、受剥削、当亡国奴，都是属于幸福价值的范畴。至于这些领袖还有什么个人的欲望，自然也是属于幸福价值的范畴。那么，围绕以建立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为目的而建立的功业，围绕的主题更是有关幸福的，因为一个美好的政治制度都是有关人民幸福的内容。
第三，所有最杰出的政治家的功绩与战争都分不开，而且他们行为的目的都是以一方的某些幸福价值换另一方的某些幸福价值。之所以如此，这与国家社会的性质特点是分不开的，一个国家强大了就想着对外征服，自然就有战争，当遭遇强敌入侵进行有力的抵抗时也一定会采用战争，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制度必然是要剥夺另一部分人的统治和幸福，同时肯定会采用战争，那么，只要是战争就必然伴随着大量的人员死亡。因此，任何最杰出的伟人的功绩与成就都是以剥夺大量人员的生存这一人类的第一价值作为代价的。
同时，战争的结果自然是以一部分人的幸福换另外一部分人的幸福，因为任何一方之所以进行战争，只是为了获得某种幸福价值，当一方获得这部分幸福价值的同时，便意味着另一方将失去相应的那一部分幸福价值。
人们常常说为了民族的生存，其实这并不准确，一般能够成就杰出功绩的人，他所在的民族都是强大的民族，不可能受到民族整体或者大部分被屠杀的威胁，即使被侵略者占领和征服，也只是被外族奴役而已，不会是涉及生存的种族灭绝。涉及种族灭绝的只会是针对一些很小的民族，这样的民族一般不可能产生历史巨人。成吉思汗的蒙古民族当时确实仅仅100万人左右，但他的征服则是空前的，可是他在征服其他民族的时候，他本身并没有受到种族生存的威胁。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因为本民族的生存受到威胁才进行征服的，而是为了某种满足才踏上了征服之旅。
由国家社会转变为大统一社会，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巨大的社会变革，在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中，需要历史巨人的领导和指引，也一定会涌现出领导和指引人类历史发展的巨人，这是任何一次大的历史转折必然的现象。只有历史巨人与历史规律相结合，才会产生巨大的历史性的转变，这两者缺一不可。
那么，在由国家社会转变为大统一社会的过程中，会出现怎样的历史巨人呢？如果就这次变革的特点来结合以上的分析进行对应的阐述的话，便可以清晰地看出，这次由国家社会向大统一社会的历史转变，其特点与之前的所有历史变革的特点有本质不同的区别。
第一，过去所有历史变革围绕的利益范围都是国家、民族和宗教这样的群体，但这次历史变革围绕的则是人类整体的利益，其利益范围绝不是某个群体或者某些群体可以比拟的。
第二，过去所有的变革都是围绕幸福这一价值目标所展开的，而且是群体范围内的幸福价值，而这次变革是围绕生存这一价值追求而展开，且是人类整体的生存。在人类的价值排序中，生存的价值高于幸福的价值，且人类整体的生存与群体范围内的幸福相比，更是具有绝对优势的权重。
第三，过去大的历史变革都是以战争的杀戮方式实现的，且不论战争的正义性与否，都是以一部分人的某一局部的幸福价值换另外一部分人的某一局部的幸福价值。而这次变革由于是以人类的整体生存作为目标，很有可能可以采取和平的方式去实现。而且，虽然实现大统一的初衷只是为了人类的生存，但客观上大统一社会对于人类幸福价值以及其他价值的全面实现，是国家社会无论如何都无法达到的，实际上，大统一社会是一种最符合最大价值原则的理想的社会形态。
正因为上述原因，我们完全可以肯定，由大统一社会取代国家社会，对于全人类的重大意义超过了人类史上任何一次历史转变，又由于由国家社会向大统一社会的转变极有可能采取和平的方式实现，这就更加加重了这一转变的整体正义性。
如果说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诞生过伟人的话，这次历史的转变一定会诞生巨人；如果说在人类历史上还曾经诞生过巨人的话，这次历史的转变一定会诞生旷世巨人。具体比较的话，如果说规模空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造就了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这样的伟人的话，这次伟大的历史变革所造就的伟人其历史功绩必将远远超过前者，以至其功绩分量甚至无法比较。因为，国家社会转变为大统一社会的伟大意义远非之前的任何一次历史变革可以与之相比，这种差距甚至难以用词汇形容。
在国家社会中，虽然国家是最高权力体，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左右世界的能力，真正能够推动历史的只是少数的大国。伟大的大统一事业毫无疑问也得依靠大国力量的推动，尤其是大国的政治领袖，更是大统一事业应该重点依托的对象，关于此之前已有过专门分析。
我们知道，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的整体生存威胁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迅速地增大，国家社会向大统一社会转变的紧迫性因此也就变得越来越明显，早一天实现这样的转变，就可以使人类的生存威胁得到一分极大的减轻。在今天已经完全具备了推进大统一进程的客观条件的情况下，历史的车轮也到了该鸣笛启程的时候了。我们不可能指望每一个人都具备理性、觉悟和能力，但是，却可以把希望寄托于理性的大国领袖们，人类需要他们拯救，且他们的智慧也足可以使自己作出理智的选择，而他们的统一行动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历史的进程。
这是一个可以诞生旷世巨人的时代，如此伟大的事业也需要巨人的推动，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回避漠视的大国政治领袖，将是历史的罪人，如果能够挺身而出，肩负起历史的重任，他们拯救人类的旷世功绩必将彪炳史册，我们的子子孙孙将会千秋万代永远铭记他们的功德。
为了人类的生生不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幸福安宁，历史呼唤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