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前一章的分析实际上已经论证了只要没有合适的办法停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便必然会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自我灭绝。因为科学技术有灭绝人类的能力，而且一旦灭绝手段出现终究会被人使用。
由于人类的整体生存无与伦比地重要，对于人类自我灭绝的论证依据应是越充分越好。那么，在这一章我们还将从其他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人类自我灭绝这一问题。
严格地说，任何生物都有生有灭，如果人类的自我灭绝是极其遥远的事，也许我们今天的担忧是不必要的，但要是这种灭绝就在为时不远，这一问题无疑便是高于一切的问题，因为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比避免人类即将灭绝更加重要，包括目前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贫困问题等等，这所有的一切问题与人类的整体生存相比，都变成了次要问题。所以，在本章我们还将专门就人类自我灭绝的时间问题进行讨论，并就其他一些与自我灭绝相关的问题进行研究与评估。
第一节极端手段不可抵消
之前所有的讨论使我们得出这样的明确认识：我们今天拥有的极端手段是毁灭手段，未来还会出现灭绝手段，由于极端手段的必然被使用，在未来的岁月中，人类将会不断地受到毁灭手段带来的杀伤，因而始终生活在恐惧和痛苦中，直到有一天被自己创造出的灭绝手段整体毁灭。
人性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当憧憬美好时穷其所思，当思考危机时则心存侥幸。面对如此悲观的结果人们也许会想，是否任何一种手段出现后都会有一种反手段与之抵消呢？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万全之策，平衡毁灭手段与灭绝手段造成的危害？
自然规律确实有许多正、反对应的现象，从牛顿力学我们了解到，当给物体一个作用力，物体就会给你一个反作用力；原子核带有正电，外层则有电子的负电与之平衡；根据宇宙大爆炸的理论，结合自然界物质的存在，科学家推断出必有反物质存在，神奇的是在之后真的发现了反物质；在化学中有化合与分解；在数学中有微分与积分……如此等等。
由于有如此多的正反抵消或者正反对应与平衡的自然现象的存在，于是，许多哲学家和政治家都乐意炮制一种理论，这就是不论是什么有害的手段都不可怕，只要有一种手段出现，就一定能够找到一种可以与之抵消的手段，或者说是一种可以制约的手段，任何由人类调出的毁灭力量，人类都可以找出将其化解的相应的平衡力量，只要是科学技术造成的破坏，就总会有一种反破坏的科学技术将这种破坏抵消。就像盾可以抵挡矛的攻击一样，或者像青霉素、红霉素或者螺旋霉素可以医治各种炎症一样。
事实上，从根本上要抵消毁灭手段和灭绝手段都是不可能的，理由如下：
第一，任何一种手段出现后要研制出一种反手段都需有一个过程。以对基因毒素的防范为例，正如一种新的病毒出现后要研制出一种医治的药物需要一个反复实验、研究的过程，如果真的受到了基因毒素的攻击，要针对这种毒素研究出一种相克的药品肯定不可能是一两天的事，那么，在这个求解反手段的时间段中必然有很大一批人的死亡，因而事实上毁灭已经发生了。
第二，有些手段是不可能有反手段的。在人类目前已有的两种毁灭手段即核武器和基因毒素方面，针对基因毒素的攻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会有相应的治疗药物可以研制出是可以假定的，但是，核武器就没有一种反手段可以与之抵消，就像原子弹爆炸时，在现有科学理论基础之上还不能设想有一种反原子弹的使用可以使原子弹的能量得以消失，只要原子弹在有人群的地方爆炸就必然导致毁灭性杀伤，除非不让它爆炸。在未来越来越多的毁灭手段出现后，特别是灭绝手段出现后，肯定有一些手段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抵消手段可寻找的。
第三，最理想的情况，即设定每一种手段都能够找到可以抵消的手段（其实这种理想情况是不存在的），但是，每一种手段的反手段的研制必定需要一段时间。随着毁灭手段越来越多，包括未来灭绝手段的出现，以及灭绝手段的越来越多，每一种手段从产生到找到抵消的反手段都会有时间差，这些时间差的累积将会使人类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里，暴露在没有反手段的保护之下。这就说明，即使最理想的情况，也只能是降低极端手段使用并造成危害的频率，但却不可能根绝这种危害，那么，当灭绝手段出现后，只要其危害人类一次，便会导致人类的整体毁灭。
一、实验的不慎
实际上灭绝手段不一定必须被那些具有杀戮动机的人去使用才会给人类带来整体的毁灭，实验的不慎也有可能造成人类的灭绝。
我们知道，许多科学的发现都是在实验中无意获得的，在实验中所获得的科研成果并不是最初安排实验计划时所确定的研究目标，这样的事例在科学的发展中是常见的事，由于科学技术本身具有不可确定性，常常那些无意的发现比最初确定的研究目标反而重要得多。
被称为19世纪末物理学领域三大发现之一的X射线的发现就属于这种无意的发现。19世纪末物理学界对阴极射线的本质问题存在普遍的关注，当时，许多物理学家都在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也包括德国物理学家伦琴。一次伦琴在做这一实验时无意中将一包照相底片放在了实验仪器旁，实验结束后，伦琴发现，密封的照相底片竟然感光了，这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事。这一偶然的事件引起了伦琴的思考，以后伦琴又多次重复这一实验，证实了确实是一种过去不知道的射线穿透了包装纸，并称这一射线为X射线。
X射线的发现具有极大的科学价值，X射线的应用不仅为物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工具，而且为医疗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伦琴本人也因发现X射线而获得首届诺贝尔物理学奖。
青霉素也是实验室的偶然发现，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一直致力于防治伤口感染的研究工作，但他潜心研究多年却无成果，一次他偶尔发现发霉的培养基其菌花的周围出现了一圈空白，在这里导致伤口感染化脓的葡萄球菌不见了。
进一步研究发现，正是霉菌杀死了葡萄球菌，而且这种霉菌只对细菌有毒性，对白细胞则没有毒性，这说明它可以作为治疗人类疾病的药物，弗莱明将其称为青霉素。
青霉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拯救了无数伤病员的生命，成为在二战中与原子弹和雷达齐名的三大发明之一，直到今天它也还是治疗各种炎症的特效药。弗莱明本人因此获得1945年的诺贝尔奖。
科学的偶然发明和发现举不胜举，例如牛顿就是在不经意中观察苹果从树上落下时发现了万有引力的。但是，却并不是每一次这类无意的发现都能够为人类带来好处，实验的偶尔同样有许多带来灾祸的例子。
如美国著名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一直对电非常感兴趣，他通过观察莱顿瓶放电时发出的声响以及发出的闪光，便想到了天上的雷电，他一直想搞清楚这两种电是不是同一种东西。为了弄清这一问题，他用绸子制作了一个风筝，又用细铁丝一头连着风筝，以此将雷电引下来成功地证明了“天电”与“地电”的性能完全一致。
事实上，通过风筝“捉”电是非常危险的，富兰克林没有遇险只是侥幸，别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富兰克林的实验完成之后刚好一年，俄国物理学家利赫曼带领自己的学生做同样的实验时就被雷电击中，当场夺去了生命。
富兰克林本人也在电的实验中差一点遇难。一次富兰克林做一个采用莱顿瓶电死火鸡的实验，结果被当场击昏，他醒来后幽默地说：“好家伙，我本打算电死一只火鸡，结果差一点电死一个傻瓜。”
科学实验造成灾难的例子很多，硝化甘油是一种烈性炸药，自发明后它一直被应用于矿山开采、道路建设等领域，但这种炸药很不安全，遇稍微的震动或遇稍高一点的温度就会爆炸，而且生产流程也比较复杂。诺贝尔一直致力于这一炸药的安全性研究，并试图简化其生产程序，协助他研究的还有他的弟弟。
1864年9月3日，他的弟弟带着几个技师希望通过更简单的方法生产炸药，不幸发生爆炸，他的弟弟和另外四人当场遇难，诺贝尔本人则因刚好外出躲过了这一灾难。
事发之后诺贝尔并没有放弃对硝化甘油这一炸药的继续研究，尤其是对其安全性能的研究，他发现硝化甘油可被硅藻土吸干，这种混合物可以安全地运输，于是他开始着手研究用此改进炸药与雷管，但就在实验中又因不慎导致再一次发生爆炸，诺贝尔被炸得浑身是伤，所幸保住了性命。
实验的意外与不慎是出于对未知科学的不了解，正因为对未知科学的不了解，在实验中任何科学家都不可能完全准确地判断实验的结果是怎样的，于是才有科学实验中总会有一些偶然的成果被发现，同时也总会有一些灾难性的事故会发生。
随着对科学未知领域越来越深入的探索，科学将会向越来越高的层级发展，更高层级的科学技术所能爆发出的科学力量必然更加的巨大，这种科学力量不仅能够造福人类，同时也能带来毁灭，当这一层级达到相当的高度后便会具备灭绝人类的能力。
毋庸置疑，科学家在制定研究计划时除极其个别的心理变态者之外，一般都不可能以灭绝人类的手段作为他们的研究目标，但是，科学研究的结果并不会完全按科学家的意愿行事，当执行一项科学实验计划时，原计划的目标没有实现，反而收获计划外成果的可能是完全存在的，同时，这样的实验不仅没有获得有益的成果，反而发生了毁灭与灾难也是完全可能存在的。
那么，在未来漫长的科学发展历程中，随着我们的科学研究向更高层级实现突破，科学研究成果所能释放出的能量将越来越大，由于实验的意外与不慎而释放出灭绝人类的科学恶魔的可能同样也是完全存在的。
二、科技产品的不慎使用
不可确定性是科学技术的基本特点之一，许多科技产品即使我们已经研制出来了，甚至大量地投入了使用，但对这个产品的性能以及安全性都常常把握不准，现实中我们看到，科技产品在使用中造成重大的灾难的情况总是时有发生。所幸今天科学发展的水平还不算高，科技产品的不慎使用也许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灾难，但这样的灾难毕竟还有限，但当科学技术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后人类就有可能面临因这样的不慎所导致的灭绝。
关于科技产品的不慎使用所导致的灾难非常多，这里仅举几例：我们知道，臭氧层的破坏今天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重视，由于臭氧层的破坏是因氟利昂的使用所引起的，目前全世界正在采取统一行动，限制并最后停止对氟利昂的使用。
但是，氟利昂最初由杜邦公司发明之时其使用前景却是被科学家极力推崇，甚至被神化过的。由于氟利昂无毒、不燃烧、稳定、对金属材料没有腐蚀作用，因而被广泛地用于制冷行业，同时还用于其他多个方面，然而，在使用之后却没料到正是它的稳定性导致臭氧层遭到了难以弥补的破坏。
因为氟利昂在制冷中排放出的氯氟烃非常稳定，能够随空气一直向上飘散而不会分解，直到进入同温层，在同温层由于遇到未经过滤的紫外线的强烈刺激，氯氟烃中的氯被分解，而分解出来的氯与不太稳定的臭氧发生反应，从而使臭氧遭到破坏。
臭氧层的形成是地球数十亿年原始拓荒的成果，是地球生命的保护神，我们仅一个科技产品的大意使用就给它造成了重大的破坏，且要弥补这种破坏甚至用百年时间都不一定能够完成，可见科技产品的不慎使用造成的灾难有多么的巨大。
对DDT的使用也是出于这样的不慎。瑞士化学家缪勒从1935年起便开始致力于杀虫剂的研究，他通过将DDT试验于蚊子、昆虫等，发现DDT有很强且持久的杀虫效果，而且这种化合物对人类和牲畜无害。于是，DDT作为人类第一个被大量使用的有机合成杀虫剂，被大量推广应用。其效用的发现者缪勒还获得了1948年的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
然而，就在仅仅十年后，DDT的负面作用便显现出来了，人们发现DDT在使用一段时间后那些有害昆虫便产生了抗药性，可此时那些害虫的天敌却已被杀死，因而病虫害反而变得更加猖獗。另外，鸟类从吃下的昆虫那里吸收了DDT，蛋壳会变薄易碎，导致幼鸟死亡，因此DDT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十分明显。同时，人类还直接受DDT的危害，经研究，DDT具有与雌性激素相似的作用，可使男性的雄性发生退化，并影响生育。
因以上一系列的危害，各国相继停止了DDT的使用，但由于DDT不溶于水，毒性衰减速度很慢，虽然停止使用已达20多年，但20多年过去后，在鸟类和人类的身体中还时有发现DDT的存在，甚至在遥远的南极企鹅身体中都有发现它的含量。
科技产品使用不慎导致的灾难还包括对一些问题还没有研究透彻，便盲目采取行动而产生的巨大毁灭或者灭绝力量的爆发。例如可燃冰要是开采不慎便有可能导致这样的灾难。
可燃冰是甲烷与水结合而成的水合物，它外表像冰，广泛地存在于海底与一些永久冻土层中。据估计，在全球4000万平方公里的海底都有可燃冰，占海洋面积的10%。国际间普遍认为，全球可燃冰的总量相当全球煤、石油和天然气总和的二到三倍，可满足人类1000年的能源使用，被认为是最具价值的未来能源之一。
但是，这一能源要是开采不慎便极有可能给全球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由于一个单位的可燃冰可以产生164个单位的甲烷气体，甲烷气体的温室效应相当二氧化碳气体的20多倍，而可燃冰开采难度非常大，极易泄漏，要是将一块可燃冰从海底搬到海面，在没有到达海面之前便已经挥发殆尽。可燃冰矿藏哪怕受到最小的破坏，都可以导致甲烷气体的大量泄漏，尤其是陆缘的可燃冰开采更是非常困难，一旦出现喷发，就会导致海啸、海底滑坡、海水毒化，而喷发的甲烷气体则会全部排放到大气中，全球气温便会因此而迅速升高。要是真的有一些国家在还没有研究成熟时便大量开采可燃冰，其有可能造成的灾难将不堪设想。
一个科技产品当其研制出来之初，科学家一般都不可能完全准确地判断其使用的绝对安全性，这一科技产品越复杂，越处于科学成就的高端，其安全性能就越难判断。而与之对应的是，一种科技产品越是处于科学成就的高端，当使用不慎带来的灾难其毁灭性也就越巨大，这种巨大的毁灭力早晚会因科学技术不断向更高层级的突破，最后具备灭绝人类的能力。
由此可见，当科学技术发展到具备灭绝人类的能力之后，人类的自我灭绝不仅会因一些心理变态者具有目的性地对灭绝手段的使用而不可避免，实验中的不慎，以及对科技产品的不慎使用都有可能导致人类的灭绝。这一结论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由于科学技术本身存在着不可确定性，当科学技术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后，科学技术的这种不可确定性必然会使得我们通过任何办法都无法摆脱人类灭绝的命运。因此，要避免人类的灭绝，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想办法在科学技术还不具备灭绝人类的力量之前就坚决停止其发展的脚步。
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的前方不远肯定有地雷，而且越往前走地雷越多，这是能够灭绝人类的科学技术“地雷”，若是我们能够明确地知道这些地雷所埋的准确位置，绕开它走就是安全的。但由于科学技术的不可确定性，使得我们并不知道它们埋在何处，且永远也不可能准确地判断它们所埋的准确位置，因此，只要往前走便总有一天会触雷灭绝，而要避免触雷便只有停止继续向前。
从根本上而言，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总会有从生到灭的过程，自然的力量最终可以灭绝任何生物，包括人类也不会例外。根据第三章的分析可以知道，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自然的安排，人类的灭绝应该是50亿年之后的事，那是一个极其遥远的未来，那么遥远的灾难完全不应该是由今天的我们去忧虑的事。
那么，如果人类的自我灭绝其时间若是同样的遥远，自然也完全不值得今天的我们去操心，甚至自我灭绝只是以万年计算，今天的我们要想袖手旁观也还勉强可以说得过去。但若是这样的危险只能以百年、千年计算，尤其若是今天不对其警醒，并果断地采取措施，之后要再想采取措施却已经难以弥补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还不行动起来，那真正就是千古的罪人。为此，我们应该对人类灭绝的时间有一个认真的分析。
当科学达到今天的水平后，技术的向前发展早已经不能依靠直观经验来处理问题，科学理论早已成为技术进步必不可少的指导。科学与技术的结合是工业革命不久后出现的现象，当时，虽然工业革命爆发出的巨大创造力使得各种各样的工业产品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但很快人们发现，技术实践若是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很难再向更深入推进，只有依靠科学理论的指导，技术创造与技术发明才能成为一种理性的过程，生产力水平才能够得到快速的提高，更高端的科技产品才有研发出来的可能。于是，每当科学理论有新的突破，人们便习以为常地在新的理论中尽其所能地去发掘可以转变为科技产品的内容。
无数次的科学技术实践都反映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每当一个中等学科出现理论突破，其产生的一系列科技产品就可以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一个大的学科出现理论的突破，其产生的一系列的科技产品则可以改变整个世界，且这些科技产品既有造福人类的内容，也有祸害人类的内容。
鉴于上述原因，我们便可以以科学理论的突破作为主线，来大致推断出人类的灭绝时间。
实际上依靠今天的科学理论已经可以推断出灭绝手段必然会出现，之前所阐述的无限复制的纳米机器人、推动大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制造海洋与地壳的整体核燃烧等等多种灭绝手段，都是根据今天的科学理论能够推导出的。但是，由于今天的科学理论层级还不太高，要按今天的理论研制出相应的灭绝手段难度是比较大的，因此，对于依据今天的理论所产生的灭绝手段何时可以出现，还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以下我们便重点以科学理论的向前突破作为依据来进行相应的推断。
由于物理学在自然科学领域处于核心地位，这里便根据科学技术的循环突破规律与裂变加速规律，并以物理学的发展作为参照来分析灭绝手段的产生时间。
伽利略的成果是近代物理学建立的标志，也是近代物理学循环突破的一级革命性理论。按理而言，伽利略的成果必然会指导科学技术有一个大的发展，人类社会也会因此有一个巨大的改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一成果的诞生并没有对人类社会即刻产生全面深刻的影响。究其原因，伽利略成果的诞生是在工业革命之前约一个半世纪，那时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将科学理论应用于技术实践的意义，因此，这一成果虽然并没有即刻推动技术实践的长足发展，也没有即刻演变为一系列的科技产品，但这并不能说明近代物理学的一级革命性理论就没有巨大的威力。
牛顿力学是近代物理学循环突破的二级革命性理论，牛顿力学建立之后，其对人类世界的影响今天看来已是一目了然，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突出的影响之一便是体现在对技术实践的指导上，正是牛顿力学推动了工业革命向更深入发展，没有牛顿力学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是不可想像的。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是指工业革命实现了科学理论与技术实践相结合的阶段，这是工业革命真正具备爆发力的阶段，那么，在这一阶段，对技术实践具有最重要指导作用的一系列科学理论中，牛顿力学无疑是最重要的理论。
但是，牛顿力学对技术实践的指导作用，以至对人类社会的根本性影响并不是即刻便显现的，其间有约100年的时间差。这其中的原因一是要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本身就有一个过程，任何理论要发挥指导作用都有一定的时间差；另外，牛顿力学建立之初，将科学理论应用于技术实践的思想并没有被人们理解，虽然牛顿力学建立之后半个多世纪便爆发了工业革命，但此时人们也还没有意识到将科学与技术结合起来的意义，直到又过了几十年人们才认识到理论的重要性。
那么，当今天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以及这200多年来人类创造的财富远远超过之前数百万年创造财富总和的许多倍这一事实时，已经足以说明牛顿力学，以至物理学领域的革命性理论所能爆发的巨大能量。
相对论与量子力学是近代物理学的三级革命性理论，这一理论诞生于20世纪初，由于这一理论揭示的科学威力极其巨大，要调动这样的威力其技术难度同样也十分巨大。但以原子弹的爆炸为标志，三级革命性理论从诞生到成功地应用于实践仅用了约40年时间，这其中的原因在于这时人们已经明确地认识到科学理论应用于技术实践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因此，对科学理论应用于技术实践从各个方面都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同时，由于有明确且一致的认识，这时人们也敢于在此方面投入巨资。
近代物理学的三级循环实现突破所爆发出的威力其巨大性仅用两个例子便可以清楚地说明：其一，今天人类的足迹已经踏上了月球，进一步踏上火星已在计划与准备之中，而无人驾驶的航天器已经飞出了太阳系，并正向宇宙深处飞行。这一切是之前人们只能在神话故事中才能想像的。其二，今天的一枚氢弹爆炸当量已经超过5600万吨TNT，这是一种怎样的概念呢？它说明一枚炸弹的威力相当于100万节火车（可以绕地球一圈）所载烈性炸药的爆发总量。而上述科技成就的取得，主要的指导理论就是相对论与量子力学。
根据以上的分析，如果近代物理学的四级循环实现突破，其革命性理论所指导的技术产品可以直接很容易地产生灭绝手段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其理由是，三级革命性理论所指导出的科技产品其毁灭力已经极其巨大，这种巨大的毁灭力距灭绝人类所需的威力其实只是一步之遥，而且，根据三级革命性理论实际上已经可以推断出相应的灭绝手段，只是按三级革命性理论所指导的灭绝手段要研制出来其技术难度比较大，在短期内还不能判断是否能够产生而已，但从长远来看却是必定会产生而无任何疑义的。
那么，物理学作为一个在自然科学领域处于核心地位的大的学科，其四级革命性理论相比其三级革命性理论的威力必然会大出许多，在一个差不多已经接近具备灭绝人类威力，甚至再进一步深入发展便可以具备灭绝人类威力的基础之上，再大出许多的威力，这一威力自然一定可以具备灭绝人类的力量，而且轻易便可以具备这样的力量。
那么，今天距近代物理学的四级循环实现突破还需多长时间呢？
从代表近代物理学一级革命性理论的伽利略的物理学的创立到代表近代物理学二级革命性理论的牛顿力学的建立，期间相距不到100年，这是近代物理学二级循环的周期。从牛顿力学再到代表近代物理学三级革命性理论的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建立，期间为200多年，这是近代物理学的三级循环的周期。
于是，我们便可以依此来推测近代物理学四级循环的周期。任何科学理论要实现突破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是无数科学技术成果不断累积的过程，是无数科学家历经数代努力而水到渠成的结果。由于四级循环的革命性理论比三级循环的革命性理论高深得多，因此，成就这样的革命性理论所需要的中间成果应该要比成就三级循环的革命性理论所需的中间成果多得多，由此看来，似乎近代物理学的四级循环要实现突破需要的时间要比三级循环还要长得多。
然而，我们的思维不能仅仅如此孤立地考虑问题。我们知道，科学的累积呈现裂变加速的规律，随着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科学与技术都在不断地形成分支，细分后的科学学科与技术门类又都在继续地细分，而每一个科学学科与技术门类都有一批科学家在从事研究，都在遵循循环突破的规律向前发展，都在不断地出成果。由此，科学与技术的成果的累积速度无疑便越来越快，这就弥补了更高一级科学循环实现突破要求科学成果累积量需要得更多，而产生这些科学成果所需时间似乎也需要得更多的这一差距。
物理学的发展也完全是遵循以上规律的，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考虑将近代物理学四级循环突破的周期设定得比三级循环更长些。那么，相对论的建立距今已有百年历史，参照之前的循环周期，在一个半世纪后物理学的四级循环可以实现突破应是合理的推断。再考虑将理论应用于技术实践的时间，于是便可以得出如下的明确结论：在不超过200年的时间之内灭绝手段必然可以出现。
显然以上的推断是十分保守的，因为上述推断有几个明显的因素并没有考虑进来，首先，按现有科学理论所推断的灭绝手段通过进一步发展也许在这之前便会出现；另外，科学理论与科学技术在其他的学科与门类中同样在实现突破，物理学之外的领域同样极有可能产生灭绝手段，正如在今天的毁灭手段中核武器是物理学的成果，但基因毒素则是生物学的成果一样。那么，其他领域的灭绝手段也很有可能会在200年之内出现。
最早的灭绝手段也很有可能只会掌握在国家手中，或者是掌握在极少的善良者手中，但极端手段的“三增”规律告诉我们，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灭绝手段的种类将会越来越多，掌握灭绝手段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广。不仅如此，而且灭绝手段的品种还将会越来越趋向于只可能由国家这样的集团掌握，发展到能够被个人所掌握，且总有一天会流入到敢于使用者手中。
同时，只要科学技术还在发展，当科学理论的发展层级达到相应的高度之后，由此支撑的科学实验和科技产品同样可能会造成无意中的灭绝灾难。由于实验的不慎以及对科技产品的不慎使用而导致人类灭绝的可能，与有人故意使用灭绝手段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具有同等的风险性，因此，当灭绝手段诞生后，其灭绝力量的爆发是随时都可能出现的，这种灭绝力量的爆发途径有可能是因那些心理变态者对灭绝手段的故意使用，有可能是科学家在实验中的不慎，也有可能是对科技产品的不慎使用。因此，一旦灭绝手段诞生之后，人类整体的命运已经是悬于丝发，要再想拯救人类已经是难之又难。
那么，即使如此，这里还是不妨对灭绝力量的爆发估计一个时间：回顾历史上各个历史时期极端手段的使用时间，如今天的极端手段，核弹的使用是在核弹研发出来之后即刻便投入了战争，转基因生物毒素虽然还没被使用，是因为这一手段研发出来仅十多年。而在此之前的极端手段，大多都是在研发出来后不久便就投入了使用，而少数投入使用慢一些的，充其量其时间长度也不过几十年。
当然，灭绝手段与之前的极端手段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使用者也会在对这种手段的使用中同归于尽，因此，对这种手段理性者或者自己本人并不想毁灭者是不会主动使用的。而且，还由于这种手段对全人类具有绝对的危害性，当这样的手段出现之后，各个理性的权力机构对其的控制力度也会远远强于对其他极端手段的控制力度，这是这种手段不易被使用的因素，这一因素决定了这种手段出现之后一般而言被使用的时间会延长很多。
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另外一些因素又必然会导致灭绝力量的爆发会变得越来越容易：
其一，随着科学技术向更高层级的发展，新的灭绝手段不仅会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而且必然会呈现这样的趋势：①在新的更高层级的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灭绝手段的研制会变得越发容易；②在新的更高层级的科学理论指导下所研制的灭绝手段其威力会更加巨大，最早的灭绝手段可能需要使用几次或者十几次才能灭绝人类，新的灭绝手段则只需要使用一次便可以将全人类灭绝；③在新的更高层级的科学理论指导下的灭绝手段会变得越来越小巧，便于携带，也越来越方便使用，尤其是便于由单个人操作使用，就像最早的计算机需一间大房子才能容纳，而今天一个小口袋就能装下的小计算器便已经超过了它的运算能力一样。这一系列的特点使得灭绝手段将越来越易于被个人所获得，也越来越易于被单个人所使用。
其二，科学理论不仅可以应用于杀戮手段的生产，也可以应用于民用产品的生产，由于科学技术具有不可确定性，因此，我们不可能做到对于每一项科学理论的安全性都能够进行百分之百地准确判断。当科学理论发展到可以支持灭绝手段的生产之后，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生产出的民用产品隐含的威力常常也是同等巨大的，而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科学实验其隐含的威力也照样是同等的巨大。那么，在这一基础之上科学理论要是再向更高层级发展，随着它可以爆发的威力会巨大得多，对其民用产品的不慎使用，或者科学实验时的不慎，便完全有可能在仅仅只是将其威力释放出来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时，也都足以将人类灭绝。
其三，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对灭绝手段控制的力度再强，也难免不会在某一段时间变得比较松懈。而与此对应的是，世界上任何时候都存在一批妄图报复全社会的亡命徒，这些亡命徒并不会因你对灭绝手段在控制松懈时其报复的欲望就会减弱。相反，时间越长，越是有可能会在某段时间出现一些报复社会的欲望极强、寻求极端手段的欲望极强，且同时又具备相当强的获取极端手段能力的心理变态者。
上述各种情况都决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灭绝力量会变得越来越容易爆发。即使如此，这里还是将灭绝力量的爆发设定得长之又长，即从最初的灭绝手段出现后考虑需要300年灭绝力量才会爆发，那么，再加灭绝手段在200年之内会出现这一时间，按此计算人类的灭绝在500年之内便可发生。
灭绝力量的爆发需300年这一时间完全是一个估算值，其依据是考虑人类历史上任何的极端杀戮手段的使用基本上都不会超过五六十年，而大致估算，平均一种极端手段从产生到使用应是在一二十年之内便会发生，那么，再考虑灭绝手段的使用比其他极端手段长得多，这一比例按20倍评估，因而便得出了300年这一结论。
这一结论无疑是极其保守的，简单而言，它仅仅只是考虑了最初的灭绝手段被使用的时间。显然，在最初的灭绝手段出现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继续发展，还将会有许多各种不同的灭绝手段涌现出来，且这些灭绝手段会更容易生产、更易于获得、更方便使用，因此其灭绝力量毋庸置疑会更容易爆发，而这所有的之后的灭绝手段其灭绝力量的爆发都没有在考虑之列。
至于总体来看，人类在500年之内会灭绝的这一评估更是相当的保守了，因为，这不仅在于中间同时考虑了两重保守的因素，即：一是灭绝手段出现的时间其评估是保守的，另一是灭绝力量的爆发其评估也是保守的。而且按照逻辑判断，试想，工业革命距今不过200多年，而200多年前工业革命爆发之初，科学技术是在几乎为零的基础之上起步的，发展到今天，宇宙飞船已经可以把我们送上月球，现代交通与通信技术已经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大型计算机每小时的运算量远超过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大脑计算总量，核弹与基因生物武器则将杀戮手段的毁灭力提高了数百万倍。在如此巨大的科学威力基础之上再发展500年那是相当于两倍工业革命至今的时间长度，而在这段时间中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在知识总量已是非常巨大的基础之上的发展，是在科学研究手段与科学研究方法都先进得多的基础之上的发展，同时也是在人力、物力和财力在科技方面的投入远远超过从前的基础上的发展。那么，根据裂变加速规律可知，今天一年科学技术的发展量必将远超过昨天一年的科学技术发展量，况且是两倍工业革命至今的时间长度，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可以创造出多少难以想像的成果便是可想而知的了。
因此，只要科学技术继续如此发展，人类的灭绝更多的可能是比500年这一保守评估时间要提前许多。
对人类灭绝时间的推断给我们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提示，即我们已经到了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候，这就是要坚决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
灭绝手段的出现不会超过200年，人类的灭绝不会超过500年，这意味着即使我们今天就采取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有些来不及。因为许多的科学发现是在偶然中产生的，许多的科技成果是在无意中发现的，由于自然给予人类的时间极其漫长，在这极其漫长的时间中，即使极少的偶然发现和极少的无意获得，其累积起来也会是非常的巨大。在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今天这样的高度之后，再加上一些并不多的科技成果的累积都有可能把人类送入灭绝的深渊，况且是这么多的累积呢！
遗憾的是，人类智慧的局限性使我们普遍存在跳跃不认同心理和发展麻木现象，人类对于自己的处境还蒙在鼓里，对科学技术的极其巨大的毁灭力远远认识不足，对每一个新出现的科技成果，以及对每一个正在安排的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项目，其有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和危害性麻木不仁，甚至连最杰出的政治家和科学家对此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至于采取实质性的防范措施更是一件极其遥远的事。人类的精英们更多的是安于对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各种成果的尽情享受，而对科学带给人类的各种危害所采取的措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至于科学一定会给人类造成灭绝性灾难，任何最有权力的领袖们都还没有实质性的觉悟。
其实，留给人类的时间真的不多！
综合之前的分析能够看出，立足多种角度都可以得出同一个结论，那就是只要科学技术照此发展下去，人类必然被科学技术所灭绝，而且为时不远，要拯救人类就必须限制科学技术向更高层级发展。
上述结论的取得其依据是各种明确的客观条件，例如人类与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科学技术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实际特点和规律等等。但是，人类的自我灭绝除了通过客观条件可以得出明确与充分的证明之外，这里还可通过哲学的思辨，对人类未来的命运进行主观推断，这一推断的依据便是对地外生命问题的思考。
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地球，是围绕太阳这颗恒星运转的一颗行星，是属于太阳这一普通恒星系统的一部分。太阳处于银河系，在银河系中大约有2000亿颗恒星，在宇宙中银河系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星系，整个宇宙约有3000亿个星系，可见我们是多么的渺小。但是，在地球上却孕育了像人类这样的高度智慧的生命。由于宇宙极其的浩瀚，任何微小几率的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如此广袤的宇宙中，除了我们地球人之外，一定还会有其他像人类这样高度智慧的生命存在。
通过对太阳系的研究可以确定，太阳并不是宇宙诞生后的第一代恒星，甚至也不属于第二代恒星，因为宇宙已经诞生了约150亿年，太阳系仅仅只有50亿年的历史。由于宇宙的浩瀚，我们还有理由推测，在第二代恒星系统便应该会出现高智慧生命，这就说明，能够孕育智慧生命的恒星系统应该在100亿年前就出现了。再参照太阳系的情况，在太阳形成后50亿年有了人类，也就是说在一颗适合智慧生命生存的恒星系统中，智慧生命的孕育周期为50亿年，那么，按100－50计算便能得出，至少在50亿年之前宇宙中就应该出现了智慧生命。如果是这样，历经50亿年的发展，这样的高智慧生命早就应该有能力自由地遨游于太空。但是，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确切的证据证实有地外生命曾经造访过地球。
地球是一颗在宇宙中有独特标志的蓝色星球，适合生命的生存，这一点对于领先于我们达50亿年的高智慧生命不可能不知道。而且，38亿年前地球上就出现了原始的微生物，这说明那时的地球已经具备生命的生存条件。如果十分具有吸引力的地球38亿年来都没有过地外生命的造访，可能性只有三种：其一，恒星之间的距离实在太大，这种距离不可逾越，再高水平的科学技术都不可能实现恒星际旅行；其二，地外生命在还没有发展到足可以自由地遨游太空，并能够实现恒星际旅行之前，就因某种原因灭绝了；其三，地外生命主动停止了对科学技术的继续发展，他们平静地生活于自己的星球，因而始终不具备恒星际旅行的能力。
对于上述推测，第一种可能我们已经在第三章第四节中有过阐述，这里还要从另一种角度进行分析。
地球人在完成其进化之后仅经过几万年的发展便有了飞上太空的能力，而且在不远的将来完全有可能使自己飞出太阳系并走得更远，事实上，人类的探测器则早已飞出了太阳系。那么，比我们早达50亿年的智能生命如果能够生存下来的话，其遨游太空的能力是可想而知的，即使不能够大规模来到地球，少量来到地球的可能性应该很大。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发生。于是，我们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到后面两种可能。
首先让我们分析第二种可能，即地外生命还没有进化到可以自由遨游太空时就因某种原因被灭绝了。那么，地外生命会因什么原因灭绝呢？是宇宙的自然力量吗（也就是如小行星撞击、黑洞的吞噬等因素）？
仔细分析，上述可能并不大，因为一个可以进化高等生物的星球必定是稳定的星球，宇宙自然力对它形成威胁并造成高等生物的灭绝，这种事情发生的周期应该是以数亿年为时间单位进行计算的，经过数亿年的发展，地外生命必定已经能够自由遨游太空，并可以避免自己的灭绝。而且，即使某一颗拥有高智慧生命的星球十分不幸，在高智慧生命还没有来得及具备自我拯救能力的时候就被宇宙的力量所灭绝，那么，也不可能每一颗产生高智慧生命的星球都会是这样的命运。而如此广袤的宇宙，可以孕育高智慧生命的星球其数量应该是比较大的。
那么，我们只能设想这些地外生命灭绝于自我。以地球人的本性可以有这样的判断：进化失衡现象是宇宙中一切高智慧生命表现出的普遍规律，一种高等生命在完成相当的智能进化后，其发现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和冲动会在某一时刻突然爆发，然后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拥有并掌握了可以将自身灭绝的力量，然而，在这样短的时间段，他们却不能够迅速完成理性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的进化（也就是理性进化滞后于创造力的进化），那么，在灭绝力量产生的情况下，又不能够有效地控制对这种力量的使用，或者明知有可能调动灭绝自己的力量，却不去节制自己的行为，一旦这种力量在有意无意中被调动一次，灭绝便发生了。也许这正是宇宙平衡其内部的一种固有力量使然，是一种规律性的特点。
结合地球人类的发展历史与固有特性，上述推测其可信度应该相当高。虽然600万年前人类的概念便形成了，近5万年前人类便完成了自己的进化，但是，直到200多年前的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才进入到一个自觉地发现自然、改造自然的阶段，在这段时期，几乎每一二十年世界就有一个大的变样，这种变化的速度超出过去百倍甚至千倍。今天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再过100年，世界一定会是一个面目全非的世界，人类的各种新的科技成果将会把今天的许许多多都取代，同样，新的科技成果产生的巨大毁灭力量也绝不是今天可以想像的。
然而，就在这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短短200多年的历史中，人类本性中非理性的成份并没有任何变化，而且也没有会发生变化的任何迹象，人类的短视、贪婪、杀戮和仇恨，并没有因为自身掌握的毁灭能力的提高而得到改变。也就是说，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在某一个特定时刻发生了突变，即突然变得特别的强大，而人类对自身理性把握的能力却远滞后于对自然的改造能力，从生物进化的角度进行阐述，也就是人类理性的进化滞后于创造力的进化。正是这种滞后，早晚会导致在人类总有一天有意、无意发现灭绝自身力量的时候，却不能控制对这种灭绝力量的使用，或者明明知道有可能在有意无意的科学研究中，会导致灭绝力量的爆发，而不去有意识地控制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限制。由此，终有一天，人类必然会因这种改造自然能力与理性控制自身能力的进化时间差而使自己毁于一旦。
如果地外生命也是像这样，遵循同一个自然规律，或许就是我们至今不可能有缘与之相遇的原因。
第三种可能就是地外生命有可能主动停止发展科学技术，从而避免了灭绝的命运，但也就没有获得恒星际旅行的能力。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地外生命这样的举动呢？
想必外星人社会也像地球人社会一样，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享受科学技术创造的成果，另一方面又频繁地遭受科学技术带来的毁灭，随着科学技术向越来越高的层级发展，其造成的毁灭也就越来越巨大。终于有一天，他们通过理性思考，强烈地意识到就此继续发展下去，自己早晚会被科学技术所灭绝，因此而猛然警醒，毅然决定停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建立相应的制度保证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严格限制。于是，停止了发展科学技术的地外生命便始终没有能够通过科学技术手段，而获得恒星际旅行的能力，他们甘愿在自己的星球上过着平和安详的日子，幸福地生活着。而我们地球人也就始终没有与他们相见的机会。
由于宇宙极其广袤，地外生命应该不在少数，以上两种情况可能会分别应验在不同的生命星球上。
诚然，我们没有见过地外生命，也不知道地外生命赖以生存的星球，以上只是根据一些现象通过哲学的思辨进行的相应推测。这是结合了地球人特点的推测，虽然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就是如此，但有相当的逻辑可信度。
这一主观推测与之前推断的结论是完全吻合的，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之前结论的论证力度，使我们对人类的命运，以及人类社会的未来看得更加明确，对我们未来的道路选择同时也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通过对地外生命的分析，还可以产生这样的思考：今天我们已经登上了月球，登上火星应该能够在本世纪中叶便可实现，而人类的多个探测器正从不同的方向飞往遥远的其他恒星，并已经飞出了太阳系。从这一点似乎可以乐观地估计，人类掌握恒星际旅行的技术好像能够在并不远的将来便可以获得。
然而，通过对地外生命的分析我们又会得出如下结论：高智慧生命在获得恒星际旅行的技术之前就会被科学技术所灭绝，因为假若不是如此，地外生命便必定会通过恒星际的飞行来到了地球。这就强烈地警示我们，科学技术水平在满足了恒星际旅行之前就已经达到了满足灭绝人类的能力。这无异于同时在说明今天我们的科学技术要就此继续发展下去，人类灭绝应该就是在前方并不远的将来。这一结论与我们之前推断的人类的灭绝时间同样也是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