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人类大统一已具可能


  当我们确认了大统一社会是拯救人类的唯一选择这一结论后,首先想到的便是建立大统一社会这一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社会形态其条件是否具备,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具体而言,所谓可能性主要包括两方面的问题,首先要看大统一社会是否可以进行有效的治理,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治理,就说明建立大统一社会这一设想只是一个纯理论而不能够付诸实现的幻想,由此我们也就还没有真正找到拯救人类的可行办法;同时还要看实现大统一的难度有多大,即就今天的情况看,要实现全人类的大统一有多少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这些不利因素是否会最终影响我们走向大统一。

第一节 大统一社会的可治理性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大国治理的首要条件是交通和通信,如果没有便捷的交通和通信就不可能做到政令畅通,也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统治。

  我们知道,疆域越大,人口越多,也就意味着各种不可测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自然因素就越复杂。可以试想,如果边远地区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消息三四个月才能上报统治中心,统治中心决定采取的救灾措施和救灾物资又再过四五个月才能运到,这样便无法平抑和救援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如果统治中心针对国家的实际情况决定实施一项重大的方针政策,从通知到开会再到开始贯彻执行,若是需要一二年时间的话,这时的实际情况早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确定的方针政策也就可能早已不符合实际的需要了。

  大统一社会的世界政权面对的是全世界,所要处理的是全球、全人类的事务,南北方向远至南极和北极,东西方向便是东半球和西半球,近80亿人口的地球每天不知有多少意想不到的事情要发生,世界政权每天又不知要发出多少政治指令,如果没有极方便的交通条件,没有极快捷的通信条件,没有极其丰富和及时的传媒手段,大统一社会就不可能做到政令畅通,就不能够进行有效的治理,由此也就失去了建立的基础。因此,具备方便、快捷、丰富、有效的交流条件,以达到政令畅通的目的,对于大统一社会的建立具有“一票否决”的重要性,是大统一社会建立的必要条件。

  大统一社会的治理条件包括多方面的因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制度是否可行问题;还有宗教包容、民族融合、文字和语言交流问题;以及交通、通信、传媒和其他信息传播手段问题等等。诸如制度、宗教、民族、文字和语言等因素是可以通过人为的操作解决的,我们称之为软条件。而交通、通信、传媒等方面的技术条件,由于受各时期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作为需要严格限制科学技术发展的大统一社会,只能在现有的交通、通信和传媒手段范围内加以发挥,是只能适应而不能改变的,因此这一条件是硬条件,我们也称之为硬性技术条件,或者简称为技术条件。

  由于软条件可改变,而硬条件不能改变,因此,大统一社会是否可治理便完全取决于当时的硬条件,也就是技术条件是否可以满足大统一社会全球性治理的要求了,这种治理的要求就是做到政令畅通。以下便就其相关问题进行展开阐述。

  一、关于政令畅通

  广义地说,大统一社会的政令畅通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在全世界以及涵盖全人类的一切范围,都能够做到有法可依,并能够根据合法的程序产生世界政权和各级地方政权。这个“法”指的是大统一社会的统一法律,是依据合法程序而产生的,它所涵盖的范围包括全人类每一个体、每一群体、所有的组织和所有的机构。第二,在大统一社会法律授权范围之内的世界政权以及各级地方政权,根据大统一社会法律授权范围之内所采取的一切自认为有必要采用的决定和行动,都能够及时有效地得到贯彻执行,并能够得到及时的信息反馈。

  要研究政令畅通问题首先必须了解施政的手段和程序,一般而言,施政的手段与程序可以分解为以下几方面:

  1、政权产生

  大统一社会政权产生的关键是世界政权的产生,只要世界政权能够顺利地产生,并能够有效地运转,也就说明各地区的地方政权也能够相应顺利地产生和有效地运转。

  按今天人类社会普遍采用的政权结构形式,世界政权产生的关键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世界政府首脑的产生,另一是世界议会的议政人员的产生。

  仅仅从硬性技术条件考虑,在全球范围内要实行真正民主地产生政府首脑与议政人员,是最困难的形成世界政权的方式。因为,要采取民主的方式产生上述人员,便首先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参加竞选的人员能够得到选民们的充分了解,而在这里选民又指的是全人类有权参加投票的所有人,这种对参选人员的了解,不仅包括了解他们的政治主张、道德品质、施政能力,而且还包括了解他们的语言表达、举止风度等等。

  那么,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在如此庞大的人群中,要真正做到民主,从技术上看,就必须要求每一个参选人员的情况能够及时、快捷、逼真地反映给每个选民,同时,也要求选民能够方便、准确地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满意的参选者,且其选举投票情况能够及时、准确地加以统计,并最后顺利地产生出选举结果。正因为有上述的要求,这就比通过其他非民主的方式产生政权对技术条件的要求高得多,因为非民主的方式只需在小范围内讨论,甚至个别人的指定便能产生权力接班人,这样的方式对技术条件的要求是不高的。

  2、政情上传

  所谓政情上传就是指,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存、生活、工作与学习的重大问题,都能够迅速通过各种渠道上传到各级地方政权部门,然后各地地方政权部门又根据这些情况的重要程度,以及涉及的范围,及时上传到最高一级政权部门,即世界政权部门。

  3、政令下达

  根据各地上传政情的汇总和研究,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内,世界政权的有关部门将制定各种政策措施,并确定采取各种行动,这些政策措施以及行动,有些要求全球统一一致地执行,有些要求部分人群执行,有些则要求各级政权机构执行,还有些是世界政权机构自己直接进行操作和实施的。同时,世界政权所发出的政令内容,也有可能是直接对已经形成了的法律法规的再要求。但是,不论是哪种情况,这些政令必须首先马上能够传达给每个必须履行这些政令的人员,中途不允许有任何拖延和打折扣的情况发生,特别是一些应对自然灾害、人为灾害和社会动乱的情况,往往需要当即就能将世界政权的指令直接下达给有关人员。

  4、政令执行

  政令下达后紧接着就是政令的执行,作为一个管理着全球事务的世界政权,其下达的政令往往原则性很强,需要各级政权部门进行分解后再继续往下一级机构进行下达,同时,各级政权部门还有对政令的具体执行和操作问题。但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必须能够做到全面、如实、及时地实施,不允许打折扣。因为,如果每级政权在执行世界政权政令时都留有“水分”,到达最后执行时政策就会走样;如果每级政权在执行政令时都有小的拖拉现象,最后政令的执行时间就会延后很长。大统一社会对于政令执行的准确性、有效性和及时性要求更加严格,因为大统一社会所涉及的范围实在太大。

  5、政令督查

  政令督查就是对政令下达和执行的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对政令下达和执行中的不及时情况和有偏差的情况进行纠正和查处,对政令在下达和执行中表现优秀者进行表彰和鼓励,以此来加强政令执行的力度。同时,政令的督查还包括对政令在下达和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例如政令是否切合实际、正确性有多强等进行了解和调查,以便对政令进行修正。

  二、现代行使政令的手段

  现代行使政令的手段已远非昔日可比,200多年来工业革命的成果,使行使政令的技术手段发生了质的飞跃,归纳这些手段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通信手段、交通手段与传媒手段。

  1、通信手段

  电磁感应现象的发现,为电的广泛应用包括电应用于通信领域提供了理论依据。最早将电应用于通讯是有线电报,而后又有了无线电报,但是,随着一系列新的通信手段的出现,电报业务基本已经被淘汰。

  生命力非常强的是电话,这是由于电话通信非常直接,真实感和亲切感很强,因此受到人们普遍的欢迎。那么,继有线电话之后科学家又发明了无线电话,随着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这为无线电话在任何环境下的全球通信提供了可能。全球卫星通信系统的开发可以使我们几乎不受任何地貌条件的限制,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随时使用卫星移动通信电话。至于个人陆地移动电话,由于方便、快捷、成本低,近年在世界范围内发展非常迅速,普及率越来越高。

  在电话通信技术方面还有一个发展趋势就是光纤通信,光纤通信以光作为媒体替代高频微波,并用光导纤维代替电缆,可以实现容量更大、品质更优良且成本较低的通话。

  可视电话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电话,相距万里的两地,不仅可以听到对方通话的声音,而且可以看到对方的人和物,万里之外的通话就如同面对面聊天。只要有市场需求,随着成本的进一步降低,可视电话的广泛普及是很容易实现的。

  传真是与电话联系在一起的另一种通信手段,传真机通过电话网络,可以将纸上的所有内容从一地传到另一地,包括文字和图片。图文传真与卫星通信的结合现在可以做到即写即收的程度,而且利用移动电话发送与接收的手提电话传真机已经得到普遍应用,现代通信技术与工业革命之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近年对通信技术产生革命性影响的是互联网的出现,这包括计算机互联网和以智能手机为载体的移动互联网。目前全球互联网用户已达数十亿,已经广泛地普及到了世界各地,包括一些贫困国家,移动互联网的使用也比较普遍。

  互联网上的多媒体通信所能提供的信息包括声音、视频、图像、图形、数据、文本等,它是通信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的产物,远隔万里的信息交流不仅能够做到图文声像兼有,而且用户对通信全过程有完全的交互控制能力。在互联网上可以与越洋的朋友面对面聊天,可以与世界多个地点的同事开会讨论问题,还可以与遥远的客户进行贸易谈判,且在这样的谈判中可以即时展示其样品以及手中的合同文本。

  通过互联网可以实现计算机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的共享,在互联网上可以对万里之外的股市、汇市和期市进行即时交易;可以同时向多个收件者发送电子邮件,电子邮件不仅包括文字、图片、影像,还有声音;可以阅读到即时新闻和其他各种信息;也可以进行各种娱乐活动;在现今互联网上还出现了虚拟公司、虚拟学校、虚拟城市甚至虚拟国家。互联网正把世界带入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全新时代。

  2、交通手段

  马和马车以及非机动船虽然今天仍然还在作为代步的工具,但它们都是以一种古老而落后的交通工具存在的,现代代步手段早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出行的方式,工业革命的成果不仅造就了全新的陆地和水上交通工具,而且把人类带入了海底、天空以及太空。

  蒸汽机发明后人们就开始思考怎样将其用于陆地运输,以替代传统的马车和牛车,它的最早应用便有了火车。火车诞生200年来,经历了蒸汽机车时代、内燃机车时代和电动机车时代。机车的动力在加大,速度在加快,污染和噪音在减小。

  1964年日本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这就是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新干线,高速列车时速可达210公里。继日本之后法国、英国、德国与中国也相继建成了自己的高速铁路,而且列车时速在不断提高,噪音越来越小,车厢则更加舒适。

  目前,除日、法、英、德、中开通高速列车外,意大利、比利时、俄国、瑞典等国都已有运营的高速列车。通过英吉利海峡隧道的高速列车“欧洲之星”已把伦敦、巴黎、布鲁塞尔连在一起。而中国的高速列车贯通了绝大多数的省会城市,速度普遍达到了每小时300公里以上,2017年8月有关研究机构更是宣布正在研发飞行高速列车,第一阶段时速可达1000公里,最终时速将达到4000公里。

  关于将蒸汽机用于水上运输的船只,在蒸汽机发明后人们也开始往这方面下工夫,并于1907年成功地造出了第一艘采用蒸汽机动力的汽船。今天,船运的主要动力已由蒸汽机发展为内燃机。由于有这样的动力作为基础,最大的轮船载重达60万吨,有如一座小山,普通的客货船的航行速度最大时速已超过30海里,而特殊舰船的速度则比这要快得多,如公安人员在水上使用的快艇可达时速八、九十海里。

  用核能作为动力的舰船也已经诞生,不过核动力更多的是用于航空母舰与潜艇。今天的潜艇一般可以潜入海底数百米,而且可以数日深海潜行不出水面,可惜这些潜艇基本上都是作为战争的武器。而用于科研的潜艇则可潜入数千米深的海沟。

  而今最广泛被人们替代马车作为陆上代步工具的是汽车。汽车不论从载重、速度、舒适性以及耐持久性方面都已远远超过了马车。我们在世界各地到处都能看到各式各样的汽车,公路四通八达,特别是在发达国家,高速公路横贯东西南北。

  飞机的诞生把人类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飞机最早用于民用运输是在1918年,当时在巴黎和伦敦之间,以及纽约—华盛顿—芝加哥之间分别开通了定期邮政航班,而今天的飞机则已经成为沟通世界的必不可少的交通运输工具,同时,也是必不可少的战争工具。

  飞机从诞生到发展经历了一个技术不断提高的过程,航速也越来越快,今天的飞机时速已超过3000公里。现在我们乘坐的普通亚音速飞机一般时速也能超过1000公里,而且亚音速飞机飞行距离长,如波音747—400在中途不加油的情况下航程可接近13000公里。而由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研制的空客A380飞机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巨无霸,若全部安排经济舱可载客800人,最大航程可达15100公里。至于空中加油机的面世,更是为远距离的空中飞行创造了条件。

  在实现飞天梦想后,人类又开始进一步探索飞出大气层、飞向太空的可能。1961年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坐“东方1号”宇宙飞船进入太空,终于实现了人类冲出地球的梦想。而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则在1969年首次将宇航员送上了月球,这是人类第一次登上地外星球。2003年10月16日中国宇航员杨利伟乘坐“神州5号”飞船飞上太空,中国成为第三个冲出地球的国家。

  与此同时,人类的太空探测器还成功地登上了除月球外的金星、火星、土卫六号、爱神星、楚留莫夫-格拉希门克彗星等地外星球,近距离观测的星球则更多,且已飞出了太阳系。今天,我们还在地球上空建立了空间站,科学家可以长期在空间站停留,并进行各种科学研究,而且空间站已经开始接待旅游者。

  3、传媒手段

  早期的报纸杂志都是从一地出版印刷,然后分送到各地,在同一城市还能及时看到,而在不同的城市则要等上很久。如100多年前,中国清朝时期,北京的报纸想在1000多公里外的长江以南城市看到,要等三四个月,因此新闻已经不成其为新闻,至于农村地区一般报纸杂志都不送至当地。之所以如此,都是因为受当时的交通与通信技术条件的制约所致。

  当时的交通与通信技术条件下,在报社、杂志社的所在地发生的重大新闻还能较为及时地反映在报纸杂志上,而在外地,特别是边远地区发生的重大新闻便不可能及时地得到反映。

  随着电报、电话、互联网等远程及时通信手段的产生,这种状况有了质的改变,而今,不论是新闻通信技术还是报刊印刷技术都发生了根本的飞跃。

  今天,世界各地的新闻都能随时通过电子邮件、传真和电话的形式发送到通讯社或者是报社、杂志社,特别是现代计算机采编系统的应用,将通信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紧密结合了起来,新闻采访与编写人员直接在显示屏上编写稿件,作为报社、杂志社的中央计算机系统则能直接收到万里之外的地球任一角落的信息,并直接进入计算机照排系统,自行编辑成版面。卫星通信技术与光纤通信技术的应用,使得全球性及时新闻已经完全不受地域、地形条件的限制,而且清晰度、准确性都越来越高,保密性也越来越好。

  而且报纸杂志的印刷发行也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方式,编辑部将编辑好的版面采用同样的方式,发送到世界各地区进行当地印刷当地发行,因此,各大报社、杂志社都能够做到当日刊物当日就送到阅读者手中。

  对传统传媒手段的重大突破是广播与电视的出现和应用。由于广播的直接性和群众性,在无线广播发明之后便迅速成为全世界普遍推广的一种新的传媒手段。有线广播也有很高的普及率,尤其是在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有线广播更是广泛地应用于新闻传播,中国也是如此。与之同步发展的还有电视。

  随着卫星通信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今天的广播与电视几乎可以对任何地区的任何一个新闻事件进行全球实况转播,在陆地可以实况转播攀登珠峰,在海洋可以实况转播探索海底,在太空则可以实况转播宇航员登陆月球、火星车登陆火星、探测器进入土卫六号大气层。由于广播电视传媒的直观性和逼真感,今天这类传媒对人们的影响已经超过了报纸杂志类传媒。

  传媒手段的另一重大突破就是互联网的出现。通过互联网我们可以在计算机和手机上阅读到世界各大报纸、杂志、通讯社、广播、电视台、各个网站和自媒体的新闻与信息,以及各政府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学校、研究部门等各种机构的各式各样的新闻与信息,并能做到图文并茂、声情并茂,由于其及时性、广泛性和逼真性极大地方便了各式各样的需求者,因此互联网堪称是传媒手段的又一次历史性突破。

  今天许多人更愿意在互联网上看电视剧,电影和新闻,接受各种其他的信息也更愿意借助互联网,互联网已经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三、现代手段下的大统一社会的政令

  1、政权的产生

  政令的发出者是政权机构,政权的产生要依照大统一社会的法律程序而定,用今天的政治价值观来衡量,大统一社会应该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对此之后章节有专门的阐述),这一点是由今天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观所决定的,为了便于以下的阐述,这里我们不妨假设大统一社会也是这样一个民主的社会。

  民主产生的政权应有选民的选举程序,不论是直议制还是代议制都是如此。要选举产生政府官员或者议政人员,每个参选的人员首先必须要让选民了解自己,这种了解不仅包括政策主张、从政业绩,还包括自己的风度举止、音容笑貌,而且人品和家庭也往往是选民所关心的。

  生活在希腊城邦时代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自己的著作《政治学》中对一个理想的国家做过这样的描述,他认为理想国家的人口多少和国家大小都要恰到好处,这种恰到好处就是国家要一眼能望到边,成年男子的数量在平时能听到传令官的叫声,在战时能够听到最高指挥官的指挥声音。按他的描述,理想的国家也就是一二万人而已。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主要是从民主的角度考虑的,因为只有很小的国家才能够使每个人都有直接参与国家大事的机会,在选举国家的执行官时每个人都能够根据自己的判断直接投上神圣的一票。

  这位亚历山大的老师,其实他的学生就缔造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空前庞大的国家,但那只是君主制国家。

  进入近代以来,世界上出现了许多民主制的大国,人口甚至达数亿以上,国土面积则达数百万平方公里以上。如此庞大的国家采取直议制在过去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普遍采取的是代议制,也就是选民根据自己的意愿选举出认为可以代表自己发表意见的议政人员,且组成代表机构,从而间接参政议政。关于政府领导人的产生,则既有选民直接投票选举的,也有由代表选民的议政人员代为选举的。

  大统一社会最广泛的选举是对世界政府的领导人以及世界议会的议政人员的选举,参与选举的人员包含了全人类,包括的范围是全世界,其规模和范围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在如此广大的区域中的选举能否做到真正的民主,就是要看每个有选举投票资格的公民能否真正自主、客观、公正地投上自己神圣的一票。要做到这一点,首要条件是每个选民都能够很容易了解自己要选择的对象,也就是要能够对参选者的施政方针、政策主张、行为举止、外表和人品都有所了解。

  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这一目标,仅仅在几十年之前都是不可想像的,但是,今天的手段已经完全可以做到这些。不论是通过报纸杂志,还是广播电视,或者互联网,参选者都能够及时而明确地阐述自己的政策主张,而他们的音容笑貌、行为举止和翩翩风度,则可以通过互联网或电视系统随时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至于有些参选人员希望选民们更身临其境地感受自己的魅力,则可以通过飞机环球飞行到世界的各个地区与选民们见面,因为不论是从何地起飞,到世界的最远端也都不需要一昼夜时间。

  选民们的投票选举既可以安排在一个集中的场所,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在家里单独进行,而互联网的计算机系统会科学严密地进行选民的身份确认和投票的有效性确认,全球的有效选票则可以迅速地通过中央计算机系统进行处理,数十亿张选票的统计会在几秒钟之内便能显示出来,如果顺利的话甚至会更短。

  许多学者都认为,在今天的信息传播条件下,不论多大的国家,只要充分采用了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完全可以实现直议制,不论什么国家政策都可以采取全民公决。亚里士多德的小国寡民才能实现的民主的理想,在全球性的大统一社会也可以实现,只是要看是否有此必要。

  2、政情的上传与政令的下达

  政策决定的依据首先要综合各地上报的情况,即上传的政情。大统一社会其政令的最高下达机构是世界政权的有关机构,由下上传的政情的最广泛的集中部门也是世界政权的有关机构。

  在大统一社会中,世界政权处理的政情来源于全球各地,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宗教等各方面,关系的范围则是全人类。决策的正确性与及时性与否,首先取决于各地的政情是否能够及时准确地上报至世界政权的有关部门,特别是有些情况要求当即处理,不能有任何的拖延,如地震、洪水、海啸等自然灾害发生后必须马上救助;大规模犯罪、大的社会动乱需要即刻平息。这样的情况如果不能及时上报世界政权的有关部门,并采取果断的措施,就有可能酿成一系列非常严重的后果。

  1976年中国的唐山大地震震级达7.6级,24万人顷刻间丧失生命,同时还有近百万人需要救助,许多人还压在瓦砾下。怎样将这一灾难事件尽快上报给中央政府便成了问题,唐山距离首都北京还不到200公里,当时由于有线电话线路已遭地震破坏,无线卫星通信是没有的,因此,报信人员只得拦截了一辆卡车赶往北京送信,从唐山到北京走了六七个小时。而这只是40多年前的事。

  如果用这样的方式上报灾情在大统一社会显然是行不通的,上万公里之外的重大自然灾害,从上报再到决策救助必须要有非常及时的通信手段,不然生命与财产的损失将不可设想。

  事实上,我们现在拥有的通信手段已经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不论是电话、传真还是电子邮件都可以将信息马上传送到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区。

  在这样的通信条件下的政令下达同样是十分便利的,世界政权形成的政令不论是需要口头传达还是要求采用声像或者图文的形式,都可以即刻通知对方,即使要求将原文送到执行者手中,也完全可以通过飞机、火车、汽车等交通手段,在一二天内送达。

  政令的下达中有时涉及到一些需要召开的会议,如果要召集全球各地的人员到一个共同的地点开会,从启程到达开会地点一般最远也只需一二天,而工业革命前要召开这样的全球性会议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从通知到召开会议,在那个年代至少也要一年时间。

  而且,现在的会议方式已经是多种多样,如果会议不需要将大家召集到一起,或者特别紧急,需要马上召集全球有关人员开会,既可以采取电话会议形式,也可以采取电视会议形式,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开会。

  科学技术已将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人们经常形容人类只是生活在一个小小的村庄,这个村庄就是地球村。

  3、政令的执行与督查

  政令的执行与督查与交通条件关系非常密切,首先,不妨还是以应对自然灾害和大规模犯罪以及社会动乱为例,由此来展开我们的分析。

  在现代交通运输条件下,如果一地发生地震或者水灾,世界政府若决定调动救灾人员和救灾物资,在最紧迫的情况下可以第一批采取空运,那么,考虑最不理想的情况,即使在地球最远的地方调配资源,要运到受灾地点也只需要一昼夜时间。当然,更实际的情况是,世界政府对于应对这种意外事件的人员和物资的配备,一定会是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布局,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会就近调拨,第一批人员和物资采用飞机快捷运输,而以后的大规模的救助人员和救灾物资不论是采取火车运输还是轮船运输,在现代交通条件下都是极其方便的。

  要是应对大规模的犯罪和社会动乱,政府所调动的主要是军队,其应变速度应该更快,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因此本着就近调动的原则,快速反应部队完全可以通过飞机或者地面车辆很快到达。

  至于政令督查,涉及世界政权各机构的人员深入到全球各地进行检查与监督,并将所了解到的情况及时上报世界政权的有关部门。那么,在今天这样方便快捷的交通条件以及如此便利及时的通信手段下,政府督查人员完全可以随意飞赴世界任何一个地区开展检查和监督工作,如果只论路途的时间一般都不会超过一二天。

  同时,对督查的情况如需及时向上汇报,随手都可以拿起手机进行联系,或者通过手提电脑、手机传真机发送有关文字材料,如果需要进行当面汇报和研究,也顶多只是一二天的行程而已。

  为了确保政令的贯彻执行,督导各地区、各组织以及各相关人员自觉主动地执行政府的政令,还须使全民充分了解每个政令的重要性,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进行各种形式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于是,各种传媒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那么,而今极其丰富、方便、快捷的传媒手段将是大统一社会有效治理的可靠保障,今天的报纸杂志可以当天传送到世界各地,而世界各地的新闻,以及政府确定的方针政策也可以在当天及时见报;各种广播电视不仅可以即时播发政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同时,对于政治领袖认为有必要当面向全球民众发表的广播与电视讲话,还可以进行全球现场直播,通过领袖们身临其境地阐述,人们必定会更加深刻地领会其政府的意图;互联网也是一种重要的传媒手段,它的即时性、普及性与巨大的信息量,同样有能力成为世界政权宣传自己方针政策,并使之得以顺利有效贯彻执行的重要手段。

  由此可以看到,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为大统一社会的政令畅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是大统一社会能够有效治理的必要且充分的硬性技术条件。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不论是芝诺、康德,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都曾提出过统一人类这种类似的思想,然而,在他们那个年代将全人类统一到一起的技术条件是完全不具备的,即使康有为时代,其技术条件要进行全球性管理都极其困难。因为,仅在100多年前,当时的交通手段、通信手段和传媒手段,就是治理一个大的国家都有一定的难度,而今天,这一切却已经彻底得到了解决。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如此先进的交通、通信和传媒手段,仅仅只说明人类今天拥有的技术条件已经能够满足大统一社会治理的要求,之前的阐述正是建立在这些科学技术成果在全球范围内充分普及的基础之上的。然而,事实上这样的技术条件并没有被人们普遍使用,特别是在今天的许多贫穷国家和地区,人们还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还没有“光临”那里。要使大统一社会能够有效地治理,就要将这些科技成果广泛地普及到全球各个地区和各个群体,这一点通过人为操作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还要说明的是,对于普及的科技成果必须要严格地甄别,如果有些科技成果有可能危及人类的整体生存,就必须纳入到严格限制之列,如互联网是否适合在大统一社会进行推广就应该进行深入研究。

第二节 阻力较小的最大变革

  当明确了实现大统一的技术条件已经成熟之后,便已经告诉我们,只要通过人为的合理运作便可实现人类的大统一。但即使如此,人为运作也有难度大与小的问题,如果大统一事业推进的难度极其巨大,推进起来遥遥无期,且这一期限已经超过了灭绝手段会出现的时间,甚至要超过人类自我灭绝的时间,再去考虑推进大统一的问题便失去了意义。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次社会变革的阻力大小作一个现实的分析。

  一、社会变革的残酷性

  纵观人类历史,社会变革与血腥杀戮从来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从小的国家政权的更替,到大的具有地区影响或者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变革,其残酷性大多都是如此。

  社会变革之所以总是以极残酷的形式表现出来,根本原因是要求维持旧制度的一方与要求变革的一方之间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社会变革的主要形式是旧制度下的统治阶层被新制度下的统治阶层所取代,统治阶层占据着统治地位,必定会利用自己的统治地位来维护自己以及一部分特定群体的利益,这些利益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等,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何种利益,都属于幸福价值的范畴。

  但是,如果要实现社会变革,在新的统治阶层取代旧的统治阶层后,便意味着旧的统治阶层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那一利益群体,其幸福价值将会被剥夺,而被剥夺的这部分幸福价值则被新的统治阶层及他们所代表的那部分利益群体获得了。因此,这样的社会变革普遍都是以一部分人的幸福价值的失去换取了另一部分人的幸福价值的获得。于是,对于那些将失去幸福价值的一方必然会极力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对于那些要求获得幸福价值的一方则必然会极力争取变革的成功。

  但这只是问题的开始,对于将失去幸福价值的一方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时,所采取的手段并不只是限于幸福价值范围之内的,处于现时统治地位的群体,会利用自己统治地位的优势条件,对寻求变革者不仅会采取流放、监禁、严刑拷打等等剥夺其幸福价值的手段,同时也会以杀害生命,甚至诛杀家族、亲友和同党的手段以达到阻止变革的目的,这些则是剥夺人的生存价值的手段。

  同样,寻求变革者也深知变革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的幸福价值,从表面上看也只是剥夺原有统治阶层的幸福价值,但所采取的手段则绝不可能只限于幸福价值范围之内便可达到的。如果不彻底打败统治阶层,从根本上使现有统治阶层失去其统治的地位,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于是,暗杀、恐怖袭击、战争这些以剥夺生存价值为特点的手段便不可避免地都会被使用上。

  所以,任何变革其初衷虽然都只是起于幸福的价值,但其手段则都必将会既包括了幸福价值范畴内的,也包括了生存价值范畴内的,即人的所有最重要的价值都包括在其中了,这就使得任何社会变革的你死我活的特点表现得十分突出。正是有了这一特点,便使得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其难度都非常大,因为任何现时统治阶层都会使用所有能够用的一切手段来捍卫原有制度,而现时统治者所掌握的手段与资源无疑又有着明显的优势。

  大的社会变革的难度极大还在于这样的原因,统治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必然会推行一系列的相应政策、措施和办法,会采用各种手段影响人们的视听与思想,使人们从思想深处认同这一统治和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就无疑会导致一种更科学、合理的制度要想让人们去接受其难度变得非常大。从历史上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思想要想让人们不断去接受都要用百年以上的时间,而要最后改变世界则需几百年。

  如文艺复兴运动以复兴欧洲古典文明为旗帜,实则是要推翻天主教的封建神权统治。由于天主教的封建统治在人们的思想深处烙印深刻,要摆脱其统治难度非常大,并且需要创造各种条件,这就要求有相当长的思想醒悟过程。因此,文艺复兴运动作为近代人类社会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自14世纪到16世纪,持续时间达200年才产生实质性作用。而在期间,许多思想家和科学家都惨遭屠杀与迫害,运动的最终成功则是以战争形式实现的。

  在之后不久掀起的被称为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启蒙运动,从运动兴起到产生实质效果也用了100多年。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其矛头直指黑暗的中世纪,启蒙思想家高举理性主义的旗帜,批判封建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抨击中世纪的神学教条,并提出了系统的建立合乎理性的社会与国家的理论与设想,从而为近代民主国家的建立,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铺平了道路。启蒙运动的成功是以一系列的大革命和大战争作为标志的,美国革命、法国革命、拿破仑战争……在革命与战争中死伤人数论百万计。

  纠其原因,正是因为变革之巨大,就决定了这次社会变革要比一般的社会变革更残酷,同时,要酝酿这次社会变革所需的思想醒悟过程也特别的长。除启蒙运动历时100多年外,实际上文艺复兴运动也是这次社会变革的前奏,由此算起,酝酿这次社会变革用了约400年时间。

  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如此。共产主义运动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目标,其社会变革的矛盾的尖锐对立性自然是毋庸置疑的,而这样的社会变革所需酝酿的时间之长,变革的手段之残酷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早设想可以追溯到16世纪初莫尔所写的《乌托邦》,而后,对一种理想社会的追求,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探索经历了几百年时间,这种探索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思想传播的过程。直到19世纪马克思与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从而为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正是这一思想的进一步传播,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以及共产主义的旗帜曾插遍半个世界。

  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其残酷性是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都伴随着血腥的战争与武装起义,而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即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便即刻遭到了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从政权的建立,早期维护以及之后的稳定,经历了非常艰难的过程。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仅因战争所导致的人员死伤便可论百万人计。这一切无疑都是因为这样的社会变革其现有统治阶层与要求变革的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完全对立所致,这种对立的特点是要求获得利益的一方必定是以另一方失去利益为前提的,因此,其利益的矛盾便必然是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

  二、这次巨变其根本利益的全人类一致性

  一般而言,社会变革的规模越大,其难度也就越大,这种难度在于占统治地位的现时既得利益集团会不惜一切地努力维护现有制度,而寻求变革的力量又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不断地凝聚,只有在双方的力量平衡发生逆转时社会的变革才能够实现。毫无疑问,正是努力维护现有制度的一方与寻求变革的一方,因其利益的尖锐对立,导致了每一次社会变革难度大、需要时间长,以及非常残酷的情况,这种情况因社会变革的规模越来越大而表现得尤其明显。

  那么,由国家社会向大统一社会的转变其社会变革的巨大性将会远超从前的任何一次社会变革,这是因为过去的社会变革都是在国家社会形态这一制度内的变革,这些社会变革有的是国家内部的制度变革,有的还涉及国家的合并、分裂和重建,但不论怎样,这些变革都没有脱离国家社会形态这一大的社会制度。而这次变革则是由国家社会向大统一社会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人类社会的社会形态的根本改变,是以所有国家的消亡为前提,从而达到全人类的大统一的,这种转变的巨大性是空前的,而其开创性意义不仅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那么,这种前所未有的巨大性是否就意味着这次社会变革的困难程度、残酷性程度,以及所需时日也应是空前的呢?

  我们知道,必须走向大统一这只是我们被迫的选择,因为如果不走向大统一便不可能真正做到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便会因此很快走向灭绝。所以,这次社会变革关系着人类的整体生存,每一个人最根本的利益都包含在其中。因为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灭绝灾难虽然可能不直接危及自己,但却现实地关系其子孙。

  不仅如此,事实上大统一社会又是一个可以为全人类带来普遍幸福的社会,因为当人类统一于一个整体之后,便可以将人类社会打造成一个平和、友好的非竞争的社会,且可以使民族融合与宗教融合成为可能,加之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大统一社会又特别适合推行均富的政策,这一切使得大统一社会将是一个没有竞争压力与知识更新压力的社会,是一个少有战争与各种犯罪的社会,也是一个普遍富裕且健康长寿的社会(关于这些问题将在之后章节中详细阐述)。因此,走向大统一不仅可以保证人类整体生存价值的实现,又能够保证人类整体幸福价值的实现。

  由此可见,大统一社会所能够带来的好处将可以普遍惠及我们所有的后代子孙,不论是哪个阶层、哪个群体都可享受到大统一社会为自己所带来的最重要的价值实现。因此,在大统一事业面前,全人类的不论哪个阶层和哪个群体,都有其根本利益的广泛一致性,并不存在根本利益方面你的获得便是我的失去这种尖锐对立的矛盾。

  当然,虽然大统一事业对于全人类有着根本利益的普遍一致性,但是,根本利益与视界利益却常常存在矛盾,也就是说,一个人以及一个群体,其长远和本质的利益与其眼前和表面的利益常常并不一致,那么,长远和本质的利益需要智慧思考才能理解,只有理性者才会义无反顾地去坚持和维护,至于眼前和表面的视界利益则多数人都会坚持与维护,即使前者比后者常常重要得多,但也总是会有人为了获得后者而牺牲前者。因此,在大统一事业的推进中便必然会有一批不顾全人类根本利益的极端自私者会跳出来阻碍历史的车轮。

  三、阻力分析

  既然由国家社会向大统一社会的变革其阻力主要在于在这一变革的过程中一部分群体的视界利益受到了损害,那么,大统一事业会影响哪些人的视界利益,并会因此受到多大的阻碍呢?要搞清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一些内容入手进行分析。

  首先,在普通人群中,大统一事业最大的视界利益的受益者将是广大的贫困国家,尤其是中小贫困国家的人民。

  贫困国家之所以有今天的贫困状况,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就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有些经受战火的蹂躏,有些长期受殖民主义者的欺压,这一切,使得他们成为了现代文明的落伍者。然而,落后就要被动挨打,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贫穷者只会变得更加贫穷。因为国际竞争规则是富国、强国制定的,特别是现代社会的竞争从根本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中小贫困国家在资金不足、人才不足、管理能力差方面是最为突出的,他们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尤其是技术创新和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方面其能力最差,现代文明的成果长期远离那里,于是,他们的落后与贫穷便是可想而知的了。

  但是,实现大统一之后,世界处于世界政权的一体化管理之下,贫困地区不仅会得到普遍公正的对待,而且他们得到的帮助将是来自全球范围的,而对他们的管理则是集全球智慧的。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则是,大统一社会虽然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却要强调对现有安全成熟的科学技术的普遍推广与应用。在国家社会那些中小贫穷国家是不具备这种推广与应用能力和条件的,但大统一社会,集全球的人才与智慧则完全可以将最合适的科学技术成果在这些地区加以推广和应用。随着这种推广应用的深入与普及,这些地区尽快走向富裕将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第二,富国并不需要为大统一事业作出特别的牺牲。

  实现大统一后,穷国受益的同时便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这是富国援助并作出牺牲的结果,那么,富国人民是否因此受到了大的损失呢?其实并非如此,因为穷国的发展与脱贫,最主要是依靠现有安全成熟的科学技术成果的普遍推广与应用。这其中的主要投入是科技人才与管理人才,人才的培养和支援虽然也需要相当的投入,富国在为穷国尽义务时自然要求有这种牺牲,但这种投入相对于直接的经济扶植要少得多,而且富国的这些投入还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弥补回来。

  我们知道,由于在国家社会各国之间的对抗常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任何国家都会将军队的建设与军事的投入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军费开支必定会很大。但大统一社会世界融为一个整体,由于国家的消亡,国家之间的对抗也随之消亡了,随着民族与宗教的融合,以及非竞争社会的建立,人类社会会少有战争与犯罪,军队的主要任务则基本只是维持社会的稳定,以及对自然灾害的救助行动。这就使得军费开支将只是社会开支中的极小部分,一般而言可能连今天军费开支的十分之一都不需要。这便意味着国家社会的军费开支部分将可百分之九十以上都用于其他方面的投入,如果将这一部分投入到贫困地区的发展将是相当可观的资金。

  事实上,大统一社会在其他方面还可以实现费用的减少。例如,随着国家的消亡,各国最高权力机构消失了,全球只有一个最高权力体,即世界政权,因此最高权力机构体系便只有一套,这就可以大幅减少行政费用方面的支出。又如,随着国家的消亡,国家区域之间交往的障碍将会消失,尤其是贸易往来的障碍将会消失,这一切均可以导致各项费用支出的减少。若是仅仅只将这些费用用于对贫困地区的援助,也可以使贫困地区实现脱贫的目标。

  第三,中等富裕的国家其人民的经济利益将会有相当的受益,富国人民也基本不会受到影响。

  当世界统一于一体之后,随着对现有安全、成熟的科学技术成果的普遍推广与应用,全球将趋于一个均富的世界,这种富裕的程度要从两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如果简单地考虑将现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全面地推广应用至全球各地,大统一社会人们的生活水平甚至会高于现有的发达国家的水平。因为现有的科学技术成果总会有一部分还没有得到应用,但这些成果在大统一社会则有能力最终都可普遍地被推广和使用。并且任何发达国家所应用的科学技术都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是最先进的,而大统一社会将有能力对全球所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全面汇总后进行统一应用。因此,要是按这一简单的逻辑分析,大统一社会所使用的科学技术其总体先进程度必定会超过今天任何一个发达国家。

  但是,这里还要考虑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全人类的安全,对今天已有的科学技术成果要进行安全性的甄别,对一些科学技术要进行永久地封存,封存的这一部分科学技术成果必定会影响到相应的经济,这是我们必须承受的,它必定会抵消一部分通过广泛普及现有安全、成熟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经济增长。

  但即使这样,世界创造财富的能力也是相当可观的。因此,实现大统一,中等富裕国家的人民应会有相当的经济受益,而富国人民也不会受到多少影响。

  第四,世界各国中下层的领导者其视界利益不会有大的改变。

  当实现大统一后,如果世界各国的中下阶层的领导者还在其位的话,他们所领导的区域,或者所领导的行业部门,由于其范围仍然还没有大的变化,在他们之上仍然还是有更高层级的领导者与领导部门的领导与管理,因此,仅仅从权力的大小与范围而言,他们的视界利益将不会有大的改变。

  第五,中小国家的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是视界利益的最大失去者,而大国的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则是最大的受益者。

  由于国家社会其最高权力体是国家,每个国家的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的决定与行为都没有更高层级的干预与左右,因此这些人的决定都是最终决定,他们不仅享受着这种最高层级领导者所享受的荣耀与权力,同时又可因此获得许多的特权与视界利益。

  国家社会是许多的国家并存,每一个国家都有其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但是,当人类实现大统一之后,最高权力体将是唯一的,其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人数都非常有限,在推进大统一的过程中,那些中小国家的领导人能够在大统一事业中扮演主导者角色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因此,他们更多的可能将会是因大统一社会的实现而失去其权力与特权,且所失去的是顶极的权力与特权,因此,他们视界利益的失去将最多。

  对于大国的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情况刚好相反,因为一般而言,任何大的政治版图的改变都要依靠大国力量推动,由国家社会向大统一社会的转变其巨大性要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变革,无疑这次变革必须得依靠大国的力量去完成,而其中最能够发挥作用的领袖与群体将毫无疑问是大国的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

  尤其重要的是,大统一事业是拯救人类的伟大事业,也是为全人类带来普遍幸福的事业,其无比的正义性毫无疑问是空前的,甚至也是绝后的,在如此具有意义的事业中能够发挥领导者的作用,正是任何具有实力的政治领袖梦寐以求、终身难得的,如果真的在大统一事业中有所作为,这些领袖将可名垂青史、万古流芳,而最有可能担此重任者毋庸置疑将会是大国的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因此,他们将会是大统一事业的最大的受益者。

  综上所述,大统一事业不仅有根本利益的全人类一致性,而且在大统一事业中,广大的普通人群都能够获得视界利益的收获,不论是穷国、中等富国还是富国,其人民群众都可受益其中,至少不会有多少损失。如果把这一道理对他们进行宣传与教育,他们将会是推进大统一事业最广泛的力量,这种力量终将可以形成一股巨大的洪流。

  在领导阶层中,广大的中下层领导者虽然在权力方面其视界利益不会有多少得失,但他们却是大统一事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的受益者,加之大统一事业具有拯救人类的伟大意义,每一个人的根本利益都包含其中,因此,这些群体也将会是大统一事业的支持者与推动者。

  大统一事业最大的阻碍力量将可能来自广大的中小国家的最高领导者与最高领导阶层。因为就权力与特权方面他们都将会是失去者,相信在大统一事业中,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会以全人类的大义为主,成为大统一事业的推动者。但是,其中也必定会有少部分极端自私者,他们可以不顾全人类的生存,不顾子孙后代的幸福,由此固守自己的权力与特权,而成为阻碍大统一事业的小丑。

  那么,如果这些人要反对大统一事业,其所发挥的能量是比较大的,他们会利用自己最高领导者与最高领导阶层的条件,想方设法动员全国人民来阻碍大统一的进程,他们会扰乱视听,使其人民不能够认识大统一事业的必要性、可行性与能够为其带来多种现实利益的好处。因此,这些人将会是大统一事业的主要阻碍力量,也是最强大的阻碍力量。

  与之对应的则是,那些大国的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由于有可能成为大统一事业的最大受益者,因此,他们极有可能会成为大统一事业的积极推动者。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可以发挥的能量是非常大的,他们会利用自己国家最高领导者与最高领导阶层的条件,动员举国之力来支持大统一事业。同时,大国的能量并非仅限于自己本身,大国又有号召全球或者区域各国的能力,这些大国虽然只是全球诸多国家中的极少数,但他们能够发挥的能量却是全球性的,其能力绝不是一些小国可以比拟的。

  因此,作为大国的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他们不仅有可能积极地推动大统一进程,也是最有能力推动大统一进程者,如果少数最具实力的国家的最高领袖决意联合行动,世界完全可以彻底改变模样。因此,他们是大统一事业最值得依赖的力量。

  那么,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由国家社会向大统一社会的转变是人类历史上空前巨大的社会变革,由于有人类根本利益的完全一致性,以及全人类视界利益的广泛一致性,尤其是大国最高领袖与最高领导阶层这一最具能量的群体是视界利益的最大获得者,这就使得这一空前巨大的社会变革其阻力则有可能相对比较小。

第三节 大统一社会的预演

  人类世界纷繁复杂,许多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从当前看,人们所意识到的最严重的问题首推是战争,除此之外还有犯罪、环境、资源、贫困等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依靠一国的力量不可能解决,因此,人们一直都有强烈的协调与统一世界行动的诉求,许多的国际组织正是在这样的诉求中应运而生的。例如联合国,就是这类国际组织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它作为一个全球性的普遍性国际组织,一直在致力于协调各国立场,统一全球行动,并为此做出了许多的贡献。

  同时,全球经济正在走向一体化,商业贸易早已突破了国界,任何一国的市场都不是独立封闭的,它们早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的一部分而融入世界,且为了统一世界市场,协调世界贸易,在全球范围内又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而且许多区域性的贸易组织也应运而生。世界的一体化在某些方面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冲破国家的桎梏,正逐渐在形成之中。

  不论是国际组织所进行的一系列统一全球行动的工作,还是世界经济事实上正在走向全球化,这一切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大统一社会的特征。虽然国际组织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对大统一社会的刻意追求,世界的全球化趋势也不是因追求人类的大统一所致,但是,客观上这样的举动和这样的结果,对大统一社会的运作方式却有一定的尝试性质,对大统一社会治理的技术条件也有一定的检测性质,因此,我们不妨对这样带有一定大统一社会特点的情形看成是对大统一社会的预演。

  之所以称为“预演”,是说明这些情形明显地带有大统一社会的某些特点,对它们的研究与分析,可以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了解今天的人类社会的特征与客观发展趋势,以及今天所拥有的技术条件对全球性治理的影响状况,从而对实现大统一的可能性有更客观的认识。

  一、国际组织与大统一社会

  二战后,国际组织像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区域性的国际组织曾经最有影响的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这两个组织实际上也是两大对抗的军事集团。很有影响的区域综合性国际组织还有欧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上海合作组织等等。另外,还有许多区域性的专业组织也较具影响,如亚太经合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等。

  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影响最大的首推联合国以及被称为经济联合国的世界贸易组织。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全球性的专业组织也较具影响,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

  同时,许多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也在力图发挥自己的作用,如国际学生联合会、世界青年联合会、绿色和平组织等。

  各式各样的国际组织数不胜数,很难进行具体统计,这些国际组织都是依据各种团体和各国政府的不同需求而成立的。从政府间国际组织看,分析这些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可以发现,大部分区域性国际组织是为了提高成员国的集体竞争力所成立的,有的是为了提高军事竞争力,有的是为了提高政治竞争力,还有的则是为了提高经济和资源竞争力,而所谓的竞争力实际上就是对抗的能力。因此,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宗旨一般而言与大统一社会通过统一全球行动,以维护全人类根本利益的目标并不吻合,甚至是相悖的。

  全球性国际组织的宗旨与目标则刚好相反,这些国际组织一般是应全世界各国的普遍诉求而成立的,这样的诉求往往围绕着人类普遍的利益。特别是像联合国这样的组织,则是深感世界大战对人类的巨大毁灭所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而成立的。因此,这些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其成立的宗旨和目标,以及成立后的工作方向,与大统一社会的全人类利益目标往往比较一致,它们的工作不论其效果如何,事实上与大统一社会将来的工作方向都有一定的一致性。而且,国际组织开展工作所采用的技术手段,与大统一社会的世界政权将来采取的技术手段也有很大的一致性。因而,观察今天国际组织的工作开展情况,将能够从一定程度上看到未来大统一社会的一些概貌。

  以环境问题为例,保护环境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工业革命以来造成的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森林草地的破坏,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的负面环境效应,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忧虑,诸如此类问题即使在大统一社会同样是全球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也同样是世界政府必须下大力气努力治理的重要工作内容。

  那么,作为同样致力于协调世界行动的联合国,从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对此进行重视,而后多次为此召开会议,并前后通过了一系列环保决议和公约。联合国的这一系列行动,使得“拯救我们的地球”这一环境保护目标在世界范围内深入人心。

  人口问题是人类面对的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由于医疗与医药技术的发展,而生育观与节育措施又非常落后,导致世界人口急剧增长,而且这种增长趋势呈加速状发展,被称之为“人口爆炸”。人口问题同样也将会是大统一社会的重要社会问题,而且大统一社会的人口问题要比国家社会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大统一社会必须严格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将不能够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获得更多的食物与资源,如果不控制人口数量,全人类就有挨饿的危险。那么,联合国早在1947年就成立了人口委员会,而后在各种会议上都提醒全世界重视人口问题,还多次就人口问题召开专门会议,并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和行动纲领。

  关于反对贫困问题、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保障人权问题、禁止毒品问题等等,联合国始终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多次召开全球性会议,一直在不懈地进行着一系列的工作。着眼于未来,这些都不是某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能够了结的工作,大统一社会依然还会坚持就这样一系列关系着全人类切身利益的问题进行努力。

  联合国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具广泛性的国际组织,也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能够代表全人类利益以及最有能力维护全人类根本利益的国际组织,回顾联合国成立以来的70多年历史,它确实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为人类的整体利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分析联合国的工作方法和特点,我们发现,联合国要形成一项对人类有益的决定,总是事先和各国之间进行多方协调,反复辩论,特别是必须征得大国的普遍认可,然后再召开相应的表决会议。表决会议只是起一个例行通过的程序作用,召开会议的过程是非常简单的,在技术条件上不存在任何问题,只要各国认可,全世界所有会员国可以马上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点召集会议。

  典型的例子是2000年9月6-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当时出席会议的有150多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首脑车队的汽车就达1000多辆,纽约警方则出动了8000警力。

  2005年9月14-16日,为了庆祝联合国成立60周年,16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再次聚集联合国纽约总部。这是联合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首脑会议,仅采访会议的记者就达3000多人。2015年9月,联合国成立70周年峰会也有150多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了会议。如此规模的会议完全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

  这些会议从议程的完成情况到安全保障情况都非常顺利,但是,会议之前为会议准备的相关文件的通过却是极其困难的。以2005年联合国成立60周年峰会为例,会议最重要的文件是《成果文件草案》,为了完成这一文件,联合国专门成立了由美、中、俄等32个国家组成的核心小组,但是,核心小组经数月的工作也难以达成一致,直到大会的前一天才勉强通过《成果文件草案》,而且最终通过的这一文件已由原来的数百页内容缩减至35页,且其中涉及的诸如裁军、发展、定义恐怖主义、无核化等重要议题都因分歧太大被排除在外了。

  之所以能够召开诸如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与庆祝联合国成立60周年和70周年首脑会议这样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首脑会议,并取得会议议程的成功,首要条件取决于当今十分便利的交通与通信条件,这样的会议在100年前的技术条件下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这同样还取决于联合国在事先大量的协调与联络工作。

  由于交通与通信的便利,事实上,联合国在许多涉及全球性行动的决定的执行上效率也是很高的,不论是维和还是灾害救援,一旦各国形成共识,就可以马上到位,维和部队可以迅速组织奔赴目标地区,救灾物资也可以很快组织运抵目标地点,真正麻烦且主要消耗时间的是在决定之前的协调和讨价还价过程。

  分析联合国这样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与大统一社会的世界政权,将二者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它们决策的形成与执行有以下异同点:

  1、在决策之前,联合国必须用很大的精力协调各国的立场,这样的协调过程往往很长,因而,一个决策的形成难度很大,特别是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关键的一二个大国不同意这样的决定就不可能形成,即使形成了也不可能得到实施。

  大统一社会的世界政权同样也需要协调各地区的立场,因为每个地区也有各自不同的情况,也有不同的局部利益,但是,作为一个全球的统一政权,具有大统一社会相关法律赋予的强制性的行政权力,其决策的产生,只要认为有必要便可拍板定案,一般而言不可能久拖不决,因此,对各地区的意见的汇总是一个很快的过程。

  联合国召集相关会议和进行表决的过程,有一点与大统一社会是类似的,即:一旦形成共识后召集全球性会议以及表决形成决定,其过程是非常快捷的,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拥有足够快捷便利的交通与通信条件,以及政治治理的其他的硬性技术条件。

  2、联合国的决策过程渗透着各种强权因素,许多问题一个国家不表态就办不成,目前联合国有193个会员国,相信在大部分重大问题的决定上,美国一票便可影响许多票,因而美国就可以经常使得联合国的决定无法形成。

  在大统一社会各地区是一种真正平等的关系,如果说有什么权力的不同与表决权分量的区别,可能会因各地区人口数量的不同而有相应的区别,也有可能因各地经济、文化等状况的差异,表决票的分量会略有不同,但这样的差异性是非常有限的,更不可能出现某一个地区可以左右世界政权的情况。

  3、各国在联合国的分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事实力的强大,一个军事大国往往可以很大程度上左右联合国的决策,这实际上是强权政治的表现。但是,大统一社会各地区是不可能拥有自己独立的军队的,这是因为允许各地区拥有独立的军队无疑就是放任分裂。大统一社会的军队直接掌握在世界政权手中,因此,各地区利用军事手段左右世界政权决策的现象将不可能发生。

  4、在联合国的所有工作中,关于战争的问题和裁减军备的问题始终是处理得最多的问题,也是最主要的问题,同时又是分歧最多、最难处理、永远不可能处理理想的问题,联合国在此方面每形成一个决定都要费无数的周折,最后往往还不了了之。但是,大统一社会将没有各地区的军事与军备问题,世界政权领导下的少量军队是按大统一社会法律的规定所确定的,针对犯罪与分裂势力的少量小规模的战争,只是世界政权日常工作中的一个很次要、并不需费多少工夫处理的问题。

  5、联合国的决策往往以宣言、声明、公约、条约、协议、协定的形式出现,这事实上也说明了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所形成的决定只能是依靠各国自愿去执行。而大统一社会世界政权的决定无疑会以命令、决定、要求、指示的形式出现,因为作为世界政权就意味着权力,因此,其决定的执行力度必然会大得多。

  6、由于国家的主权独立性,联合国作为国际组织,其决策各国可执行可不执行,一般而言联合国没有什么办法对其进行强制性约束,除非采取战争或者全球性制裁。但要动用这样的手段必须有各大国的统一意见,然而,这样的意见是很难统一的,尤其是许多违背联合国决策的行为正是大国所为,对于这些违反联合国决策的国家,如果动用战争手段无疑就是世界大战。

  而大统一社会世界政权的决策是以政权的权力手段作为背景的,各地必须得执行,如果某一地区有违背规定的情况,其后果就是要追究地区领导者的行政责任,直至撤换其职务,或者追究其法律责任。因此,各地领导一般不会冒这样的风险,即使有个别地区会有执政不力的情况,也有较容易的处置措施,并不会出现大的破坏性后果。

  二、全球化与大统一社会

  今天我们所处社会的一个重要时代特征便是全球化,这已经成为人们广泛的共识。便捷的交通、低廉及时的通信、丰富直观的传媒缩短了人们的距离,全人类仿佛生活在同一个小小的村庄。

  广义地理解全球化的概念,应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和社会等各个方面。不论你是否知道全球化这样的名词,不论你是否切身体会到全球化的成果,事实上你周围的一切都有全球化的影子。

  以北京而言,这个拥有5000年文明的古国首都,没有到过的外国人一定不会想到她的外在与内涵早已脱离了“古国”的影子。当然,故宫依然还是红墙黄瓦,天坛、北海、颐和园的外表依然是明清王朝时的建筑,但那只是特意作为古迹保护起来的庞大北京城的几个小的局部,而除此之外的北京城则满大街到处都是西式招牌,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几乎每个人都了解;马路上跑着的汽车有德国的奔驰、宝马,日本的丰田、本田,美国的林肯、别克,还有韩国的现代和启亚等等;人们喝着可口可乐和上岛咖啡;穿着法国和意大利品牌的服装;手中拿着华为、苹果或者三星手机;看着长虹和海尔电视中的美国大片和韩国偶像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生活方式和文化正在相互渗透,相互融合。

  这种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全球化趋势绝不是只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它已经渗透到各个中小城市,以及非常偏僻的农村和牧区。

  智能手机、收音机与电视机的普及,交通与通信手段的及时和便捷,使得一般普通百姓都能够感受到世界巨变与融合的脚步,同时每个人都在自觉与不自觉地被这种全球性的文化所融合,越是发达的国家这样的趋势越明显。

  深入分析全球化的各个方面,首先我们不妨看看军事的全球化。华沙条约组织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两个最大的世界性军事联盟,也可以称之为军事全球化的一种形式,但是,这种全球化只是局限于区域或者集团范围内的,其实只是一种军事对抗集团,与其说是全球化在军事方面的表现,还不如说是国际化的军事分裂与对抗更为确切。

  类似欧洲联盟、阿拉伯联盟、东南亚联盟和上海合作组织,这样的政治方面的综合性国际组织所表现出的全球化特征,同样与上述性质一样,也只是局限于区域或者集团范围内的,是以联合的力量行政治对抗之实,因而本质上是国际化的政治分裂与对抗。

  人们更多地对全球化的认识是经济与技术的全球化,这是狭义的全球化,也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化。

  经济的全球化首先表现在市场的全球化。我们走进商场购买商品,或者在网上购物,一眼望去会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个世界范围的产品海洋中,只要不是专柜,不论在哪个柜台前审视都可以看到,几乎没有一种产品只是出于同一个国家。世界各地的产品总是汇集在同一个柜台中。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47年第一轮谈判在日内瓦举行时只有23个成员,以后的成员不断增加。而且统一世界贸易的努力,使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这个协调世界贸易的临时机构于1995年最后改组成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个常设机构,正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的不可阻挡,才催生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诞生。截至目前,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已达164个,成员贸易总额达到全球的98%。

  经济的全球化还表现在产品生产的全球化,美国苹果品牌的手机,很大一部分生产是委托中国深圳的企业完成的;联想电脑许多的零部件来自台湾;空中客车与波音飞机的各种零部件更是来源世界各地,中国航空制造企业拥有空中客车A350生产额的5%,波音飞机则是由包括美国在内的23个国家的340家企业协作生产的。

  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企业投资来源的全球化,今天的空中客车公司、宝马公司、通用汽车公司、腾讯公司、阿里巴巴公司、百度公司等等,都不是哪个国家独有的公司,它们的投资来源早已是国际化,股份占有者分布世界各地。因此,对于这样的跨国公司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国家的概念进行界定,如果一定要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只能说这些企业的总部设在何处,它们的纳税地在何处,或者它们的生产基地在何处。

  经济的全球化同时也反映在企业投资目标的全球化,一个跨国公司它的投资目标是面对世界的,它要把自己的生产工厂设在离市场比较近、生产成本比较低、投资环境比较好的地区。

  技术的全球化是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展开的,一项新的技术的出现很快就会传遍全球,一种新的产品和一款新的产品样式的出现同样也会很快在世界各地出现。仅从全球化的技术贸易来看,上世纪60年代中期,全球技术贸易额年均仅25亿美元,80年代中期达到500亿美元,90年代中期则超过了2000亿美元,而2012年仅全球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进口额就达到了近2万亿美元,技术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超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

  技术的全球化还包括高等教育的全球化,高等学校作为培养科学与技术人才的中心,是促进企业与国家保持竞争优势的源泉。过去40年以来,全球到国外求学的学生每年平均以接近4%的比例在增长,而且留学人员趋于低龄化。不仅如此,大学教师也在趋于全球化,在美国高校中,科学与工程学领域新聘的教授有20%出生于国外,而中国的主要高校中,新聘的教师大多数都有国外的硕士或博士学位。中国的大中城市好一些的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都聘请了外籍英语教师。

  认真分析便不难得出,全球化正是人类沟通与交流手段发生了质的变化所催生出来的,正因为有了今天这样高度发达的交通、通信和传媒手段,使得全球化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正是因为这样的手段的存在,才导致人们自觉与不自觉地产生了走向全球的冲动。

  经济的全球化在发展中又需要新的全球化内容进行完善和补充。例如经济的全球化也表现在金融的全球化,美元几乎成了世界通用货币,欧元和人民币则在试图挑战美元的地位。银行业的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地远隔万里的交易,在两个或者几个不同国家的银行可以及时地实行不同币种的结算。这就使得全球化的经济活动更加便捷,全球化的交易手段更加完善,这样便捷和完善的手段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的水平向更深入更彻底的方向发展。

  事实上,金融的全球化也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一张信用卡可以伴我们走遍天下,而不担心衣食住行没有着落。手机支付也从中国正在走向其他国家。因此,热衷于出国旅游的人更多,他们不仅给目的地带去了旅游收入,也带去了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精神面貌,使得世界文化也更多地趋于全球化。

  文化的全球化趋势同样是现代技术手段发展的结果,但是,文化全球化的程度却远远不能与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程度相比,究其原因,这是因各国都致力于维护自己的固有文化不受外界的干扰所致。就像一个极端的伊斯兰国家不可能允许有穿三点式服装的女子进行选美比赛一样,同样,也不可能想像美国、法国这样的西方国家会要求女子上街必须带面纱。

  其实,现代技术手段完全可以推动广泛的、多层面、多领域的全球化,相反的是,在这种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却常常是阻碍全球化进程的障碍。

  经济的全球化过程对国家利益而言往往是有益的,特别是发达国家和有技术创新能力的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总是最大的受益者,而一些落后的国家即使在全球化进程中比较被动,但关闭国门比打开国门更糟糕时,也只好不自觉地去融入世界经济。由于上述原因,经济的全球化过程由于没有国家的阻碍,因而就能很容易地实现。

  文化的全球化则不同,思想开放的国家其政府对现代传媒手段限制较少,文化的全球化自然就较容易实现,而有些国家由于人为地限制现代传媒和通信手段的使用,文化的全球化便很难实现。我曾经去过朝鲜,在平壤的酒店中,电视只能收到二个政府频道,千篇一律全部是政府的严肃政治节目,这样的环境下当然不可能实现文化的全球化。

  至于跨区域、跨集团的真正意义的政治和军事的全球化就更加不可能在国家社会实现了。政治与军事是国家主权的本质内容,也是国家主权的最后设防线,实际上,如果实现了政治与军事的全球化,也就大致上满足了大统一社会的基本特征,那样的社会形态也就不能称其为国家社会了。

  分析当今世界全球化的事实,以及通过对全球化产生根源的研究,有一点十分令人振奋的是,今天的全球化其进程不是由某个政府采用人为的力量强行推动的,而是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人们的自发行动,这种自发行动反映的是人们对全球一体化的自觉与不自觉的强烈诉求,代表着一种人类渴求的方向。而国家政府在这样的全球化进程中反而起了一种压制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压制,全球化的内容会更加丰富得多,全球化的程度也会更加深入得多。

  可以断言,只要稍加推动,全球化的程度必然会更加广泛、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当这种全球化延伸到政治、军事、文化与社会等每一个方面的时候,也就宣告了大统一社会的真正到来,因为归根结底,大统一社会本身就是一种广泛、深入和全面的全球化。

  综上所述,不论国际组织的统一全球的行动,还是全球化趋势的自发产生,一个类似于大统一社会的运作方式正悄然之中在世界形成,这一切并不为大统一社会而来,但又带有大统一社会的影子,客观上形成了对大统一社会的预演。从这种预演的结果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1、国际组织一系列统一世界行动的工作以及这些工作的运作方式,从技术上是对现代交流与沟通条件应用于世界范围内的统一治理的一种测试和检验,并证明了大统一社会的全球性治理的硬性技术条件已经成熟。

  2、统一世界的行动是人们的普遍诉求,这种诉求首先表现在一批有良知的政治家为了世界免受战火的摧残,为了人类许多共同的利益,而主动发起成立协调世界事务的国际组织。虽然这样的国际组织并不能左右国家社会,其作用十分有限,但它们总在为统一世界的行动进行努力,总在为人类的共同利益呼吁奔波,它们今天致力于推动的许多工作照样是大统一社会也要继续去完成的工作,而且,这些国际组织的工作,同时也为人类走向大统一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3、全球化趋势是世界自发的行动,是现代交流与沟通条件达到相当水平后的一种难以阻挡的趋势,从这种趋势我们同样看到了人们对走向大统一的普遍诉求,这是一种人心所向,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那么,就上述各点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到实现人类大统一的可能性已经是非常的明朗。有技术条件的全面成熟,有过去预演的经验铺垫,有人心的普遍向往,更加上还有拯救人类于灭绝的无比正义性,再大的阻力又有什么不能冲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