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符合人类理想的大统一社会


  毋庸置疑,提出并建立大统一社会的初衷只是为了人类的整体生存,但是,我们仅仅着眼于将大统一社会建立起来,并以此保证实施全球范围内严格地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保证人类因此避免灭绝,这只是实现了我们意欲实现的第一个目标。人类的理想远不止是简单的生存,作为一种智慧生物和文明生物,人类有诸多的价值需求,如我们还有幸福的需求、快乐的需求、享受的需求等等,人类所打造的社会制度理应要为自己的一切价值需求服务,使自己的价值实现达到最大化。

  那么,大统一社会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其所开创的是人类历史的先河,在这之前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借鉴,这不仅预示了要建立这一全新的社会制度我们必将会面临许多的难题,同时又提示了我们,在一张白纸上可以画出最美的图画。既然我们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便可以轻装上阵,按照最理想的方式将大统一社会设计并打造成一个最符合人类理想的社会。

第一节 人类社会的几个基本规律

  以今天来看,大统一社会应该是人类社会的最终社会形态,因为只有大统一社会才能够做到全人类真正实现统一行动的目标,并一致实行对科学技术的限制,从而避免人类走向灭绝。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在现今我们的智慧能够达到的境界范围之内,还不可能破解科学技术发展会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的难题。因为至今为止,人类的进化水平还没有达到完全理智地开发和利用科学技术的高度,如果随着进化的深入,人类的智慧以及理智程度完全可以使自己严格地做到对科学技术理性地开发和运用,当真会有那么一天时,本书的所有结论都将是过时的。虽然我们真诚地希望这一天会到来,但是,这是一个涉及生物进化的问题,仅就生物进化的时间规律而言,没有数万年以上便连最基本的进化时间长度都达不到,更谈不上是否会有这种进化的结果了。

  我们不仅要把大统一社会建成一个可以拯救人类于灭绝的社会,还要把大统一社会建成一个符合人类理想的社会,本章正是为了实现这一切而对大统一社会的一些重要的基本问题进行思考与设计的。然而,大统一社会的时间段至少是数万年以上,因为人类只要不能够用其他更好的办法来避免自我灭绝,就只能采用世界政权统一治理全世界的方式来阻止自我灭绝的危险。那么,今天的我们又能对之后如此之长的时间段的事物预测一些什么,或者设计一些什么呢?

  要完成本章的研究,不妨先让我们了解一些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因为,不深入地了解人类社会的规律,是很难就有关人类社会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进行研究与思考的。当然,这些基本规律是基于今天人类的进化程度而言的,而且人类社会有许多的基本规律,本部分所提及的只是与本章研究内容有关的一些规律。

  一、张弛周期规律

  有关人类社会治理的任何一项政策、措施和制度都不宜长久不间断地采用,正如紧张过长后需要松弛,松弛过长后需要紧张,永久的紧张或者永久的松弛都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还会适得其反,这就是张弛周期规律。

  张弛周期规律可以推广到人类与人类社会的其他方面,让我们来观察一个最简单直观的现象,就人的音乐感而言,不论我们是在音乐厅专门听音乐会还是坐在家里听CD盘,长久听节奏感很强的曲目会感到很烦躁,需要变换几首轻柔的曲目调节听觉。如果总是听轻柔的曲目则会使人昏昏欲睡,打不起精神,同样觉得乏味。因此,一个高明的指挥家或者音乐策划人,在策划一场音乐会时总是强弱曲目交替安排,有些还会根据听众群体的不同,具体设计强弱曲目安排的最佳时机。

  我们在看电影或者看电视剧时也是如此,始终紧张的剧情或者始终轻松的剧情观众都很难接受,要想给观众一种视觉上的享受,必须使剧情松紧得当,张弛有度,即使激烈的警匪片和战争片,中间也要夹插一些轻松的片断,即使抒情的言情片也应有激情的高潮之处。

  对于一个人的人生也是如此,人的一生总是那么平坦顺利并不是最好的,反而会觉得人生乏味,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幸福感,因为长期的顺利生活会使人认为生活本来就是如此,或者认为生活也许比这应该更好。而人的一生如果只有挫折,没有顺利与成功,则会使人丧失信心,痛恨社会,这样必然是一生只有痛苦而没有幸福。在人的一生中只有感受过挫折和打击又享受过顺利与成功时,才会对成功带来的喜悦备感珍惜,对曾经有过的挫折一笑置之。

  再以人类社会的战争与和平的交替规律为例,任何一个社会如果长时期处于和平的状态,必然会出现一批战争狂热分子,他们渴望战争,鼓吹战争,或者积极响应战争动员,于是,全社会的战争狂热情绪会因此而高涨。但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后,人们由于频繁地感受杀戮的恐惧,再也不愿意看到残酷的屠杀,再也不愿意承受生离死别和颠沛流离之苦,因此,全社会抗拒战争,渴望和平与安宁的情绪就会占据主导地位。

  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等问题都符合张弛周期规律。以政治制度为例,一种集权的政治制度长期采用,就会造成管理过死,缺乏活力,如果继续维持这样的制度,就会导致人们的抗拒和抵触情绪暗中滋长,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社会动乱,而且这种动乱常以突然爆发的方式出现。而一种分权式的政治制度长期采用,就会造成管理松懈,问题久拖不能解决,政府没有效率,如果继续采取这样的制度,也会导致社会动乱不断出现,直至最后难以收拾。因此,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不能一成不变地长期采用,必须有交替,有创新,否则社会就会按其规律自动寻求其变化。

  以古罗马政治制度的演变为例,罗马文明吸收了希腊文明的许多特点,长期采用贵族共和制政体,最高权力机关是通过选举出的由贵族组成的元老院,行政权力则由限任制下的执政官、监察官和独裁官执行。这一政体实行了数百年,直到恺撒掌权,他实行了事实上的独裁统治,但在名义上保留了共和的外壳,即使这样他还是遭暗杀。然而,效率的低下,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死守城邦共和国制度的元老院与罗马以外的奴隶主的矛盾,等等这一切都使得共和制的灭亡,君主制的建立已是大势所趋。当恺撒的养子屋大维上台后,一个真正的君主制时代便来临了,历史由此进入到罗马帝国时代。

  我们再来连贯地观察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直到近现代的西欧,纵观3000年历史,从古代的共和制到君主制再到现代的共和制,将古代共和制与现代共和制加以比较,其内容虽有诸多的不同,但相比君主制其中又有许多相同之处,这就是民主与专制的区别,这种循环可以理解为“民主—专制—民主”的循环,也可以理解为“放权—集权—放权”的循环,还可以理解为“松—紧—松”的循环,这种循环正是历史的必然,是张弛周期规律的体现。

  再以经济政策为例,我们知道宏观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两种,当政府调控宏观经济时,如果长期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经济就会过热,当长期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与紧缩的财政政策经济就会过冷,只有根据经济的客观实际情况,不断调换政策手段才能保持经济的平稳顺利增长,这便是张弛周期规律在经济生活中的体现。

  在张弛周期规律中,张与弛的表面内容并不完全一致,有时还相去甚远,但这并不影响张与弛呈现周期变换这一规律的实质内涵是统一的。如罗马共和政体与现代共和政体许多内容是完全不同的,但这并不影响两种政体中都包含着民主的成分;而各种专制的君主制政体也千差万别,这样的差别也不会影响君主政体中专制的主导内涵。正如一场音乐会中紧张的节奏与轻柔的节奏都不可能一致,但人们能够很容易和自然地感受到曲目节奏的强弱变化,正是这种变化给人以音乐的享受,并愿意花钱去听音乐会。

  张弛周期可以分为大周期与小周期,而且可以多级划分,大周期包含小周期,更大的周期又包含大周期,或者小周期包含更小的周期,并以此而循环。如听音乐会,每一个曲目中都有快慢节奏的变换,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张弛小周期,它使每一个曲目具有美感,而整场音乐会又有快节奏的曲目与慢节奏的曲目,我们则可将其看成是张弛的大周期,合理地安排这种快慢节奏不同的曲目的时间段,同样是增强整个音乐会效果的技巧。那么,对于一个人的人生,在任何不同的时间段都有高潮与低落的时候,这可以看成是小周期,而考察整个人的一生,有顺利与成功的时候,也有低落与失败的时候,这可以看成是大周期,正是有了这样的周期,才能够使人感到一生的乐趣与意义。

  对于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也都是如此。中国专制君主制长达4000年,今天已经进入共和制政体的初期阶段,这可以理解为一个大的张弛周期刚刚由张转为弛的阶段。但从小的周期看,4000年的历史中无数次朝代更替,则可以看到,在一个朝代统治的最初时期,一般都是以坚强的集权式统治为特点,到了后期,这种集权无法维持下去,便导致诸侯割据,中央政权因而无法统治的局面,于是,失控的政权在风雨飘摇中被一个新的王朝所取代,一轮新的张弛周期开始,因此,相对于4000年的大周期,这样的周期又是小周期。当然,这种小周期相对于各王朝在其整个统治时段中,因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统治力度的不同而形成的张弛周期,又是大的周期。张弛周期正是在这样的规律下演变发展的。

  由张弛周期规律可以认识到,今天我们认定的一切最好的制度、政策与措施都会有过时的时候,妄图对制度、政策与措施作出终极判断的行为,都是对人类社会规律的无知。由此可以进一步确定,由于大统一社会是极其漫长的社会,因而,不宜对未来无数代的事物一概而论,我们所有的结论只能建立在今天我们对人类、人类社会的了解,以及今天我们所形成的价值观的基础之上。

  二、简单优于复杂规律

  对长远事物所采取的制度、政策和措施,设计得越细致、越具体越糟糕。这是因为长远事物中间变化千差万别,每一情况不可能准确预测,任何精确的设计都会存在误差,但是,既然有了这样的设计又自然会束缚人们的思维与行动,因此其作用反而是负面的,常常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所以,对长远事物简单框架式的设计优于复杂、细致与具体设计,对于更长远的事物的设计甚至只提出一个粗略的设想更好,或者连设想也不必提出,这就是简单优于复杂规律。

  我们知道,当今西方国家的共和制政体是建立在代议制民主理论基础之上的,而民主共和的最早渊源是希腊城邦国家,当时公职人员由“人民大会”选举和抽签产生,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也由“人民大会”开会投票决定,全国所有有代表权的公民都有权在“人民大会”上发表意见并行使表决权,“人民大会”定期与不定期地在城邦的中心广场召开,人人都享受民主的权力。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对150多个希腊城邦进行政治制度研究后,提出了最理想的政治制度为民主政体,他所说的民主政体就是公民直接选出公职人员,直接参与决策国家事务,因此,他当时提出了最理想的国家应该小到“一眼尽收”,公民人数也就1万人左右。

  他的这种理想国在当时是比较现实的,因为当时希腊的城邦大的不超过二三十万人,小的只有数千人,即使最大的城邦,有选举权的公民也只有几万人,这就为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的决策提供了可能。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后来,一般的国家人口都达千万以上,上亿人口的大国也不算少数,所以采取直接的简单民主政体便变得不可能,于是,像潘恩、密尔这样的政治理论家便提出了代议制民主政体,也就是由人民选出的代表来行使政治权力。正是这一理论的突破才有了今天的大国民主,如果死搬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用2000多年前的结论原封不动地指导2000多年后的事物,在大国就无法实现人民的民主。

  我们还知道,曾占半个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制度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基础的,由于一些国家机械地照搬了马克思的理论,致使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改善,国内社会矛盾突出,并因这种情况,最终导致了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与剧变。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同样犯了这样的错误,在邓小平主政后,推进积极的改革开放政策,反对机械、教条地照搬马克思理论,因此,中国经济连续保持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直到今天,这种增长势头还没有停顿的迹象。所以便有人提出,要是当初马克思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许多内容不要设计得那么具体、那么细致,也许就没有后面的机械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的惨痛失败了。我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无道理的。

  由此,简单优于复杂规律告诉我们,企图把长远的问题规划得十分的完善是徒劳的;同样,把很久之前的伟人所设计的事物当成“圣旨”,字字句句都教条式照搬就会误大事,时间在变,条件在变,所对应的一切事物也在变。这是简单优于复杂规律所揭示的一个道理的两个方面。

  当我们设计长远事物时,采取具体或者框架式设计还是精细或者粗略式设计,也要针对所涉及的不同对象而定,有些事物适合长远设计,有些事物则适合中期设计,有些事物只适合短期设计。

  如果举例来具体分析,对道德价值观的设计就可以考虑的时间长远一些。道德价值观的问题常常与宗教联系在一起,宗教的教义主导了社会的道德价值观,我们知道,西方社会是建立在基督教文明的基础之上的,耶稣创立基督教至今已有近2000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并得以广泛地推崇,距今也有1600多年的历史,基督教的精神一直是西方世界的主体精神,至今,基督教的教义仍然是西方世界认同的经典。

  中国是一个儒家文明的国家,儒家思想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宗教,但它的道德伦理思想,以及提倡的价值观都根植于中华民族以及东亚和东南亚民族的心中。儒家思想的建立距今2000多年了,多少代王朝更替,多少次沧桑巨变,也改变不了每个东亚民族骨子中固有的精神。

  今天,其传统道德价值观特征保持得最为完整的是伊斯兰教文明,创立于1500年前的伊斯兰教,在穆罕默德时期实现了军事、政治、经济与宗教的统一与结合,直到今天,《古兰经》上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在虔诚的穆斯林眼中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相对于道德价值观,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制度就只适合中期设计。正如前面所说的,代议制民主政体至今有200多年的时间,虽然今天还兴盛不衰,但希腊的直接民主政体在现今看来就已经不实用了。

  再看涉及到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方面的具体政策、措施与方法之类的内容,便只适合进行短期设计,任何致力于将中长远的政策、措施和方法进行具体设计的行为都是行不通的。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任何中长远的设计,即使是非常适合中长远设计的内容,且设计的方案十分科学合理,但也不能够排除随时间的变化,其内容有不适合时代要求的部分。正如我们说与宗教相关联的道德价值观适合进行长远设计,但最初的设计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且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如欧洲历史上便有宗教改革运动,中国的儒家思想也有过修正与重新诠释。而且,再适合于长远设计的内容也总有过时的一天,永恒的方案是不存在的。

  简单优于复杂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与人类社会的其他方面。以一个人的一生为例,要想具体细致地设计出一生的人生轨迹是一件根本做不到的事,对于具体做某件事可以短期设计,对于要完成某一学业可以中期设计,对于一生的事业可以长远设计,而对于长远设计的内容只可设计框架式的粗线条方案,任何细化方案的行为往往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由于人类社会有这样的固有规律,因此,面对大统一社会十分漫长的历史,任何人希望将如此长时间段的方方面面的事物都设计得具体细致既不现实,又没有什么好处。

  三、思维受现状局限规律

  人的思维不可能脱离现状出现大幅度的跳跃,即思维受现状局限。一个充满智慧的人其思维的跳跃是存在的,但思维跳跃的幅度是很有限度的,而且这种跳跃性思维也不可能脱离现实这一基础。

  通过分析宗教对神的描述能够很好地说明思维受现状局限规律。从世界各民族对自己的神的描述我们会发现,非洲各部落的神都是小卷头发、扁平鼻子、黑色的皮肤;希腊的神则是大波浪卷发、高而挺直的鼻梁;而中国人的神却具有典型的蒙古人种的特征。虽然各民族在对神进行描述时加进了许多夸张的内容,如三头六臂,或者狮身人面,但是,一眼看去就能辨别出这些神的原型一定是出于某一特定的人种,而这一人种便是这些民族自己所属的那个人种。

  这是因为,各民族在创造自己神的时候,其思维跳不出自己本身的容貌特征,尤其在古代,交通条件非常原始,导致区域之间非常封闭,各民族对其他民族了解很少,于是,对神的描述更是跳不出自己本身的局限。

  宗教不仅会把神描述成人的样子,还会把神描述成动物、植物,或者风、雨、雷、电的样子,但是,不论怎样描述,所有的这些都是当时的人们能够感知的,因而也都没有跳出当时人们的思维所局限的范围。

  虽然如此,应该说一个拥有广泛信众的宗教,必然会有其超越普通人思维局限的一面。宗教之所以能够赢得人们虔诚的信仰,是因为它巧妙地对神以及对神的旨意进行了描述和解释,这种描述和解释在当时是超前的,由于大多数人并不具有这种超前性,对宗教的描述与解释便自然被许多人接受了。然而,这种超前性又极其有限,为什么哥白尼的理论能够推翻地心说,为什么达尔文的理论能够推翻上帝创世说,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宗教的创始人受制于他们所处时代的局限,只能够想象出他们那个时代所能够想象出的最具跳跃性和智慧性的内容,一旦随时间的推移,人们有条件对自然做更深入的了解,现实的东西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后,宗教即使不愿意承认也不得不相信了。

  思维受现状局限规律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卷一中在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进行分析时有这样的结论:科学技术遵循循环突破的规律,而循环突破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由一级循环到另一级循环没有跨越可言,任何一个环节都是为之后的突破进行的铺垫。其实,正是因为人的思维总是受现状局限这一规律,才决定了科学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便必然是一环套着一环,不可能有跨越式的突破。

  卷一中还有分析,人们在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方面具有跳跃不认同心理,这一特点也是思维受现状局限规律作用的结果。当初在质能等式提出之后,由于其反映的自然力量过于巨大,甚至连质能等式的提出者爱因斯坦都不相信人类能够调出这样的能量,直到最后的实验确证了一切后,科学家们才认可核能利用的可能性。而后,科学家在说服政治领袖发展原子弹时,同样遇到了重重困难,并费尽了周折,这一切都是因思维受现状局限所致。包括那些最智慧的科学家、思想家与政治家也逃脱不了这一规律的限制。

  当然,思维受现状局限规律并不否定人的跳跃思维能力,如果没有人类的跳跃思维就不可能使我们从蛮荒走向文明,就不可能会有今天供我们享受的汽车、飞机、电话、电视,就没有社会的进步。但是,任何一种跳跃思维都是有限度的,都受现状的制约,就如上面所说的汽车、飞机、电话、电视,以及别的什么东西,只要分析其产生的来龙去脉,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切科技成果的出现和发明,所经历的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绝对不可能想象在1000年前能够突然发明这一切东西。事实上,如果没有内燃机的发明,就不可能发明汽车和飞机,如果没有电和电磁波的发现就不可能发明电话和电视。

  让我们再从宗教问题进行分析:几大宗教对人类未来的毁灭都有自己的预言,也进行过各种不同的描述,但是,宗教创始者们当初在编制其末日观时,根本不可能会想到有朝一日把人类推向灭绝的是科学技术。在宗教的描述中,人类的末日一般都源于洪水、地震、火山,或者是神的超自然力量,因为几大宗教都是在1000多年以前,甚至2000多年前产生的,那时的宗教创立者根本没有看到今天科学的现状,要是真的看到这一切,他们的宗教预言很可能就会更改。

  由于思维受现状局限,这就说明长远的事物必然会有其不可预见的一面,我们虽然可以依据今天的条件对未来作一些合理的推测,但这些推测却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

  本节用这么大的篇幅来研究人类与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规律,就这里所阐述的“张弛周期规律”、“简单优于复杂规律”以及“思维受现状局限规律”而言,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面对长远事物的设计希望具体详细或者面面俱到都是不实际的,而对于一种设计方案长期一成不变地机械地执行,便必定不可能收到好的效果。

  因为本章所研究的一些问题涉及的时间极其漫长,它不仅超过人类有文字记录以来的时段,也要超过人类有考证以来的时段,这个漫长的时间段就是大统一社会未来的历史。所以可以看出,对人类社会上述相关基本规律进行研究,正是为了以此指导我们在对大统一社会的问题进行研究时能够做到科学、客观、合理。

  大统一社会的基本问题很多,有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民族、宗教、语言、军事、思想、文化等等各个方面,再分解上述问题所涉及的议题又可以分为制度、体制、政策、措施、方法等等诸多的内容。有些问题是可以较长远设计的,有些内容只能中短期设计,有些内容可以设计得细致一些,有些内容则只能粗略地设计,还有些内容根本无法设计或者说根本不宜设计。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再宜长远设计的内容其设计方案的适用期限也不可能涵盖整个大统一社会的始终。因为,人类的智慧太有限,而大统一社会的时间实在是太长太远,如果以太阳演变为红巨星作为人类的终点,至少还有几十亿年的时间,在如此漫长的历史中,我们甚至不能肯定未来的人类是否与今天的人类一样,因为人类也在进化之中,由此,就更没有必要对一些问题设计得太远,也更没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设计得太具体、太细致。

  最后还要重复说明的是,本章之后的所有的研究,不论是方法、过程还是结论,都只是立足于今天的视野,并依据今天普遍认同的方法体系与价值体系所产生的,而且所形成的结论仅仅只是框架式的设想。随着人类与人类社会的各种条件发生变化,无疑所有的内容都会有过时的一天。

第二节 对大统一社会的整体设想

  一、全新的非竞争社会

  建立大统一社会虽然是为了应对人类的整体生存危机做出的被迫选择,但是,我们理所应当地要把大统一社会建设成一个符合人类理想的社会。那么,怎样的社会才是符合人类理想的社会呢?这里认为,一个社会制度符合“最大价值原则”的社会,便是符合人类理想原则的社会,也可简称为理想社会。这一点告诉我们,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一个能够保障最大可能多数的人获得最大可能多的价值实现的社会,便可堪称是一个理想社会。

  由于在人类所有的价值中,生存的价值排位第一,幸福的价值排位第二,其他价值排居其次,而在生存价值与幸福价值中,人类的整体生存与整体幸福又尤其的重要,特别是人类的整体生存是决定人类一切价值的前提,因此,要设计一个理想的社会,首先便应该从人类的整体生存问题入手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还应重点考虑人类的整体幸福问题。

  之所以人类社会应由国家社会转变为大统一社会,正是出于对人类整体生存问题考量后的结论,因为不实行这样的转变,人类就有可能很快走向灭绝。这其中的最主要原因则是,国家社会多个国家并存状态必然导致国家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又必然导致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而且不可能控制,人类整体生存的威胁正是源于因自己所调动的科学技术的力量。

  国家为了保障自己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会想方设法使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都处于竞争的氛围中,如国家要调动企业的竞争热情,使企业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且不断出新产品;国家要调动学校的竞争热情,使学校尽可能好地培养出符合竞争要求的人才,且多出科研成果;国家要调动全社会每一个人的竞争热情,从而使每一个国民都能够为了国家的利益不顾一切地冲锋陷阵……由于每个国家都在如此动作,于是,整个人类社会便都形成了一种竞争的氛围,因此,今天的人类社会是一种竞争的社会。

  竞争社会不仅会导致人类的整体生存受到威胁,而且,还必然会导致人类的群体生存、个体生存以及幸福的价值都受到威胁。例如,从整个人类历史看,战争这一对人类群体生存形成最大威胁的因素,其主要的导致原因便是国家的竞争、民族的竞争以及宗教的竞争,由于这些竞争必然产生对抗,于是便爆发了战争;又如,对人类个体生存构成最大威胁的恶性社会犯罪,也主要是因为国家、民族与宗教之间竞争与对抗的结果,同时也还主要取决于在全社会整体的竞争环境下,人与人之间自然会产生竞争与对抗的原因。

  这里还要重点阐述竞争社会对于人类幸福价值的影响。今天的历史学家普遍都认为,古人比今人幸福,甚至旧石器时代晚期刚走出山洞的人们也要比今人幸福,因为,那时的人们其欲望更容易得到满足,也有足够的时间可供娱乐。

  但是,今天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知识已形成爆炸式增长,人们苦读多年还要不断更新知识,否则便会被淘汰;在竞争的大环境中,全社会都形成了不停地攀比的风气,人们比学历、比财富、比社会地位,由于这种攀比永无止境,逼迫着每一个人都得拼命地向前冲刺、冲刺、再冲刺,一生很苦很累却还是不会满足,最后留下许多的遗憾走完疲惫的人生;同时,由于竞争社会战争与恶性犯罪频繁发生,人们必须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必须承受因战争与犯罪导致的各种损失与不便,且安全感严重缺乏。因此,竞争社会很难为人类带来幸福。

  就人类整体而言,竞争对于人类价值实现的危害是多方面的,最典型的是,由于竞争直接导致各个群体与个体其生存与幸福都面临威胁与挑战,当需要各个群体和个体去处理涉及人类全局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事务时,便很难理性与冷静地进行处置。

  例如:国家作为人类社会的最高权力体,其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可能被任何力量所约束,因此这种竞争便常常会以战争的方式作为最终的解决手段。这就说明,竞争的失败者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亡国灭种这样的灾难,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由于科学技术是国家实力竞争的最好的着力点,因此,谁也都不可能放弃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追求而顾全人类的利益,即使科学技术导致人类的灭绝也在所不惜,因为人类的整体生存是大家的事,且只会发生在未来,而国家的生存则属于自己的事,且会发生在眼前。于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便形成了今天这种爆炸式增长的势头,而无法约束。

  同样由于上述原因,要各国理性地处理好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贫困问题等等一系列涉及人类社会全局、长远与根本利益的问题都是极其困难的。道理很简单,身处于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面临着自身的生存与幸福随时都有可能受到危及,谁都难以兼顾子孙后代的利益去控制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谁都难以真正不顾现时发展而投巨资用于环境保护与控制,谁都不可能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控制人口的增长,谁都不可能真心牺牲自己的利益去援助和扶植贫困国家和弱势群体。

  综上所述,由于人类是地球生物史上唯一的智慧生物和文明生物,人类的命运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应与任何别的物种简单类比,人类的极其强大使得人类不可能有任何的竞争对手,而且一般的自然力量也不可能危及人类的生存与幸福,这就使得人类的主要敌人便是自己。作为一个物种而言,这就是说种内竞争是人类的主要威胁,它不仅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同时也威胁着人类的幸福和其他价值的实现。因此,要使人类的价值得到最大限度地全面实现,就必须要淡化这样的种内竞争。

  而我们今天的人类社会不仅不是一个淡化竞争的社会,相反却是一个强化竞争的社会。尤其可怕的是,正是人类社会的最高权力体国家最热衷于这种竞争,也正是各个国家利用着自己独一无二强大的权力优势与调动资源的优势,引领与强化着这种竞争,从而把人类的种内竞争推高到极致,使得人类社会呈现出的最大特点便是竞争社会。

  要充分地保证人类各项价值的全面实现,使全人类能够获得最大限度的生存安全和最大限度的幸福感受,必须脱离现时这样的竞争状态,将人类社会由一个竞争社会转变为一个全新的非竞争社会,使全人类在一个平和、安详的环境下尽享生命的安全与心灵的幸福。

  人类历史上是有过非竞争社会状态的,在原始的采集迁徙社会,广袤的土地,极少的人群,土地并不是财富,并不值得人们为此争斗,各群体相互隔绝,不仅群体之间不会产生竞争,而且许多群体的内部也是非常平和,毫无竞争的。

  当然,要把大统一社会打造成一个非竞争社会,其前提条件早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同时,我们也绝不会甘愿回到那种原始、落后、非文明的非竞争环境中间去。

  今天,人类的规模已经变得十分巨大,各种交通与通信手段已经将全人类凝聚于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人类的文明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人们的思想认识能力早就远超古人……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的全球性的非竞争社会,与原始的采集迁徙阶段的非竞争社会将会有巨大的不同,例如,远古的非竞争社会是自然形成的,而未来的非竞争社会则是通过理性与科学设计的结果;远古的非竞争社会是低生活水平、低生产效率、低文明程度、小规模的,而未来的非竞争社会则是高生活水平、高生产效率、高文明程度、大规模的……因此,未来的非竞争社会是一种全新的非竞争社会,这样的非竞争社会将能够为人类带来普遍的幸福与快乐,是一个十分令人憧憬与向往的社会。

  二、建立非竞争社会的可能性

  上世纪70年代,在菲律宾、新几内亚和美洲等地,发现了一些与世隔绝的部落,这些部落各自的争斗特性其表现天壤之别。如1971年在菲律宾发现了由27人组成的塔萨代人,他们是以采集为生的与世隔绝的部落,当人们发现他们时,这个部落表现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完全没有争斗的特性,不仅没有武器、战争、愤怒和敌意这类名词,在与外界接触后,他们了解到了如大刀、长矛、弓箭等各种工具和武器,但他们只对大刀这类在日常生活与生产中能发挥作用的工具感兴趣,而对长矛、弓箭这类武器则采取了完全拒绝的态度。他们将采集到的各种食物公平地分配给部落每一个人,很少发生纷争。

  而在美洲,所发现的印第安人的霍皮人部落和祖尼人部落也是如此,他们无意争斗,心态平和,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许多世纪。

  然而,与之对应的则是,有些部落竞争意识与攻击性却极强,如在新几内亚发现的芬图人部落,他们由30人组成,个个都凶猛好斗,爱好打仗和格斗。而类似的部落还有美洲印第安人的科曼奇人部落和阿帕切人部落,这些部落都热衷于将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战士。

  这一切都说明,人类的争斗特性有着很强的可塑性,并非只能形成今天这样的高度竞争的社会。在各自隔绝的群体,因许多的偶然、历史的延续以及群体首领的价值取向,导致了一些群体是非竞争性的,而另一些群体则是竞争性的。这说明一个社会是否是竞争的社会,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社会制度,这里所说的社会制度是指广义的制度,如从一个小的部落群体而言,大家共同的约定,历史延续下来的规则,以及部落首领的要求等等,都属于社会制度的范畴;而从一个大的社会而言,如今天的国家,社会制度包含的内容便会更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各方面的政策、体制、要求、措施等等,这些都属于社会制度的范畴。

  彼此隔绝的各群体,因历史的延续和种种必然和偶然的原因,这些群体既有可能形成竞争性群体,也有可能形成非竞争性群体。但是,不论他们是否是竞争性群体,哪怕在许多的群体中只有一个是竞争性的,其他所有的都是非竞争性的,但只要这些群体产生接触,便很快都会演变为竞争群体。因为,竞争群体都具有争斗的特性,他们会不断地攻击其他群体,如果那些非竞争群体在遭受攻击时还是仍然保持非竞争的特性,便必然会遭受杀戮与抢劫,人类的本能决定了他们必然会反抗,在思考自卫的同时,也会思考怎样去攻击对方和其他的群体,因此便自然地演变成了竞争的群体。

  人类社会整体由非竞争社会演变为竞争社会正是因上述原因所致。当人类社会形态由采集迁徙阶段进入村落、部落阶段后,人类的各个群体不仅定居了下来,而且各个村落和部落的剩余财富已经增多,相互的接触和交往也明显增多,那么,这些村落和部落源于原始的各采集群体,它们有的具有竞争性,有的则是具有非竞争性,正是那些具有竞争性的村落与部落不断地攻击与影响那些非竞争性的村落与部落,最终导致了全社会都形成了竞争的氛围,于是,大规模的竞争社会便产生了。

  当人类社会进入到国家社会阶段后,各个国家作为各自独立的群体,同样延续了上述特点,这就导致国家社会也必然是一个竞争的社会,即:正是因为多个国家并存于世界,其中必然会有具有竞争特性的国家的存在,由于这些国家会不断地攻击和影响其他非竞争性的国家,这就无疑会导致国家社会一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

  当然,即使同处于国家社会,不同的国家,甚至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与不同群体,其竞争的意识与竞争的氛围也存在较大的差别。一些国家推行的社会制度更偏重鼓励竞争、创新和冒险,于是,这些国家的整体竞争氛围便更浓;一些国家推行的社会制度在鼓励竞争、创新与冒险的同时,还强调了社会的和谐与友好,这些国家的竞争氛围便弱一些。

  例如东南亚国家老挝和处于喜马拉雅山脉的不丹,由于它们是内陆小国,受外界干扰较小,加之都推行佛教信仰,因此其民风非常淳朴,人们的心态也较为平和,竞争氛围相对便较弱。

  从每个国家的情况看,我们会发现,城市的竞争氛围普遍强于农村。这是因为任何国家的城市都是处于竞争的旋涡中心,这样的竞争氛围导致了人们的心理压力偏大,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幸福感普遍偏低;相反,由于农村远离竞争的中心,而且历史延续下来的习惯与风俗保留得更好,因此,竞争氛围便普遍偏弱,在这样的氛围中,人们的心理压力普遍偏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普遍较亲近,幸福感则普遍较高。

  但不论怎样,国家社会的高度竞争氛围毫无疑问是普遍存在的,这种竞争氛围的主要导致原因是作为最高权力体的国家之间相互竞争与对抗的结果。大统一社会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它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最高权力体是唯一的,大统一社会虽然历史地延续了国家阶段竞争社会的特征,但是,由于世界政权有着独一无二的权威与力量,其唯一性使得它将失去任何平等的竞争者,这种最高权力体的竞争对象的消失,为把人类社会打造成一个非竞争的社会创造了最主要的条件。

  我们知道,一个社会是否是非竞争社会,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社会制度,那么,谁是大统一社会的社会制度的策划者、推动者和把握者?毋庸置疑,它必定是统一的世界政权。而世界政权的唯一性便使得人类社会将能够形成一个统一一致的社会制度,在没有了多个最高权力体并存的局面之后,大统一社会完全可以将人类社会设计并打造成一个非竞争的社会,且由于这个非竞争社会又是唯一的,再不可能有任何别的竞争社会来干扰和影响它,这便使得大统一社会的非竞争特点将可以长期延续,而不会中途夭折。

  为建设一个非竞争的社会,世界政权有能力动员自己所有的政权机器为此服务,并为此设计和推行一系列的制度措施,如推崇一种非竞争的道德价值观,尤其是与之相适应的幸福观;实行统一的民族、宗教包容与融合政策;推崇一整套非竞争性的生活方式;打造一个平和、友好的社会氛围;以及创造一个均富的、有着相当的福利保障的和充分体现人权的社会等等。随着这些制度措施的不断落实,一个非竞争的社会必然会就此建立起来。

第三节 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限制

  大统一社会的首要宗旨就是为了保证人类的整体生存,通过世界政权来统一全人类的行动,以此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避免科学技术给人类造成灭绝性灾难。因此,在考虑大统一社会的一切基本问题时,都要围绕限制科学技术发展这个大前提。

  由于在人类的全部价值中,其整体生存处于至高无上的位置,虽然我们在对大统一社会的制度、政策与措施进行设计时,必须对人类的每一项价值都应加以考虑,但是,在不同的价值发生冲突时,人类的整体生存价值理应具有绝对优先的首选权。

  那么,由于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属于人类的整体生存问题,因此,任何与限制科学技术发展相矛盾的内容都必须以有效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为重,即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一票否决权”。当然,在既可保证有效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又能够兼顾人类其他价值的情况下,各种价值的实现能够实行有机地统一自然是最佳方案,大统一社会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限制也应围绕这一原则(这一原则实际上就是最大价值原则)。这是所有设计的基本出发点。

  一、对限制的内容进行界定

  严格地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是对科学技术的成果不去应用,也不是对所有的科学研究一概封杀。事实上,今天全球人口已经达60多亿,而且人口增长还在继续,以区区地球养活如此多的人,如果没有对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对科技成果的应用本身就是一个涉及人类生存的问题。

  在对科技成果的应用中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能够确认:现有的科技成果哪些肯定会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哪些有可能会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哪些肯定不会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凭我们对科学技术的认识经验,在相当的程度上也能对科学技术的研究作出如此的分类与判断。那么,在讨论对科学技术发展进行限制的时候,必然首先对科学技术进行界定,划分出限制的内容,明确哪些内容是应该绝对禁止的,哪些内容是应该一般性限制的,哪些内容是可以放开的。只有这样,才能把人类的生存、幸福以及其他价值统一起来。

  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限制分为两个限制的方面:

  其一是对科学技术成果的限制使用,即对现有成果的限制。我们明白,在人类数万年的生活实践以及科学研究中形成了大量的科学技术成果,有些成果已经广泛地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有些成果正有待进一步地发掘与利用,对于这些成果我们应有所分类,确定相应的限制措施。

  其二是对科学技术研究的限制。也就是要确定哪些科学技术研究是必须严格限制,哪些可以略微放开,哪些还应该加强研究。要明确这些问题,首先要对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可能形成的成果进行客观正确的判断,然后才能决定限制的措施。

  上述考量的核心,就是我们对一切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以及对科学技术的一切研究,都必须确保不会危及人类的生存,在这一前提下,再兼顾人类的其他实际需要,这是界定对科学技术限制内容的基本准则。

  关于对科学技术发展实行限制的内容进行界定的具体设想,在本卷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的相关部分有专门阐述,其原则也应是大统一社会在确定限制内容时可以基本遵循的。

  二、限制科学技术发展的措施

  要确保有效地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应该采取一系列具体、详细和全面的措施。随着时代的不同,所确定的限制措施也应该有很大的变化,许多旧有的措施会过时,许多新的措施将会更为有效,任何人都不可能设计出一套即使一成不变也可保永久有效的措施。

  那么,今天来考虑这些措施时,我们只是站在今天的视角,并通过研判大统一社会的可能状况作出一些设想性的研究,对于这样的研究结论,至少在大统一社会的初期应该是适用的。

    1、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

  依据今天人类社会普遍的政治价值观,大统一社会理应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以法律来规范大统一社会的各种基本行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由于限制科学技术发展的绝对重要性,对于严格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首先应该在大统一社会的世界宪法这样的根本大法中予以明确,任何与世界宪法中有关限制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相违背的,都是违反宪法的行为,必须予以纠正并追究相应的责任。除世界宪法对此进行明确之外,还应该就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制定专门法律,详细明确限制发展的原则措施,界定限制发展的范围,并对违反限制科学技术发展的行为明确其惩治办法和措施。当然,这些办法与措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关法律也应随着时代的变化、在许多基本条件发生变化之后进行相应的变动和修改。

  限制科学技术发展的专门法律也许还应该与其他法律结合起来,以便对有关人员和部门追究刑事责任、经济责任和行政责任。

    2、长期的宣传与教育

  如果说以法律的手段予以明确是一种强制性手段的话,加强对全人类的宣传与教育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柔性手段。对全人类的宣传与教育,就是要让每个人都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会给人类整体生存造成巨大的危害,使每个人都去自觉地不越过限制科学技术发展的红线,把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变成人类世世代代的共识。

  对限制科学技术发展的宣传与教育,其氛围应该充斥于整个社会,每个人从出生到离开这个世界都能够时时刻刻感受到这种宣传与教育的存在,通过世世代代的坚持,使每个人从青少年起就深刻地认识到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危害性。只有将法律的强制手段与寻求全人类的自觉行动结合起来,真正做到科学技术不再向前发展才能够变得可靠与容易。

    3、堵死发展科学技术的渠道

  发展科学技术的渠道很多,它们是直接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之源,堵死这些渠道就是从源头上排除发展科学技术的可能。

  在国家社会中,国家与企业都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直接动力源,这两个动力源相互加强是构成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直接根源。在大统一社会,国家这一动力源消除了,但企业这一动力源依然存在,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了生产出更多适销对路的产品,多数企业都有很强的科技研发动力,要堵死发展科学技术的渠道自然首先要从限制企业的行为做起。

  为此,应该鼓励体力劳动型企业的发展,限制脑力劳动型企业的发展;应该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限制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应该鼓励传统产品的推广与生产,限制企业以各种名义研究开发新的产品,特别是要严格限制需要动用高精尖科技手段进行研发才能推出的科技产品。

  与此同时,要限制自然科学领域的教育。大统一社会的自然科学整体教育水平要降低,各大专院校涉及自然科学的各专业招生人员要进行严格控制,而且对于进入这些专业学习的人员应进行严格的品德挑选。另外,对于各种涉及自然科学研究与开发的专门研究机构要大幅度削减,且要严格控制科研经费的使用量与使用方向。而对于企业所需要的科技人才,从数量上和专业组合上都要严格、合理、准确地予以控制,在保证企业正常生产的情况下,不允许有更多可供开发与研究的人员存在。

    4、减少对科技产品的依赖

  工业革命以来,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断涌现出的各种科技产品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日新月异,从而导致人们对高科技产品的依赖性变得越来越强,且这种趋势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变得越来越明显。

  以中国乡镇的消费观念为例,对于属于40多岁年龄段的人而言,我们在人生的前20年所使用的一切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从60年代开始记事起到80年代初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启动之前,我们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在我的记忆中,这一时期最大的一项改变,也是唯一的一项改变,就是家庭照明由油灯变成了电灯。事实上,除这仅有的一点变化之外,我们的父辈和祖父辈都是这样延续过来的。

  但自80年代初至今天的20多年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从步行到搭乘公共汽车、到坐出租车,再到轿车进入家庭;从使用公用电话到家庭安装电话、到使用移动电话,再到几乎每年都要更换更新更好的移动电话;从听公共广播到个人拥有收音机、到看公用黑白电视、到自己拥有黑白电视,再到拥有彩色电视,如此等等。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不断更新,已经习惯了这种对科技创新成果的依赖,这种依赖最终又演变为企业拼命进行科技研发的原动力。

  大统一社会要限制企业不去寻求发展科学技术,也要从改变人们的消费方式入手。要鼓励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使用,反对对高科技产品的使用;鼓励对一件物品长期使用的节俭精神,反对不断更换使用物品的浪费思想。从而不断淡化对科学技术和科技产品的依赖,让人们回归自然,回归淳朴。

    5、改变全人类的道德价值观

  人类社会现有的道德价值观是助长无节制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根源之一,在现有的人类社会的几大道德价值体系中,都或多或少地包含有与此相关的成分。大统一社会将以限制科学技术发展,保障人类生存作为基本出发点,对全人类的道德价值观进行重建。

  在人类道德价值观的改变上有两件事是必须得做的,一是要统一全人类的道德价值观,另一是要推崇一整套有利于限制科学技术发展的道德价值体系,为大统一社会有效地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与道德基础。关于此在之后还有阐述。

第四节 有关国家、民族与宗教的问题

  在国家社会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组织、集团和群体,它们各自发挥着自己不同的社会作用,它们的组成方式、稳定性程度以及发挥作用的能量,都各有不同、千差万别,因此,其左右人类社会的方式与力度也存在很大的差别。

  纵观人类进入国家社会时代以来的所有历史,在人类社会中最稳定,也是力量最强大的集团与群体是国家、民族与宗教。尤其是国家,它是国家社会的最高权力体,虽然民族与宗教的力量也不可小视,但总体来看,国家是国家社会真正强大的力量,民族与宗教在相当程度上从属于国家。一般而言,国家意志高于民族意志与宗教意志,在相当的程度上,国家也可以代表民族与宗教处理问题,是民族利益与宗教利益的代言人。

  但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宗教利益并不等同,虽然民族与宗教集团常常从属于国家,但它们又经常独立地发挥作用,而且各有自己发挥作用的特点。所以,国家、民族与宗教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并不能完全相互替代。

  如果国家、民族与宗教的力量调动得好,真正能够推动大统一事业的最重要的力量将会是这三股力量,尤其以国家的力量最为强大。而且,国家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团结与综合民族与宗教的力量,一并作为大统一事业的坚强推动者,成为这一伟大事业的中流砥柱。

  与之相对应的是,在由国家社会向大统一社会的转变中,肯定会有一部分人和一部分集团的视界利益会受到损害,因此,必然会有一部分人和一部分集团对大统一的事业持反对态度,甚至会跳出来阻止这一伟大事业的进程,其中最具实力的反对力量也自然是国家、民族与宗教,尤其以国家的力量最为强大。

  那么,怎样看待这三股力量,怎样利用这三股力量,并有效地化解它们对大统一事业的阻碍,排除它们在未来大统一社会的消极作用,是关系大统一事业能否成功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保证未来大统一社会能够长治久安,千万年稳定如一的最为重要的方面。

  就国家、民族与宗教三个因素看,民族属于人类的自然属性,不论你愿不愿意,从你出生的那一刻,就印刻上了一个民族的特征,你的身体中已经流淌着那个民族的血液,这是谁都无法改变的。国家与宗教则是人类的社会属性,是后天可以选择的,虽然有些国家或者有些宗教用极其严厉的手段限制改变国籍或者改信宗教,但也不能否认国籍与信仰是能够改变的事实。

  国家、民族与宗教的概念根深蒂固地根植于人们心底,同一国家、同一民族或者同一宗教内部都具有非常强的认同功能。同一个国家的人民相互认同其属于一个整体,同样,同一个民族与同一种宗教信仰的人们也相互认同其属于一个整体。人们远行天涯海角,当两个陌生人相遇时,了解到对方与自己来自同一个国家,或者属于同一个民族,或者信仰同一种宗教,距离便可迅速拉近;当人与人之间产生冲突,或者群体之间发生战争时,心底敌友的划分很自然首先以国家、民族或者宗教为界线即刻便能得到确认。国家、民族与宗教的这种特点我们称其为国家、民族或者宗教的“群体认同功能”。

  国家、民族与宗教的群体认同功能是一种固有的功能,它能够起到整合社会和凝聚群体的作用,对这一作用我们称为国家、民族或者宗教的社会凝聚功能。

  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家、民族与宗教同时还有一种“群体排斥功能”与“社会分裂功能”。例如,若一个大国是由原多个小国统一而成的,这种国家在治理中便常常会出现原来的小国国民之间相互排斥与敌视的现象,或者一些原来的小国企图分裂独立出去的现象;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总难免彼此隔阂,并发生冲突,也常会有一些民族企图寻求独立或自治;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同样难免不同宗教之间的互相对立,而且常常会有以宗教作为纽带,寻求独立的事件发生。

  群体认同功能、社会凝聚功能与群体排斥功能、社会分裂功能,各自都属于国家、民族与宗教功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所指国家功能、民族功能或者宗教功能,就是指国家、民族与宗教各自包含的这两组相互对立的功能的总称。

  进一步分析这两组功能可以看出,国家、民族与宗教的群体认同功能与社会凝聚功能必然是发生在同一国家、同一民族或者同一宗教的内部。与之相反,国家、民族与宗教的群体排斥功能与社会分裂功能,则刚好发生在其外部,即:针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或者不同的宗教,彼此之间必然会有一种相互排斥、寻求分裂的倾向。

  正因为国家、民族与宗教对外都有这种排斥与分裂功能,而大统一社会要将全人类所有国家、所有民族与所有宗教都统一于同一个社会中,因而,国家、民族与宗教的功能对于大统一事业发挥作用的将不是其群体认同功能与社会凝聚功能,相反,恰恰仅仅只是其群体排斥功能与社会分裂功能,这种排斥与分裂功能必然会成为大统一进程的阻碍因素与大统一社会的破坏因素。又由于国家、民族与宗教是人类社会最强大的力量,因此,其功能的发挥对于大统一事业的成败必定会是决定性的,所以,正确处理好国家、民族与宗教这三大问题,便是大统一事业最重要的针对性问题。

  一、国家、民族与宗教对大统一进程的负面作用比较分析

  国家、民族与宗教都是阻碍大统一进程的重要因素,在国家社会中,国家的力量是最为强大的,民族与宗教力量在国家力量面前相对而言处于从属地位,当国家、民族与宗教这三种意志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多数时候是国家意志左右民族意志和宗教意志。

  在大统一进程中,必然会触动一些人和一些集团的视界利益,包括国家的视界利益也同样会受到触动。例如:对于国家而言,绝大部分国家的领导者都将会因为大统一的实现,丧失自己的最高领导地位,在这些人中,相信很大一部分人会以全人类的大义为重,并不计较这样的得失,但其中也必定会有一部分人因此而阻碍大统一事业的进程。而他们对大统一进程设置的障碍将是大统一事业最大的障碍,因为国家是国家社会的最高权力体,拥有国家社会最强大的力量,而国家领导人又是左右国家行为的最关键因素,当这些人要起来反对大统一进程时,他们便会动员国家范围内的一切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包括民族、宗教以及其他力量都是他们动员的对象,其中威力最强大的自然是国家本身的力量。

  国家的力量是多方面的,军队、警察、法院是国家专政机器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手段也是国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所有的这些手段中,最激烈的手段便是倾举国之力,采取军事行动来抗拒大统一。如果真的是大国用军事抗拒大统一事业的话,大统一社会的实现方式也就意味着只能采取战争的手段了。这无疑加大了大统一的难度,而且人类必将会因此承受巨大的死伤痛苦。

  相对国家的力量,民族对大统一进程的阻碍力量要弱一些。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包含多个民族,或者一个民族分布于多个国家,这就使大多数时候,民族的作用是依附于国家而发挥出来的,而且只有依附于国家,民族的作用才可能发挥得大一些、充分一些,因此,民族力量在阻碍大统一进程的问题上将比国家力量弱。但是,有一种情况是例外的,那就是如果几个同一民族的国家,以民族的力量凝聚起来共同对抗大统一,无疑比一个单独的国家来抗拒大统一更加可怕。

  宗教力量在阻碍大统一进程上相比民族的力量更弱。以三大世界性宗教而言,每一种宗教都广泛地分布于许多国家,而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可能被宗教意识所主导,特别是世界上的最主要国家。以目前来看,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都不是宗教国家,即使是宗教国家,事实上还是国家更多地在主导宗教、利用宗教,而不是相反,也许国家将宗教推崇到极高的地位,实际上宗教也还只是国家统治者利用的工具,一般而言,宗教只能依附于国家发挥作用。当然,也有可能会出现多个同一种宗教信仰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大统一进程的情况,但是,当今世界,宗教维系国家的号召力已经低于民族的号召力。

  综上所述,在大统一的进程中,国家、民族和宗教等三大阻碍因素,以国家因素阻挠力度最大、民族因素次之、宗教因素更次之。而且民族与宗教因素往往会依附于国家因素发挥作用,也只有这样,民族与宗教的力量才表现得尽可能地大一些。反之,民族与宗教若要单独发挥作用,只能是少部分人或者一些规模不太大的组织,借民族的名义,或者宗教的名义,制造一些小的麻烦,对大统一进程影响不会很大。

  二、国家、民族和宗教在大统一社会的负面作用比较分析

  大统一社会实现后,国家、民族与宗教这三大因素对于大统一社会凝聚力的破坏,以及对大统一社会秩序的稳定与人民的和谐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其影响力的程度则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进入大统一社会后,国家已经消亡,国家所剩下的只有一种国家意识。人类历史上国家兴亡习以为常,在同一片土地上,国家不知轮替过多少次,打开历史地图册,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分布,以及国家版图千差万别,这都是朝代更替,国家变换的证据。一个新的国家也可能是建立在几个旧的国家废墟基础之上的,也有可能一个旧的国家被肢解成了好几个新的国家。这些都不重要,值得重视的是,当一个新的国家建立后,就意味着又一个人类社会的最高权力体形成了,国家将凌驾于一切组织、群体之上,在自己统辖的范围之内发挥统治作用。而作为国家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保证国家的安定和统一,必将千方百计地宣扬爱国主义,并动用各种手段,令国民早日忘记过去的国家,转而忠于和热爱新的国家。历史反反复复地重演这一切,而且证明了国家要被淡忘是不难的。

  在大统一社会实现初期,各区域和各群体的复国思潮的存在是一种难免的现象,因为大统一社会必然会触及到一些群体的视界利益,各种因素都可能会导致复国思潮的产生。如一些群体的生活水平会下降;过去的地区差异会被打破;资源分配会出现新的不平衡;原来各国都有自己的文化和社会特点,大统一社会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影响这些特点的发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及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也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这些都是复国思潮产生的直接原因。

  同时,原来国家的领导人都还存在,不论他们原来是主动推进大统一事业者,还是被动接受大统一社会的人,当真的实现了世界的大统一后,其视界利益的影响便变得很现实,于是,对于一些人在心理承受力上便不一定能够接受,在超过了承受的范围后,他们就有可能会号召原来的国民,利用他们的不满情绪推销自己的复国思想,制造暴力事件,以实现自己复国的目的。

  从长远看,大统一社会最后必然面对的国家问题则仅仅只是国家意识的问题。大统一社会实现后国家便自然消亡了,在经历一段时间后,原来从国家社会进入到大统一社会的这批人都已经故去,各地区原属什么国家,其概念不断地淡化,特别是经过许多年人口的迁徙,各区域的居民不断地变换更替,甚至追溯其祖先,许多人早已根本不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恢复原来国家的思想者就会越来越少。

  但是,国家消亡后国家意识还会长期根植于一些人的思想中。所谓国家意识就是寻求区域独立统治的意识,即:这种意识希望将世界划分为各个区域,在这些区域范围的统治者所做的决定没有任何更高层级的权力约束,这个区域的政权就是人类社会的最高权力体,也就是今天的国家。

  大统一社会只有一个最高权力体,这就是世界政权,而国家社会是多个最高权力体并存,即许多国家政权的并存。因此,国家社会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比大统一社会多得多,同时,国家社会还制造了一批最高权力阶层,这相比大统一社会的最高权力阶层也要多得多。正因为如此,那种为了自己自私的视界利益而不顾人类的生存,企图获得最高权力的现象便会出现。国家意识可以帮助这些人,引导他们不顾一切地分裂大统一社会,并妄图将某些区域独立出去,使他们成为享受最高权力的国家统治者。国家容易淡忘,但是,受人类短视与自私的本性的影响,国家意识会长期残留于人们心中,很难消除。

  再论民族。只要有民族存在,民族作为一个群体就有可能变成大统一社会的分裂因素和动乱因素,只要民族不消失,这种可能就总是存在。相比国家意识而言,民族作为现实的人类群体,所发挥的功能更为强,以民族作为旗帜的号召力也更强一些。停留在各民族共存阶段的大统一社会,其社会的治理必然带有一些民族的色彩,世界政权的组成人员、大统一社会的最高领导者,以及各地区和各团体的领导者,本身就带有民族的特点,因为参与大统一社会治理的每一个人从生下来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因此,民族的功能必然会在大统一社会发挥其作用。

  可以肯定,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平衡,在政府以及各种组织、各种单位、各种社会团体,其组成人员中的民族结构同样不可能保证绝对平衡,每一个领导者在处理涉及到不同民族的人员的利益问题时,同样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公平和公正,有时是有意的,有时是完全无意的,即使处理者自己认为是非常公平、公正的,但也不能保证一些人因理解上的差异而产生不合理的感受,这些都是刺激民族情绪,造成民族排斥和民族分裂倾向的因素。

  各民族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接触难免不会产生矛盾,如此庞大的人类群体,如此多的民族,在未来亿万年的长期相处中,这些矛盾不可能不被激化,并最终酿成社会的动乱和分裂。

  有可能导致民族动乱和分裂情绪的爆发因素是多方面的,各地发展的不平衡、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以及社会分配不公平等等,都有可能是刺激民族情绪的导火线。毋庸置疑,因民族产生的群体排斥情绪和社会分裂情绪必然会成为大统一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

  因宗教所产生的分裂和动乱情绪,同样会强于国家意识对大统一社会稳定和统一的破坏力。

  只要多种宗教长期并存于大统一社会的现象得不到消除,宗教与宗教之间的矛盾就同样会受各种不可预见的因素所刺激,使得宗教的群体排斥功能与社会分裂功能显现出来,从而导致社会动乱,群体分裂。

  因宗教所导致的动乱和分裂事件不一定会很频繁地发生,但一旦爆发对大统一社会的破坏作用是非常大的,这是因为几个主要的世界性宗教,其信徒群体都十分庞大,且分布非常广泛,信众虔诚度又很高,如果联合起来对抗大统一社会的稳定和统一,其杀伤力可能是最大的。但是,宗教因素相对于民族因素,全体动员起来的可能性会小一些,这是因为民族的群居性更强,互相联系更紧密,沟通也更容易,集体统一行动的可能性更大。

  三、国家、民族和宗教的局限性

  国家、民族和宗教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都曾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原始人类完全被动地受制于自然,他们采用最简单的生产方式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很小的自然灾害都有可能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而国家的形成使得人类可以从更大范围组织起来,利用集体的力量来抗拒自然力量的破坏。不论在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还是古代中国,在国家的组织下,人们兴修水利以抗拒水旱灾害给农业带来的破坏;国家组织大量人员长期致力于疏通河道、加固堤坝,对防止洪水带来的生命危害,起到过任何别的组织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国家主持修筑路桥、建立驿道,为人们的沟通、文明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对于国家的战争行为也不能一概否定,战争在带来毁灭与灾难的同时,客观上也促进了文明的传播。尤其是在通信、交通条件很原始的状况下,文明的其他传播方式其效率远不如战争高。

  战争也导致国家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国家规模的不断扩大过程,也是人类对大规模社会管理和大范围社会统合的不断测试与检验的过程,这在客观上为世界的大统一创造了必备的条件。

  很难想像,一个由许许多多几千人的小国或者几万人的小国组成的世界,一下子可以过渡到大统一社会,而且在全球性的治理上还不会出现大的混乱。可是,一个由数亿人甚至十多亿人组成的国家情况就完全不同,这样的国家其地域十分广阔,人口构成也十分复杂,且民族众多,宗教信仰多种多样,面对的自然灾害、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文化差异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困难都是难以想像和极其复杂的,正是有了对庞大的国家的治理,才为大统一社会全球性治理提供了必要的借鉴和信心。

  同时,如果没有像今天这样一些庞大的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也很难设想大统一社会实现的可行途径。今天的大国都是历经千百年的国家征服、国家融合、国家淘汰后沉淀下来的精华,这些大国只要联合到一起,便足可以左右整个世界。这样就为通过动员不多的国家来号召全世界,以此来实现大统一社会提供了条件。

  古代的民族群体很小,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种。受交通和通信条件的制约,人们不可能长距离沟通,人类的文化与血缘交流范围很小,这就决定了民族的规模也很小。在国家的不断扩张中,人们交流的范围不断扩大,从而导致民族不断融合。历史反复重复着大民族吸收小民族,而与大民族杂居的小民族不断被同化消失的过程。

  民族的从小到大是民族融合的结果,同时,民族规模的不断扩大也证明了民族融合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这样的可能,也不可能导致无数个古代民族的消失,以及今天会出现占全人类五分之一规模的庞大民族。对民族融合问题的研究,可以帮助并指导我们更加妥善地处理好大统一社会的民族政策,并进而促进全人类的真正融合。

  宗教是人类文明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宗教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就是文明的创造和传播过程,正是通过宗教文学、宗教哲学、宗教艺术、宗教经典的创造,才把人类带入进了文明的社会,并使文明的层级不断地提高。没有宗教的创造,人类很有可能还处在原始的蛮荒状态下生存。

  宗教又具有道德规范功能,宗教要求人们包容、善良、仁慈,提倡尊敬老人、爱护幼小、扶贫济困,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为富不仁,也反对杀戮,这一切都能够客观地收到规范人们的道德伦理,保障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使人们能够生活于一个安定和睦的社会的实际效果。

  同时,宗教也在战争中不断地扩张,今天的基督教徒达21亿、穆斯林达12亿、印度教徒近9亿、佛教徒近4亿。宗教早已经打破了国家与民族的界限,特别是像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这样的世界性宗教,其教徒分布世界各地,全世界的主要国家都有其信徒。

  宗教规模的扩大,使得共同信仰的群体不断扩大,人们的道德意识、伦理思想、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共同点趋于一致的群体也就越来越庞大。

  于是,根据今天极其庞大的世界性宗教我们便可以联想到,人们远隔千山万水,在其生活范围以及国家与民族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还能保持一种共同的信仰、共同的意识,也就可以设想大统一社会的全人类保证共同意识形态、共同信仰目标,以及共同的道德伦理和共同的行为规范的可能性,据此也就可以设计出一整套系统的未来大统一社会的信仰目标和社会伦理道德规范。

  然而,虽然国家、民族和宗教在人类历史上都曾发挥过很积极的作用,在人类的文明和进步方面都有很多无可替代的功能,但不论是国家、民族还是宗教,它们在国家社会中几乎可以发挥的一切正面作用,在大统一社会都有对应的负面作用。

  我们知道,大统一社会是全世界的大统一,也是全人类的大统一,它以消除数以百计的国家作为前提,并包容了数以万计的民族和数以十万计的宗教,正因为有这一基本特点,国家、民族和宗教这三大因素在大统一社会的负面作用就显得尤其巨大,而正面作用则微乎其微。

  大统一社会国家已经消亡,国家的表现形式是国家意识。国家意识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原来的国家区域范围内,人们有可能会留恋过去的国家;另一种形式则是企图实现分裂与独立的观念。因为国家是在一个区域内的统治不受任何其他权力所支配,国家的权力为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对这种权力的拥有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于是,国家意识便必然会促使一部分人总是想脱离世界政权的约束,而分裂大统一社会。另外,也不能排除不同的原来国家区域之间的人民,因生活习惯、社会地位、富裕程度、文化特点等等的各种差异,出现相互敌视,互不尊重的情况。不论是上述何种现象的出现,都有可能演变成社会动乱,以至发生流血冲突,或者战争,甚至导致大统一社会分裂的可能。

  由于一个民族对于不同的其他民族表现出的是群体排斥功能与社会分裂功能,这使得两个民族因其生活习惯和文化特点以及血缘的不同,很难相处到一起。事实上,即使没有这样的不同,也排除不了不同民族之间天然的敌视态度,一个民族很难把另一个民族视为兄弟,从一个民族的整体而言,很难与另外一个民族友好相处。

  大统一社会是一个包容了人类所有民族的社会,这些民族相处于同一个环境下,在数以千万年的时间中,几乎不可能避免一些民族企图去追求自己民族的独立而形成对大统一社会的分裂;更不可能避免各民族杂居在一起,而不频繁地发生各种形式的冲突,从而演变成全民族之间的整体对抗。这一切的后果必然会影响大统一社会的长期安定和谐与统一稳定。

  宗教问题与以上是类似的。由于宗教所固有的群体认同功能与社会凝聚功能只在其同一宗教内部发挥作用,而对外在不同宗教之间表现出的则是完全相反的群体排斥功能与社会分裂功能,这就使得不同宗教极难相容,其不容性甚至超过了民族之间的不容性。大统一社会包括了全人类所有的宗教,这些宗教的信徒长期杂居在一起,宗教群体的不认同早晚会爆发出大的冲突,并最终危及大统一社会的统一和稳定。

  由此可见,国家、民族和宗教构成了大统一社会长期统一和稳定的最大危害因素,任何一种因素的长期存在,都将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必然会危及大统一社会的正常运转,并进而对人类的整体生存构成巨大的威胁。三个因素就是三颗定时炸弹,其组合起来的威力更加巨大。

  大统一社会是人类为了免遭灭绝,保障长期生存的唯一选择。在千万年的长期历史中,要永久维护大统一社会的稳定和统一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因此,对于这些非常明显会危及大统一社会从根本上保持稳定和统一的因素,更是必须要做到尽早彻底地予以处理和解决。

  四、国家、民族和宗教的负面作用的解决方案及其措施

  由于国家已经消亡,解决大统一社会国家的负面作用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国家意识的负面作用。那么,有国家意识的存在,国家意识就必然会发挥自己固有的负面作用,因此,要从根本上消除国家意识的负面作用,就要从消除国家意识本身入手。

  那么,要消除国家意识主要应从以下两个方面下工夫:

  其一,淡化并最终消除人们原所在国家的区域概念。一般而言,一个人以及他的先祖所在的国家只要能追溯到,就有可能使其产生对这个国家的留恋感,如果一个群体长期稳定不变地生活在同一个区域,即使大统一社会实现了千年之久,国家早已经消亡,这些人群对原在国家的意识也不会消失。他们很自然就会想到这个群体原来都属于同一个国家,因而在其群体内部便会存在一种固有的亲近感,而对另外区域的人群则产生天然的排斥,这样的群体极容易与另外的群体发生冲突,并且一旦冲突加剧,国家意识的社会分裂功能便会发挥作用。

  要消除这种因对原所在国认同而产生的国家意识,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鼓励人们的自由流动,特别是长距离流动。当一个人迁徙到不是自己和自己祖先原在国区域的时候,对原在国区域的分裂活动和群体冲突感兴趣的程度就会弱一些。而当一个人及其祖先早已经历无数次的迁徙,在大统一社会的世界版图上不知居住过多少地区,而这些地区又不知属于原国家社会的哪些国家时,这个人的原在国区域的概念也就彻底消失了。

  鼓励自由流动的措施很多,例如,鼓励全球性的经济活动,使全球经济融于一体,这本身就是在提倡和鼓励人们的自由流动。全球化时代的经商者,其自由流动的机会很大,一个人一生可能会生活在好几个地区,而这些地区在原国家社会分属于不同的国家,那么,在经历过二三代这样的经商活动后,就这个人而言,对其祖先原来所在的国家可能早就无从考证,或者即便能够考证,对其区域内发生的一切也早就没有特别的兴趣了。

  其二,还有一种国家意识纯粹是希望独立治理一个区域,即:希望将某个区域完全从大统一社会独立出来,成为不再受任何其他权力约束的国家。这种国家意识的存在,必然会造成区域性的分裂思潮,并会导致各种暴力流血事件的发生,或者会导致其他影响大统一社会安定与和谐的举动。

  要消除这样的国家意识,必须强化国家危害性的宣传,即:通过各种渠道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区域分裂和群体仇恨所带来的社会危害,以及这种危害更进一步会造成大统一社会解体的严重后果,而这种后果将会从根本上危及人类整体生存的可能性。同时,还要鼓励人员的流动,保证各地区总有一定数量人员的不断更新,这对于防止因世代居住于一个地区所产生的地区情感的固定化,并因此而导致的分裂思潮的出现都是十分必要的。

  要避免国家意识所导致的区域分裂思潮的出现,还应注意保持区域的均衡发展。如果能够做到从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保证全球发展的基本一致,人们自然就不会对自己区域产生特别区别于其他区域的感受,区域分裂的情绪也就难以出现了。反之,若是从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世界的各个区域都有明显的不同,这就很容易导致人们会对自己所在的区域产生区别于其他区域的特别认同,历史上的区域独立意识常常是因这样的区域认同所引发的。

  再论民族问题,只要有民族的存在,民族因素对大统一社会的负面作用也就必然存在。要消除民族对大统一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消除民族概念。

  消除民族概念就是要使全世界各民族不断融合,相互同化,最后形成一个整体。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类”的概念,让民族最终成为历史。

  一个没有了民族的世界,因民族产生的仇恨就会随之消失,因民族产生的分裂活动也会消失,同时,因民族产生的民族优越感、民族歧视、民族自卑感、民族复仇心理等等一切有关民族的负面作用都会自然消失。

  民族融合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血缘上的融合和文化上的融合。

  从血缘融合上,大统一社会应该鼓励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和不同人种之间的通婚。不仅不能歧视混血儿,还要宣传混血儿的优点,并从经济补助、文化教育、社会舆论和社会地位等各方面有意识地偏向混血儿(这里的混血儿包括了不同民族和不同肤色的通婚生子),通过一系列的倾斜政策,使得全社会都用一种羡慕的态度对待混血儿和异族通婚者,而不是相反。

  政策导向的最终结果应达到人们更习惯主动地寻求异族配偶,把非同族通婚看成最佳的婚姻结合,同族结合反而觉得有些不完美。如果能够达到全球范围都普遍具备这种心态,从血缘上达到民族的融合也就指日可待了。

  为了更快地实现血缘融合的目标,仍然还是要鼓励人们的自由流动,尤其是要鼓励不同民族的杂居,以此创造一种不同民族之间能够充分接触,方便相处和了解的环境。因为即使认识了混血优势的人如果不容易接触其他民族,也很难实现异族通婚,只有全社会都形成了混血优势的观念,同时又创造了不同民族杂居的环境,才能够从血缘上实现民族的迅速融合。

  民族融合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文化融合。一个表面上达到了血缘融合的群体,文化差异很大也不能称为真正实现了民族融合。从今天的现实情况我们不难发现,即使同属于一个民族,因为两个群体文化差异很大,同样从思想深处会形成类似于民族差异性的情感排斥,因此,文化的融合与血缘的融合对于民族融合是同等重要的两个方面。

  文化融合所包含的内容很多,不仅有文化认同,还有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文字、统一的信仰、统一的道德伦理意识和统一的行为规范等等。那么,文化融合最突出的一点首先则是要将语言和文字进行统一,如果做到了语言和文字的统一,便会使全人类的沟通再也没有语言和文字的障碍,这不仅能够促进人们的交流、相处和了解,还能够促进人们从情感上的相互认同,而且对于民族的血缘融合也可以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一个统一的道德价值观和礼仪行为规范同样是文化融合的十分重要的方面,在同一种道德价值观以及礼仪行为规范的左右下,人们更能够互相理解,更易于相互沟通交流,也更显得亲近和睦,同一群体的认同感也就越强。

  统一的信仰更是必不可少的。信仰作为心灵的支柱,是人类航行的灯塔,两种不同信仰的群体很难想像能够从根本上接受对方,也不可能长期友好相处,更不会互相认同,只有统一了人类的信仰,才可以说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类的文化认同问题。而人类只有做到从血缘和文化上都达到了融合,才能够宣布民族已经消失,全世界只有“人类”这一个统一称谓。

  宗教的统一比民族的融合更为复杂,从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人们更愿意接受一个不同肤色的妻子或丈夫,但是,却很难接受一个有着不同宗教信仰的妻子或者丈夫。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要一个穆斯林改信基督教可能做一生的思想工作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同样,要一个基督教徒改信佛教也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

  因为,以宗教的特点来看,各种宗教之间是一种相互否定、互相排斥、彼此诋毁的状态,宗教越成熟,相互之间的这种否定和敌视就越强烈。试想,一个宣扬自己的神是唯一真神的宗教,怎么可能与另外一种宗教相容呢?因此,各种宗教是不可能用融合的方式达到统一的。唯一能够统一宗教的很大的可能只有科学的无神论,因为无神论本身代表的就是真理,它反映的是客观实际,而不是那个永远也无法证实的神。而且,无神论与各种宗教之间的对立,小于不同宗教之间的对立。

  宗教感情往往深刻于人们心中,一些极端虔诚者更是对宗教教义信仰至极,他们对自己所崇拜的神容不得任何人置疑,甚至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捍卫宗教的神圣,因此,即使在推动无神论取代宗教时想必难度也是很大的(毛泽东时代在中国做过这样的工作,有相当的成效,但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达到目的,随着毛泽东的去世,这一工作的推动力度便变得弱多了)。

  无神论统一宗教的过程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也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过程,其时间跨度很可能比民族融合的时间还要长。这是因为人们对宗教的信仰是出于一种心灵的需要,人们需要心灵的慰藉,甚至明知不存在的东西也更愿意去相信它、信仰它(这是人类本性的自欺欺人性所衍生出的产物),而且这种信仰不带任何违心的成分。

  由此可见,即使有一天无神论确实统一了宗教,而原来的所有宗教早已不复存在,但在经历了许多年的强制推行无神论的过程后,如果人们确实强烈需要一种宗教来慰藉自己的心灵,大统一社会也可以考虑推广一种全人类宗教,来满足人们心灵的需要。同时,也可以借助这种全人类宗教,来整合大统一社会,凝聚全人类的情感,统一世界的道德价值观。

  国家、民族和宗教这三个因素是相互影响的,大统一社会对国家意识的消除、民族的融合,以及宗教的统一所采取的措施,也是相互影响、互为补充的。如民族融合与宗教统一若能够实现,国家意识的消除就变得非常容易,不仅如此,同时,国家意识的消除手段与民族融合所采取的手段常常也是相互关联的。简单举例:鼓励人们的自由流动,便既有利于消除国家意识又有利于民族融合。

  同样,宗教的统一与民族的融合也密切关联,宗教作为一种信仰是人类灵魂深处的文化认同,如果宗教能够实现统一,至少说明从文化的一个最重要层面上解决了民族融合的问题。而与此同时,民族的融合过程也必然会推动宗教的相互接受和不断认同,从而对促进宗教的统一起到有力的推动效果。

第五节 政治

  由于大统一社会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社会,而人类社会过去有记录的历史只有国家社会,因此,大统一社会有关政治的一切问题,我们也只能从国家社会中获得一些可供借鉴和参考的东西。

  有两大因素决定了我们不能够对大统一社会有关政治的制度、体制、政策与方法框定死,第一,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大统一社会,对于大统一社会有可能出现的一切问题仅仅只能凭主观来想像,这样的主观想像与未来的大统一社会肯定会有一定的差距;第二,大统一社会是一个要经历亿万年的社会,我们过去的任何政治治理经验,都不可能对未来的亿万年的人类社会一概实用。

  因此,这里对大统一社会有关政治的阐述完全是一种大致的设想,这种大致设想是建立在过去人类历史经验基础之上的,也是以今天人类社会普遍的政治价值观作为基础的。与其说这些大致设想是针对大统一社会的,不如确切地说,它更主要是针对大统一社会初期的设想,而且还是基于大统一社会是在不久后的将来便可以实现这一时间前提的。

  一、人民是世界的主人

  大统一社会的建立初衷始于人类对生存的追求,但是,仅仅为了生存只是动物的本能,作为一个独特的高级物种,人类自身的追求同时包括生存与幸福以及其他,而且每个人与每个群体对生存与幸福等自身价值的追求受社会正义的约束,保证最大多数人获得尽可能多的价值实现,这一“最大价值原则”理应是我们一切设计的基本价值取向,那么,最大价值原则在政治方面的具体体现最重要的就是人民主权原则。

  在这个世界达官贵人或者富有者只是少数,他们不能作为人类的全权代表,在人类的整体概念中,任何人都只是一分子。不论他的身份高低,不论他处于哪个区域、年龄大小以及性别如何,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理应享受同等的自由,每个人都有基本的人权,这种人权不仅包括追求生存的权力,还有追求幸福、快乐和享受的权力,同时还有维护正义的权力。这些权力不可剥夺。

  这里我们要重点讨论大统一社会在政治上怎样体现人民的主权问题。

  首先必须明确,大统一社会的政治单元再不是以国家的疆域和国家的国民来划分,而是包括了全世界和全人类,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人类世界的主人就是广大的人民,主权在民这一点不可动摇。

  人民主权原则特别强调大统一社会必须赋予每个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力,那么,怎样才能够保证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力呢?

  历史上人们一直认为直接民主制是最好的体现人民主权的制度,而且是唯一好的民主制度,因为公民不仅可以直接参与选举,而且能够直接通过投票制定法律,确定国家的重大决策。这一思想的渊源出自古代希腊的直接民主政体。

  由于这一思想的局限,历史上的政治思想家一直认为,只有小国才能够真正实现民主,于是,就有了万人小国才是最佳的国家规模的观点。因为只有这样的小国,公民才有可能直接参与国家决策,就如同古希腊城邦,国家在决定重大事务时,在城邦的中心广场召开一次公民大会,通过表决就可以确定(今天看来这样的民主也是不充分的,因为只有公民才有这样的权力,而奴隶和在这里长期生活的外邦人并不赋予公民的权力)。

  但是,18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获得独立,并决定建立一个人民主权的民主共和国,当时的美国有13个州,幅员很大,人口也不少,要想实现直接的民主显然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早期的政治家与思想家决定采取代议制民主,并在以后的实践中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直到现在还是西方民主国家的榜样。

  首先推崇代议制的是潘恩、密尔和杰斐逊等人,他们认为,雅典的直接民主固然好,但有不可克服的缺点,这就是只适合在小国实行,但是,在国家变得领土过大和人口过多而不适合于简单的民主形式之后,便只有代议制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所谓代议制,就是由人民选出自己的代表组成政府,代表人民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并通过选举代表组成代表机构,监督政府的施政,讨论并决定国家大事。

  这种民主制度与组织形式确实是一项重大突破,它既实现了民主,又突破了国家规模的限制。民主共和国在这之前一直被看成是小国的专利,从亚里士多德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无不都是这样认为的,而代议制的提出使得民主共和国不再受国家规模的限制,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实现。

  今天,代议制民主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并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采用,而且代议制共和政体模式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美国的代议机构是参议院和众议院,作为两院制的代议机构行使独立的立法权,与行政权和司法权形成相互制约与平衡。而中国则是实行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权力机构,国家行政机构、审判机构与检察机构均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和授权。

  如果把今天的交通、通信与传媒手段普遍地推广应用于世界,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实行直接民主的条件是完全具备的,但事实上当今世界的许多地区还处于很原始的状态,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要光临那里还需较长时间的努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国家社会治理的经验,大统一社会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直接民主难度是很大的。全世界的事务极其繁多,也极其复杂;全球范围的治理,幅员极其辽阔,人口极其庞大,不可能每个重大的决定都去征求全体人民的意见。通过对历史上的各种政治制度的比较分析,至少在较长一段时期,采取代议制共和政体,不失为大统一社会可以采用的一种可行的民主政体。

  有一点需要指出,现实地考察每个公民,大多数人有两个弱点限制了他们发挥世界主人翁作用的正确性,第一,受视界利益的左右,一般人都习惯于只看现在而忽视长远,只看表象而忽视本质,只看局部而忽视全面;第二,一般人对世界的治理或者世界的发展方向并没有自己理性的看法,而是人云亦云。正因为如此,大多数人的倾向性意见往往不一定是真理,而真理则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少数的人就是社会的精英。

  那么,在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里,由于长期规范的治理,固定的道德价值观、社会价值观、政治价值观等等决定社会治理的理念都已经形成,广大人民群众的倾向性意见便容易接近真理。但在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道德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和政治价值观等等社会治理的理念都需要重新建立,世界处在一个破旧立新的阶段,各种思想和观念发生着激烈的碰撞,各种理论鱼目混珠,在这样的时期,便只有那些深刻研究了社会变革本质的精英,才能够真正把握事物的真谛,绝大多数普通的人是摸不清真理方向的。

  大统一事业是关系人类整体生存的伟大事业,由国家社会走向大统一社会是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空前的大变革,在这一变革中无疑会触及到很大一批人的视界利益,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会以全人类大义为重,顺应历史潮流,但也必定会有一部分人反对大统一进程。

  鉴于上述因素,在从国家社会向大统一社会的过渡期内,以及在大统一社会的最初阶段,由于社会变革剧烈,各种矛盾相互交织,许多问题无法预测,如果民主程度太高,社会将容易失去控制。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失去控制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所造成的混乱以及对人民的伤害一定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并不太民主的集权式政体往往更适合于治理乱世。

  但是,集权式政体仅仅只是在短暂的过渡阶段适用,一旦大统一社会归于正常,就必须尽快还充分的民主于人民。

  二、权力制衡与法制社会

  根据国家社会治理的经验,如果人民将政治权力过多地赋予掌权者,就有可能导致无法对掌权者进行控制,从而使得大统一社会出现专制的统治。要是这样,人民的主权就会丧失,在专制独裁者面前,主人就会变成奴隶。为了防止独裁的出现,并保证掌权者充分按人民的意志行事,以及保证掌权者的有序更替,以权力制衡权力是非常必要的。

  要谈以权力制衡权力的问题首先要了解政治权力的划分,早在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就有这样的阐述,即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即议事职能、行政职能和审判职能。他的理论事实上把国家的权力分成了三大块,这就是议事权、行政权和审判权。在以后人们对分权思想进行研究时,将最早的分权思想渊源追溯到了亚里士多德。

  但是,亚里士多德对权力划分的思想没有得到进一步深入。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之后,专制国王詹姆斯下台,新的国王威廉上台,国王与议会妥协的结果就是立宪君主制的诞生。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以英国立宪君主制作为客观原型,提出了政治分权思想,他认为国家有三种权力,即立法权、行政权与联盟权,这三种权力应该彼此协同,但应相互制约。他所说的联盟权就是外交权,在洛克的分权思想中,行政权与联盟权实际上是统一在一起的,即执行法律的权力。所以,洛克的分权事实上是二权分立。

  完善分权思想的是孟德斯鸠,在1748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对其分权思想作了系统的阐述,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权力可以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且认为,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在孟德斯鸠看来,滥用权力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即使在民主制国家,政府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但如果权力过分集中,一旦超出人民所能控制的范围,来源于人民的国家权力也会转化为专制者统治人民的工具,由此便必然产生贪污、腐败、强权等各种官场弊端。为了避免专制统治,国家必须实行分权,即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授予不同的国家机构掌握,并通过法律的方式予以规定,使这三个权力既相互制约,又保持相互平衡。而且他认为,不仅君主制国家应该实行这样的分权而走向立宪君主制,并且共和制国家也应该实行这样的分权,使其政治达到合理。

  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被称为“三权分立”,这一分权思想直接影响了之后的西方世界,直到今天。事实证明,这样的分权以及权力制衡是有效的。

  我认为,国家社会的政治权力划分方式,以及以权力制衡权力的理论在大统一社会同样是适用的。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权力中,应以立法权为最高,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的掌控者依一定的民主程序产生,三大权力机构既做到为反映人民的意志相互协调地工作,又做到权力相互制约,以防止独裁。

  在这里特别要强调,大统一社会一定是一个法制的社会,一切都必须依法办事,任何人都不允许违背法律的原则,违法者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即使在由国家社会向大统一社会过渡的时期,为了社会的稳定,也许应该采取相应的集权式的政体,但这种集权式的政体也必须是法制的政体,同时也必须对掌权者有权力限制和权力制衡。集权不是专制,集权更不是随意行事而没有法律的制约。

  法制社会与权力制衡是联系在一起的,根据人类的本性,当一个人拥有的权力没有制约时,他的欲望就会无限地膨胀,他的行为就会为所欲为,法律在其面前就将变成一张废纸。因此,世界政权如果没有权力的制衡,就不可能保证大统一社会是一个法制的社会,而一个非法制的环境大统一社会的宗旨就不可能实现,所有最重要的原则就会轻易便遭破坏。

  以人类社会的整体目标来看,大统一社会对于全人类的意义比国家社会重要得多,大统一社会是以拯救全人类,并使其免遭灭绝为初衷和最重要的目的的,而这一点不可能还有任何别的内容比其更为重要,因此,大统一社会的宗旨与重要原则更加不容违背和破坏。

  与之相应的是,一个权力制衡的政体又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予以保证,法制不健全的环境下很容易造成权力制衡的机制遭到破坏,从而导致权力制衡的一方其权力不断扩张,把权力制衡的其他各方的权力不断蚕食,并最终吞并所有的权力,从而演变成一个专制的政体。而一个专制的政体其社会的一切行为是可以按专制者的意志随意改变的,在没有制约的情况下,大统一社会的宗旨与目标将会失去任何的保障。

  大统一社会有历经亿万年长久这一特点,因此,不仅要求其法制要完善,而且还要求其法律必须有相当的稳定性,尤其是要求有一部相当稳定,且约束力非常强的世界宪法。

  大统一社会的世界宪法其稳定性要远高于国家宪法,这还不仅是因为大统一社会有历经亿万年长久的特点,更是因为大统一社会有着亿万年长远一致的社会宗旨和目标,这种社会宗旨和目标的长远一致性是国家社会的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大统一社会以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避免人类灭绝为其宗旨和最重要的目标,那么,只要人类还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拯救自己的办法,大统一社会这一社会形态就不能改变,同时,由世界宪法保证的大统一社会的宗旨与目标也就不能改变。而人类要找到新的拯救自己的办法,除非人类的理性可以很好地控制自己的一切行为,且人类的智慧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以至可以使自己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与使用处于完全受控的状态。而现在看来,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人类必须有大的进化,那么按进化的规律,要实现这样的进化目标至少也需数万年的基本时间,这样的时间长度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具备的。

  世界宪法中的最重要的原则其约束力更是要远强于国家宪法的约束力。例如,严格限制科学技术发展无疑是世界宪法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这样的原则其约束力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因为人类未来的历史实在太漫长,在这极其漫长的历史中,只要有千万分之一的时间开放对科学技术的限制,都有可能把人类推向灭绝。所以,类似这样的重要原则只要约束力稍微弱一些,给人类造成的都会是极端的灾难。

  保证世界宪法具有很好的稳定性以及重要原则的强约束力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到,一些国家的宪法便经常有被违背的情况,也有经常被修改和变更的情况,甚至有的宪法最后被改得面目全非,早已违背了最初制宪者们的原意,还有的更是将过去的宪法完全予以推翻。

  大统一社会的建立最初必须要有一批卓越的思想家与政治家的推动,这些人类的精英们必定会是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精力才有可能完成人类的大统一事业,而且大统一社会最初的各种制度的建立也将会是这样一批大统一事业的积极推动者们进行策划和决策的。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最初的世界宪法中的重要原则应该基本都是符合全人类实际利益需要的,也是符合大统一社会的宗旨与重要目标的。

  但是,由于大统一社会未来的历史极其漫长,不同时期的社会思潮必定会有很大的差别,不同时期主持世界事务的政治家们的品性与思维方式也会千差万别,而与此同时,世界宪法的每一条款本身又并不可能一成不变,时代在变,各种条件也在变化,世界宪法肯定也会有进行相应修改的时候,这一切都属于正常情况。然而,我们却必须要求,不论世界宪法怎样修改,不论人类历史还会有多长,只要人类还没有真正找到拯救自己的切实可行的办法之前,世界宪法的最重要原则就不能修改和变更。那么,怎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世界宪法作为大统一社会的根本大法,所包含的内容应该是多方面的,不仅有限制科学技术发展方面的内容,还会有关于政治制度的问题、经济制度的问题、社会制度的问题、道德价值观的问题等等。在这所有的内容中,有些是可随着时代的变化进行相应修改的,而且由于时间和条件的变化也应该进行相应的修改,而有些内容却是不能够轻易进行修改的,例如严格限制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则要求便属于这方面的内容,除非人类这一物种有根本性的进化,否则这一原则要求就不允许进行修改。

  那么,针对世界宪法的具体内容,怎样既保证其最重要原则绝对不可逾越,又做到有些随时代不同应进行相应调整的内容能够做到适时地调整,并保证世界宪法具有很强的全球约束力呢?我想,仅有国家宪法那样的效力的世界宪法是不够的。

  例如:国家在修改其宪法时,往往会设定一个修宪的“门槛”,如在议会多少人提议或者多少人赞成就可确定是否修宪,并可决定修宪的内容。但是,大统一社会的世界宪法中的有些内容不仅绝不能修改,而且其约束力还要求特别加强,因而简单的宪法便不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所以,为了对大统一社会最重要的原则内容予以可靠的保障,我认为在宪法之上还应有一个“宪法保障法”。

  所谓宪法保障法是针对宪法中最重要的原则提出的,宪法保障法将对宪法中的最重要的原则提出明确且高于宪法一般原则的约束力要求,对宪法中的最重要原则的修改程序,提出远高于宪法其他原则的修改程序的要求。宪法中最重要的原则由于有宪法保障法的保障,其约束力将会达到非常高的程度,任何人要是违背这样的原则都必然会受到严惩,也因为有宪法保障法的保障,任何人要想违背这样的原则都会想而生畏,尤其是那些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更是不敢轻易触碰这样的禁区。

  同时,宪法中的最重要原则将不会因通常的宪法修改而被修改。由于有宪法保障法的明确,要修改这些重要原则其程序的“门槛”是非常高的,以至要想修改和变更几乎不大可能,除非人类这一物种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化,或者全人类遇到了更加可怕的难题。

  三、政权结构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权限

  世界政权的最高权力掌握在中央,中央必须保证能够有效地控制全球每一个地区,这是基本原则。世界如此之大,把全人类统一到一个政权之下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大统一社会面临的分裂因素以及不安定因素肯定会很多,要保证大统一社会的长治久安,要做到全球统一有效的治理,保证坚强有力的中央权力是必不可少的。

  所谓坚强有力的中央权力,是指中央能够切实有效地控制全球各地,能够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这并不说明中央要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中,也不是说集中的权力越多对世界的控制力度就越强。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应该科学地设计,理应中央掌握的权力中央必须牢牢把握住,理应属于地方掌握的权力应该充分下放给地方。而且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划分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权力放多、放久了就应该收一些,收多、收久了又应该放一些,在动态中求得平衡与合理,这是政治管理中的基本道理,也是张弛周期规律反映的一种固有的社会实际。

  以现代国家的结构类型看,既有单一的中央集权式的政治治理模式,又有复合的各地分权模式。这两种政治治理模式大统一社会都有可能进行有效的借鉴。但是,大统一社会又有着国家社会明显不同的特点,有些在国家社会实用的东西,大统一社会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可以采用,要对大统一社会的政权结构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权限进行研究,首先有必要对国家的政权结构类型进行了解。

  国家的政权结构类型是指国家的权力怎样按区域来划分,其中的核心是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关系。按国家的政权结构类型,可以把国家分为单一国和复合国两种。

  单一国是由若干行政区域构成的统一主权国家,全国只有一个立法机构、一部宪法、一个中央政府和一个统一的国籍。单一国实行统一的中央集权式管理,处于各行政区域的地方政府都受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中央可以把一部分权力授予地方,也可以收回授予的权力。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实行的都是单一制,如中国、日本、法国等。

  复合国是两个以上的国家的联合体,主要有联邦国家,另外有邦联国,历史上还有过身合国与政合国。

  联邦国家是两个以上的成员单位(如加盟共和国或者邦、州、省等)组成的国家联盟,联邦有统一的宪法和最高权力机构,联邦的地位高于成员单位,联邦宪法对各成员单位的权限有明确的规定。但与此同时,各成员单位也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并在联邦宪法授予的权限范围内,对外享有一定的独立权。目前美国、巴西、德国等20多个国家为联邦制国家。

  邦联是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根据国家条约组成的国家联合。邦联没有统一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也没有统一的法律、外交、军队、财政预算和统一的国籍,今天的塞内加尔和冈比亚,以及历史上1778年至1787年的美国都是邦联制国家。

  身合国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共同拥戴一个君主所形成的国家联合。政合国则是两个以上的国家在一个君主之下,内政各自分立,对外则是以同一君主统一的形式出现。目前,这两种类型的国家都已消失,而且,这两类政权结构类型对大统一社会显然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之后将不对此进行讨论。

  分析国家社会的几种政权结构类型,首先可以肯定,邦联制这样的十分松散的联盟形式在大统一社会显然不合适,因为如此松散的联盟不可能做到全球的统一治理,除非在由国家社会向大统一社会过渡的最初时期,一些国家有意开展联合的试验,此时采取短暂的邦联制联合还能说得过去。

  采取联邦制的形式也是不适合大统一社会的。仅从行政区域划分来看,今天的世界各国差异极大,论幅员,大的达千万平方公里,小的仅不足一平方公里,差距达千万倍;论人口数量,大的有十几亿,小的仅数千人,差距以十万倍计。如此大的差距要形成联邦显然是不合适的。

  大统一社会行政区域的划分必须打破今天的国界,使各地区的幅员差距不至于太大。同时,在行政区域划分上,按地区特点划分而不能按原来的国家疆界划分,这也应是基本的原则之一。因为,按照地区特点进行划分,打破原来国家疆界的界线,并使各行政区域的规模不至于太大,这不仅有利于管理,也有利于消除人们心底里“国家”的概念,从而有利于全人类的融合。

  另外,联邦制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各成员单位的独立性和政治的多样性,不仅保留了成员单位原有的疆域和人员,还保留了成员单位一定的立法权和独立决定自己政治选择的权力。这对于大统一社会为了实现亿万年稳定、统一的治理,力求使全人类、全世界融入一个整体的宗旨是矛盾的。

  因此,今天看来,单一制应该是大统一社会未来最合适的政权结构类型。

  可以看出,单一制有利于通过强而有力的中央领导,对全世界实行统一的治理,有效地推行有利于全人类生存与幸福的政策和法令,并通过打破原有国家的行政区域划分,改变原有的制度、体制、习惯和理念,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人们狭隘的国家意识地域意识以及狭隘的民族与宗教观念,并进而实现全人类的真正融合。

  选择单一制是出于考虑单一制政权结构类型的中央权力能够强而有力地实行对全世界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出于考虑其有利于打破原国家区域的各自独立封闭与对抗的理念,这些都是单一制对于大统一社会的主要优点所在,而不能够达到上述目的,也是其他的政权结构类型主要的不可取之处。但是,这并不排除单一制也有不足,而其他的政权结构类型也有可取的方面,在长期的大统一社会的政治治理中,取众之长,或者采取完全的创新,以建立最适合当时世界的制度与体制,这才是未来一切选择的根本原则。

  最后,这里再简单地阐述一些中央与地方的具体权力的分配问题:一般而言,有几项权力更应该集中在中央,如军队、发行货币、制订和修改宪法、统一度量衡和全球技术标准、全球邮政等等。还有一些必须全球统一行动的重要政策的掌控权也应在中央,典型的如对科学技术的限制、统一语言和统一文字的推广等等。至于处理民商法和刑法范围的事务、维持地方治安、管理交通和工商业等方面的事务,可能划在地方的权限之内更合适一些。

  四、军队与警察

  国家社会军队的最重要功能是保卫国家,所谓保卫国家,就是防止侵略、平定内乱。当然,这其中还有一种不可告人的功能,就是充当称霸、侵略和掠夺的工具。

  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军队,军费开支成为国家各项开支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大统一社会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于国家的消亡,世界的最高权力体仅仅只有世界政权一个,对外的防御与攻击对手消失了,对外的战争也将随之消失,那么,军队的作用也就会相应发生变化,军费的开支将会远远小于国家社会。此时军队的作用与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维护世界的统一。由于军队是由中央掌控的,它是维护世界统一的威慑力量,正因为军队的存在,使得分裂分子不敢实施其分裂野心。第二,平定动乱。一般的社会治安应由警察维持,一旦社会不稳定因素演变成动乱,在警察无力平息时,军队将以自己强大的力量平定动乱。第三,参与救灾。因为军队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当世界各地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灾害时,最容易组织和动员起来,同时又最具有战斗力的就是军队,参与救灾将是军队的一项重要义务。第四,应对外星人入侵、小行星撞击地球或者其他的宇宙威胁。宇宙威胁虽然概率非常小,许多代人也难遇一次,但一旦出现毁灭则十分巨大,作为军队有保卫地球家园的神圣职责。

  一般而言,大统一社会的警察力量直接掌控在地方可能更合理一些,但也不排除中央必要时有权对其进行限制与调动,甚至收回警察的控制权。大统一社会警察的功能与国家社会是基本一致的,主要职责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维护社会治安,保证地方的安定,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第二是管理交通,保证交通的畅通无阻。当然,在各地发生的一些小的自然灾害中,警察也有参与救灾的职责,即使发生大的灾害,有军队或者其他人员救灾时,警察在救灾事务方面也要尽到自己应有的努力。

  大统一社会的军队应是唯一拥有重型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队伍,警察仅仅只装备轻型武器。采用成熟的高科技武器装备军队是很重要的,仅以应对小行星撞击地球而言,没有高科技手段便很难把小行星拦截在撞击地球之前。同时,只有拥有高科技的先进武器,才能够保证以精干的不多的人员而取得军队预期的作用。

  五、政治治理的特点

  大统一社会的政治相对国家社会的政治有许多明显不同的特点:

  首先,大统一社会的政治只有内政没有外交。国家社会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事务成为国家政治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大统一社会只有一个独立的世界政权,外交事务自然就没有了,世界政权的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针对全人类的内部事务。

  第二,大统一社会因为国家的消失,军队的对外作战功能也随之消失了(除了应对可能性极小的外星人攻击外)。而且全球只有一支军队(这就是由中央政权控制的唯一军队),与国家社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军队相比,军队数量大大减少,而且由于军队的对外作战功能的消失,使得军队的规模以及军费开支比之国家社会有天壤之别,如果相比今天的水平,可能军队的人数与军费的开支仅仅只有今天国家社会总量的十分之一还不到。而且大统一社会应该是限制私人拥有枪支的,仅因这一点,又可以使军队的威慑和控制力度大幅提高,军队的数量与军费的开支也可相应减少。

  第三,相比国家社会,大统一社会的政府机构将大幅度减少。今天的国家社会国家众多,每个国家都有一整套齐全的国家机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再小的国家也是如此。而且一个国家的职能比一个地区的职能要多得多,即使这个国家比之一个地区从幅员到人口都小得多也是如此,因为国家的许多部门都是各地区不必要的,如外交部门、军队、货币发行部门等等。大统一社会只有一套最高权力机器,其他地区仅仅只作为地方政府存在,许多机构都可以不再设立,因此,大统一社会相比国家社会其政府机构与政府工作人员会大幅度减少,相应的开支也就会随之减少。

  第四,世界政权对世界的治理是统一的,全球一盘棋的治理方法、手段和措施,与国家社会各国各自为政,治理方法、手段和措施千差万别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国家社会,各国各自为政的治理使国家之间的发展极不均衡,差距极大,而大统一社会在其长期的统一治理后,全球各地的发展水平将会不断趋于一致,差距不断缩小,所以更能体现全人类的平等和人权。

第六节 经济

  大统一社会对全球的经济管理可资借鉴的也只有国家社会。相对政治而言,有关经济方面的设计是不宜长远的。从世界思想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政治思想,甚至包括政治制度与体制,可以影响人类历史数千年,一些两三千年前的政治思想体系直到今天还在沿用,但却少有一种经济思想其影响和有效的指导作用可以超过二三百年。

  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学只是随着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之后才产生的,翻开经济学说史我们可以看到,在工业革命之前几乎没有过重大影响的经济学思想和经济学家,因为这之前只有农业和少量的手工业与商业,经济关系非常简单。工业革命爆发后,工业生产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同时也促进了商品的交换,于是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便产生了,因而出现了像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

  有人把斯密的《国富论》视为经济学作为一种独立原理诞生的标志,这才是18世纪中后期的事。斯密创建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是全面论述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观念的第一人,他强调市场的作用,称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并重视用市场调节经济,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在工业化初期,他的经济理论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受到人们的极力推崇。

  但是,斯密生活在工业革命初期,没有看到劳动分工达到相当程度之后带来的许多消极后果。

  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导致大量的产品过剩,从而使工业化国家陷入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之中,针对这样的经济危机,马克思创立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马克思强调用计划的手段调控经济,并重视公有制的作用。之后,随着上世纪30年代西方的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影响盛极一时,凯恩斯提倡政府干预经济,以及鼓励消费与投资,强调刺激需求。

  就像斯密思想的局限性一样,上述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在历史上都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所有的思想都难以长久地指导经济的发展。马克思的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理论曾指导苏联在短时期内进入到工业化的时代,但长期坚持教条式的理论,便出现了经济停滞不前的情况。凯恩斯理论为美国摆脱30年代的经济危机立下了汗马功劳,但随着新的时代新的问题的出现,凯恩斯的理论现已经不能很好地解决西方国家的经济难题。

  在经济方面,大统一社会相比国家社会至少有两个最重要的方面是不一样的:其一是经济运行环境不一样。例如,今天各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科学技术的创新,而大统一社会则采取严格限制科学技术发展的措施;今天各国采取的经济制度、体制与政策各有不同,而且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千差万别,而大统一社会则要做到世界一盘棋,在世界政权的统筹下采取统一协调的经济运行方式。其二是经济运行目标不一样。国家社会几乎每个国家都力求使自己的经济做到持续、稳定、健康、快速地增长,从而保证本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不会被淘汰。大统一社会由于没有国家之间的对抗与竞争,并不要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而是重点强调人民在丰衣足食前提下的均富,以实现全人类普遍的幸福感。

  由于经济运行的最主要方面与国家社会都不一样,加之大统一社会是一个永久持续的长远社会,在漫长的未来岁月中不知会出现多少不可预见的经济问题,而面对经济这个并不适合长远设计的项目,我们更多只宜在原则上作一些展望。尤其是在涉及经济制度、体制与政策方面的课题时,更不适合具体框定死。

  一、均富的经济

  国家社会的经济发展极不均衡,贫富差距十分巨大,这种差距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国与国之间的巨大差距。以今天来看,最富有的国家与最贫穷的国家人均GDP相差五六百倍以上,最富有的前十位国家与最贫穷的后十位国家之间的差距也达二三百倍之多。第二是个人财富差距巨大。如果以最富有的人与最贫穷的人相比的话,已经根本无法比较,仅以同一个国家中富人与普通百姓的比较而言,其收入差距都达万倍以上,少数富人阶层与广大普通人群形成鲜明的反差。这些都是极不平等的现象,不仅影响广大民众的普遍幸福感的实现,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其一是历史的原因。一些国家一直处于原始的封闭状态,当世界进入工业化时期后它们还处在尚未开化的环境中。还有些国家长期受殖民主义者的奴役,经济自主权丧失、经济结构被扭曲。因为如此,各国之间在起跑点上就存在了差距。

  其二是各国采取的经济政策不一致。还是以中国为例,同样是这些人,毛泽东时代照搬马克思主义教条,经济发展十分缓慢,甚至还有严重的饿死人的现象,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却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勃勃生机,并实现了连续二三十年持续稳定的高增长,人民生活因此大为改善,这就是政策的力量。因此,政策制定者的水平的高低对于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往往越是穷国人才越是缺乏,制定政策的水平越低,越是富国人民受教育程度越高,人才越丰富,制定政策的水平也就越高,这也是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

  其三是民族特性的不同。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生活习惯与不同的道德价值观,有些民族能吃苦、很勤奋,也善于搞经济,而有些民族比较懒惰、怕吃苦,且不善于搞经济,明显差距的民族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最后所达到的目标自然相差万里。

  其四是科学技术推广不均衡。今天的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科学技术,如果都采用原始的耕作方式,经济差距再大也大不了多少,但科学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后,情况便有了本质的区别,同一个生产人员,采用现代化手段操作生产与采用原始手工作业相比,其生产效率差距可达千百倍。那么,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广泛地使用了各种高科技生产手段,并不断地强化自己的科技研发能力,而另外一部分落后国家却还采用着最原始的生产与耕作方式,整个国家的各行各业完全没有自主的科技产品,更谈不上科技研发能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自然就越拉越大。

  科学技术的采用也加大了个人之间财富的不均衡分布,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并应用于生产,使得企业创造财富的能力不断增强,今天的大型企业都是“巨无霸”企业,拥有数百亿甚至数千亿美元资产的企业不在少数,这些企业的老板自然身价可达数十亿美元甚至数百亿美元,而员工的收入则不可能有很大的变化。因此,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也是个人财富相差巨大的主要原因。

  大统一社会将国家社会的基本特征彻底改变了:

  第一,扶植贫困落后地区的发展将是世界政权的重要工作之一。针对世界政权而言,全球都在自己的统辖范围之内,只有均衡发展的问题而不可能会有厚此薄彼的思想,对于那些历史上一直遭到不平等对待,长期贫困落后的地区,世界政权不仅不会袖手旁观,而且一定会作为自己重点扶植的对象。并且,世界政权掌握着全球的资源,完全有能力对这些地区进行各种方式的帮助,使其缩小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差距,从而保证世界的均衡发展。

  第二,大统一社会的政策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政策是指最高政策出于同一个部门,而不是说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千篇一律采取同一种对策,相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这才是科学合理的管理办法。那么,大统一社会作为全人类的统一体,融合聚集了全人类的精英,提出的经济政策一定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和可行性。

  同时,由于大统一社会经济政策的统一性,世界的最高决策部门在确定全球经济发展的政策时,一定会兼顾全球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均衡地配置各种资源,始终以保持世界的均衡发展作为自己一切经济工作的基本出发点,这就避免了国家社会各国完全独立发展、各自为政而必然会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

  第三,大统一社会将促进民族、宗教和地区的融合,未来的人民只有同一个群体的概念,这就是“人类”。针对于全球的融合,大统一社会还要推广一整套有利于全球性统一治理和发展的道德价值观、生活习惯等,全人类将表现出一种共同的内在特质,这种特质的共同性将同样是世界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四,随着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限制,大统一社会将对现有成熟的科学技术经过审定后决定其应用并推广,随着这种推广的不断深入,全球各地终将普遍采用同一类型和同一水平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应用差距将缩小到最低限度,由此,各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将趋于一致,这是大统一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一因素也会将个人财富的差距大幅度缩小。

  综上所述,大统一社会的各种基本特征都会促进财富分配的不断均衡和公平,随着大统一社会的不断发展,全社会财富的分配将会不断趋于一致,因此,大统一社会将是一个均富的社会。

  二、平稳的经济

  仅以今天我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成果,只要是能够充分加以推广应用,完全可以使全人类实现丰衣足食,如果人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话,那只能作如下解释:人的欲望从来没有止境,这是由人类本性中的无穷欲望性决定的,就如同世界上的所有亿万富翁从来不嫌自己的财富多一样。

  永不满足是人类的本性所为,这种本性为国家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原动力,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实力强大离不开这种欲望的冲动。但是,大统一社会的要求是完全相反的,由于大统一社会的最高权力体独一无二,已经没有了竞争的对手,而人类对科学技术的限制又使得经济不可能再依靠不断的科技创新来获得,因此,这种无止境的欲望应尽可能加以改变,其主要方法就是通过建立一种新的道德价值观来控制人类欲望的过度膨胀。

  国家社会各国之间对科技成果的使用差距十分巨大,有些国家早已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而有些国家则还处于原始的生产状态,这种大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也带到了大统一社会。从经济的角度,最理想的结果就是将那些允许应用的技术在全球每一个角落都能够得到充分地推广应用,如果真要是能够做到这样,就达到了对这些科学技术成果的最高程度的应用,这也是世界政权的主要经济发展目标之一。

  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经济的发展规律必然呈现这样的特点:由于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由科技创新带来的经济增长点消失了(极少数必须研究开发的技术产品可以基本忽略),于是,可以导致经济增长的方面便只有两点,其一就是将现有的允许使用的技术尽可能推广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其二就是在现有科学技术的水平上简单地扩大生产规模。

  毋庸置疑,那些需要推广的技术是全球所有成熟且安全的技术的总和。在大统一社会初期,这些技术在一些地区已经得到充分应用,而还有一些地区则没有完全得以应用,甚至完全没有应用,当这些技术推广到后面这些地区时,因科学技术新的应用而产生的效益自然会涌现出来,这一过程也是经济增长的过程。但不需要很长时间,随着各地都已经普遍采用了这些科技成果,这些技术的应用推广任务就会结束,这时的世界经济规模将达到较高点,之后除了极少的新的技术成果会带来一定的经济增长外,世界经济将不会因科学技术创新继续带来增长。

  但是,世界经济的增长并不会就此结束,以现有科学技术成果为基础,简单地扩大生产规模同样可以支撑经济的继续发展。

  然而,经济的发展却还受制于市场的需求。由于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不会有更多的新的科技产品的出现,而如果将现有科学技术成果推广至全球各地后,其生产规模是可达到十分巨大的,如此大的生产规模足可以满足全人类对于一般产品的需求。尤其是大统一社会提倡俭朴生活,反对铺张浪费的道德价值观,这就使得同一件物品可以使用很长时间,全人类对各种产品的消耗速度将会大为降低。

  又由于世界政权必然会控制全球人口的规模,全球人口数量将会趋于稳定,这就会导致因人口本身的稳定,绝大部分人又都能获得自己所希望获得的各种产品,由此,全球市场的需求规模也将趋于稳定,从而导致全球经济趋于平稳,而不会有大的起伏。这种经济的稳定完全是在全人类能够达到丰衣足食前提下的稳定,是因人们的需求完全可以达到满足前提下的稳定,而不是因为生产的不足所导致的经济无法增长。

  三、其他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各个国家和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统治者的经济管理理念都各有不同,这与各国的客观实际情况的不同、统治者的治国方略的不同是密不可分的。例如:在工业革命之前,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作为两种当时处于对立状态的经济学思想,就被不同的统治者各自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治理实践中,之所以有这两种经济思想,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农业和商业两种产业可以比较。

  又如: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的一些固有弊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他们的思想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而在资本主义国家,针对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的大萧条,凯恩斯提出了一整套经济学理论,上述思想与理论都曾被不同的国家采用过,但也都被一些国家放弃过。

  大统一社会比之国家社会有着完全不同的基本特点,针对大统一社会的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指导经济的发展是理所应当的,在长久的大统一社会中,到底采用怎样的经济学理论才是最佳方案,今天任何人都不能够论及。只有大统一社会之初的点点滴滴也许可以作一些想像,而且,这还是以不久的将来便可以实现世界的大统一作为假设的。

  基本上可以明确:在大统一社会之初,随着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再也不能通过科学技术的创新来支持经济的增长,这也说明,以科技新成果进一步替代人们的直接劳动的现象不会再有,因此,国家社会出现的经济增长了失业率反而增加的现象不会再有。大统一社会还将鼓励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并防止对科学技术的依赖,在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的推行后,将可以把全社会的失业率控制在最小的程度。

  大统一社会的经济成本将会减少,这是因为大统一社会将世界融为一体,国家消亡了,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也就自然消失了,经济贸易会因此变得非常自由;又由于国家的分割,造成货物与人员在过境时有许多的通关麻烦,由此所带来的交易成本的增加现象在大统一社会是没有的。

  国家的消亡还将使经济信息十分畅通,这与大统一社会着重于将全球连为一个整体,并加强传媒、通信、交通事业的发展也密切相关,因此,企业对市场的把握会更加准确,产销脱节从而造成浪费的现象会因此有所改善。

第七节 社会

  社会环境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同时也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最具影响作用的还是道德价值观。世界各文明区域正是由于拥有自己不同的道德价值体系,导致其社会的总体状况迥然不同,这种不同的社会状况反过来又决定了社会的发展方向,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本节将对大统一社会的总体社会目标进行阐述,并针对大统一社会的客观要求,同时围绕人类生存、幸福等价值追求,作出相应的其他方面的分析、设计和推测,而对大统一社会的道德价值观问题将在下一节专门阐述。

  道德价值观一旦形成,一般都具有较长时间的影响与延续,那么,与其有密切联系的大统一社会的总体社会目标的设计也可以立足长远一些,其时间长度至少应该超过数千年。但是,任何设计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就如同儒学、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思想体系与宗教教义,在其发展中根本的内涵虽然没有变,但许多内容都有过多次的改变与重新诠释。况且大统一社会是人类亿万年的长久社会,任何总体社会目标,即使设计得再为科学合理,都总有过时的一天,甚至有彻底不适用的一天,所谓科学合理只是相对的,早晚有一天会走进历史才是绝对的。

  一、总体社会目标

  之前已对大统一社会有过整体设想,即大统一社会应是一个非竞争的社会,那么,大统一社会的总体社会目标便理应要为这一整体设想服务。为此,这里将大统一社会的总体社会目标确定为“平和、友好的社会”。大统一社会还把“中等付出、中等收获、俭朴生活、有所节余”作为一种生活理念加以提倡。在下一节将专门阐述的大统一社会应该建立的道德价值观正是为实现上述目标和设计服务的,大统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各方面的政策措施,很大一部分内容也应该为上述目标和设计服务。

  平和与友好的社会目标在今天的国家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要依靠国家实力的增强,与之对应的是要提高国家实力,国家便必然会要求自己的军队要英勇善战,要求自己的企业要勇于创新,善于竞争。由于这些因素,国家社会所推崇的道德价值观,所采取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一系列的政策、制度和措施,必定是具有竞争性和冒险性的。因此,国家社会,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世界,充满了竞争、冒险和对抗,这种竞争、冒险与对抗,便必然会导致平和、友好的社会氛围不可能形成。

  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人们奢侈地使用着科学技术带来的不断更新的生活用品,但在激烈的竞争面前却毫无安全感;人们的物质享受在不断地增加,但幸福感却不断地降低;通信、交通等沟通手段越来越便捷,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却越来越淡漠;科技手段越是把我们拉近,人们心灵的距离却越是遥远;物质越丰富,人们心里的压力却越是沉重。这一切已经成为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下,人们心情的真实描述。

  大统一社会将把这种状况彻底地翻过来。由于国家的消亡,以及民族与宗教的融合,在国家、民族与宗教对抗这些基本前提相继消失后,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客观地提出了限制激烈竞争,限制过度冒险,以及限制尖锐对抗的要求。那么,由此提出的建立平和、友好社会这一大统一社会的总体社会发展目标,也必将随着国家、民族与宗教对抗这些最重要的障碍的消失,其目标的实现会变得并不困难。

  随着“平和、友好”这一大统一社会的总体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大统一社会将会给我们展示出这样一幅图景:

  在一个平和的社会中,清静平淡地生活将是人们向往的生活方式。人们的生活压力远远没有今天这样重,中等努力,换来中等的收益,这是大统一社会提倡的家庭奋斗目标。但即使有中等的收益,人们更愿意过一种俭朴的生活,这是大统一社会提倡的道德价值观。由于这样,家庭的收入将会总有些节余,因而人们生活得十分安全、踏实。

  大部分人群也许生活在城市,但平和的生活态度,使繁华的城市也有如村庄的宁静。

  人们变得十分的友好,不论是邻居、同事、同学、朋友,还是陌生的路人,随时随地给人以顺手的帮助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社会处处都能够看到人与人之间友好的举动和友善的目光。

  人们的生活虽然是俭朴的,但面对社会的困难人群在需要救济时,大家又能够慷慨相助,不计得失。原来,俭朴并不是吝啬,只是一种被公认的高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仁慈的社会道德观,使得扶弱济贫、尊老爱幼、孝敬长辈、善良同情成为社会的普遍风尚。

  宽容的美德在大统一社会根植于人心,遇事忍让、豁达,原谅仇人,包容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使得社会环境更加融洽。在家庭、在校园、在工作单位、在城市的街道和偏僻的乡村,很少看到有吵架、斗殴的现象,社会充满了轻松、愉悦的气氛。人们很少冲动,平和、友好地面对一切,是大统一社会惯常的行为方式。

  大统一社会还是一个诚信的社会,人们把诚实、信誉看成是必备的品德,大家诚恳面对,真心相处,展示在人们面前的是真实的一切,虚伪和非善意的欺骗被看成是道德不良者。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因而越来越高,这种信任又演变成对社会的信任,在这种信任中人们的安全感大大增强。

  人们热爱这种平和、友好的社会,不愿意看到战争和犯罪,不愿意看到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不愿意为个人利益去冒险。还有不少人甚至愿意隐居山林,去过自给自足的田园诗意般的生活,这样的行为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很惬意、潇洒的生活方式。一个安于现状的人不会被认为是没有出息,且同样会得到人们的尊重,甚至还有不少人愿意去效仿这样的生活方式。

  人们把功名利禄看得十分淡漠,不因获得而狂喜,不因失去而巨悲。随遇而安,平常做人,多求道德的收获,少求利益的得失,只求生活的平稳、家庭和邻里的和睦,远离竞争与冒险成为普遍认同的生活境界。

  二、就业与福利

  在国家社会中,失业问题是各个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任何时期,充分保证人民的就业都是各国政府的重要工作。以经济的增长带动就业是一种常见的增加就业措施,但是,工业化以来,一种很奇怪的失业现象始终困扰每个国家,这就是经常出现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失业率反而越高。

    200多年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经济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但是失业率却始终没见减少。究其原因,今天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科技的进步,用机械生产替代手工劳动,用信息化手段取代人工操作,这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因此,便出现了生产规模越来越大,但使用的人员却越来越少的现象。

  大统一社会推行的是均富的政策,反对贫困、缩小贫富差距,使人与人之间以及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小,这是大统一社会的既定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求减少失业,因为失业增加无疑就是贫困人口的增加。

  那么,大统一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实行限制,这同时也是停止用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替代人工操作,因而客观上便限制了失业的进一步扩大。要减少失业,除不再用新的技术替代旨在减少劳动力使用的旧的技术外,更进一步,大统一社会还应该鼓励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只有适当增加劳动密集型产业,才能达到社会的充分就业。为了增加就业,减少贫困,政府对企事业单位用人的管理也应有相应的要求。

  当然,百分之百的就业目标也不可取。人人都有工作,干好干坏都会有人供养,这必然会产生懒汉思想。只有保证一定的就业压力,才能够促进人们勤劳,勤劳的价值观也是大统一社会道德价值观提倡的美德之一。

  关于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体系,在国家社会各国之间的情况差距十分大,像瑞典、加拿大这样的高福利国家,一个人从生下来一直到死,生活、教育、医疗等一切,国家都提供了充分的保障。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水平都很高,社会保障体系也十分健全,而大部分贫穷落后的国家则几乎没有什么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体系几乎等于零。

  这种反差即使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照样很大,以中国为例,目前,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程度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而占全国70%人口的农民则社会保障程度极低。

  大统一社会的这种状况将会彻底改观,普遍且良好的社会福利将成为大统一社会的基本特点之一,社会保障体系将非常健全。这种良好的社会福利与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有物质作为基础的。我们知道,今天的高收入国家之所以富裕,是因为科学技术在这些国家得到了普遍的应用,这些国家能够建立一整套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首先就是因为有物质作为基础。

  大统一社会将对现有成熟与安全的科学技术成果进行普遍的推广应用,通过这样的推广应用,不仅可以缩小贫富差距,而且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完全可以让全人类普遍拥有甚至超过今天发达国家的生活标准,这一切都为大统一社会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

  三、教育

  大多数国家都把发展教育作为立国之本,大统一社会也应该重视教育,但是,大统一社会与国家社会对教育的发展目标与宗旨是不一样的。国家社会对于教育的要求,从根本上是要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这就需要大批的科学技术人才,另外,国家又还需要大批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和军事指挥人才,如果教育上不去,这样的需要就不可能满足。

  那么,要培养出符合上述要求的人才,必须依靠大学以上的高等教育,实践证明,受过高等专门教育的人,在本专业上成就事业的概率要比自学成才的人高得多。大部分国家都非常重视高等教育,且正是以培养高、精、尖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作为目标的,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许多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普及率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

  大统一社会的几个基本要求与国家社会有本质的区别:国家社会强调科学技术的发展,大统一社会则要求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优秀的军事指挥人才是国家社会极其看重的人才,大统一社会虽然也需要优秀的军事人才,但军事在社会中的分量已经变得非常的次要,军队的数量也许连国家社会时的十分之一还不到;国家对管理人才的要求,是要能够适应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这种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企业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人才,大统一社会的管理人才更多则是要求能够立足于一个平稳发展的社会,大统一社会的企业所采用的科学技术是早已经十分成熟和固定了的。

  正因为这样的区别,大统一社会将普遍支持的是中等教育,对于高等教育,特别是涉及自然科学的高等教育,不仅不能大规模发展,而且还应严格控制在一定数量之内。因为学习自然科学的人员越多,无疑掌握自然科学知识的人才也就越多,由此,掌握开启科学大门钥匙的人也就越多,限制科学技术发展的难度也就越大。

  大统一社会大力发展中等教育的目的与国家社会发展教育的目的其不同点是非常明显的,大统一社会发展教育的目的主要有两个:首先,通过中等教育完成对青年人思想道德的教育,这种思想道德主要是大统一社会所提倡的道德价值观。学校教育要告诉学生怎样去做人,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有价值、有道德的人,这样的目标在中等教育阶段就基本可以完成。其次,通过一定的教育与培养,使学生在参加工作之后,有能力适应各机关、各企事业单位以及军队的各项工作。这些工作是以应用成熟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因此,一般而言不需要创新,经过中等教育便能够胜任。

  当然,大统一社会也有一定数量的高等教育,这类教育所培养的人才是有特殊需要的人才。因为在大统一社会也有少量的科学研究内容,即使使用现有成熟固定的技术,许多内容如果没有经过高等教育也不能够掌握。而且,从管理的角度看,一些高层复杂的管理岗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般更能够胜任其工作。所以,高等教育同样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只是规模不应大。

  同时,对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应进行必要的审查与限制,特别是对于接受自然科学教育的人,更要用比较严格的程序对其道德品质进行审查,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一旦掌握了科学研究手段,就很难控制他不会非法从事不允许涉及的领域的研究,也很难控制他的研究成果不会应用于对人类有害的方面。大统一社会漫长的历史,如果每一个时代都有这种失控的现象,累积的失控造成的科研成果的总量必定会非常巨大,对人类的生存的威胁也就会急剧增加。

  四、人口

  人口爆炸,地球不堪重负,是当今世界最头痛的社会问题之一。地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人类的数量必须要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之内。

  当今世界的人口生育情况按不同的国家其差异非常大,一些国家人口增长非常快,另一些国家不仅不增长,反而还在减少。结合人口的增长速度,在对各国不同的情况以及不同的群体进行分析后发现,人口的生育规律是非常明显的,越是贫穷的国家人口增长速度越快,越是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越是热衷于多生孩子;相反,越是发达国家人口增长速度越慢,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生育的热情越低。

  贫穷国家与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之所以会出现人口高增长的状况,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生育观念没有改变。人类曾长期处于原始的生活状态,生育许多,存活少数,这是历史的现实。正因为如此,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观念,即多生育,以保证家庭和种族的繁衍。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水平的提高,幼儿的死亡率大幅下降了,然而,贫穷的人群受教育程度很低,虽然条件变了但他们还是抱着固有的观念没有改变。

  第二,越是贫穷的国家或贫穷的地区,越是缺乏社会保障,大多数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几乎等于零,作为在生育期的夫妇,必须考虑自己年老体弱,不能够劳动后有人赡养,要做到老有所养,就必须多生孩子,使之作为自己年老后的依托。

  第三,有些地区和家庭实在太穷,以至于穷到连避孕的工具都无力购买,只能够任其生育。

  大统一社会的情况完全不同,作为全球性的治理,当把现有科学技术成果普遍推广于全世界后,贫困状况将会大幅改观,丰衣足食是大统一社会的基本状况。而且大统一社会是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十分健全的社会,与那些没有福利的穷国比,从根本上有了不同。于是,便可以使全社会都能够做到节育手段的充分采用;而且完全可以使每个公民都能够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托;还能够保证每一个人都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从而使他们了解到节制生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使世界政权所提倡的生育观深入人心。

  在国家社会不同国家对于生育和人口的政策各有不同,特别是有极少数国家,放任童婚、鼓励贫穷下的多生育,这也是全球人口失控的重要原因之一。大统一社会的世界政权是代表全人类的统一政权,完全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权衡一切,针对人类生存与幸福的客观需要,必定会采取负责任的、立足人类长远利益的人口政策,使人口的增长得到有效控制。

  当然,对于人口的控制是有原则的,站在今天的角度,人口爆炸式增长给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幸福带来了麻烦,大统一社会如果长期采取控制人口的政策,必然在达到一个增长的最高值后,便会使人口的总量下降,但人口的下降幅度也应是有原则的,当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则应该调整生育的政策。

  大统一社会亿万年之久,许多情况无法预料,以上只是结合今天世界的情况对不久的未来的人口问题提出的一些想法,其前提还是在可以预见的不远的将来,更远的事只能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定。

  五、环境与资源

  环境与资源问题是随着工业革命而出现的,科学技术应用的程度越高,这些问题就显得越突出。

  先论环境问题,我们知道,氟利昂的使用导致了臭氧层的破坏;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导致了空气污染、酸雨成灾;普遍对工业成果的享受,特别是汽车的广泛普及使温室气体过度排放,导致地球变暖;而土地的荒漠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则要归咎于“人口爆炸”所导致的对土地的无节制的利用、对森林的砍伐,以及对草原与湿地的破坏。那么这只是表面现象,更深层的原因的发掘,使我们了解到,国家社会不可能解决环境的问题。

  以目前而言,世界上有约200个国家,而地球只有一个,当大家一致认识到环境问题已经开始威胁到人类自身安全时,并不是每个国家都会主动去保护环境。正如中国的一个古老比喻,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当一个人应该做某件事时是没有推脱的可能的,但是,当许多的人都应该做同一件事时,反而会相互推诿,谁都不去负责。

  而且因为环境保护的内容有许多项,不同的环境破坏对各个国家影响的程度也不同,对不同环境内容采取的保护措施,必定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各国的视界利益。面对这种情况,相关国家总是会患得患失,首先从心理上就不会平衡。正如旨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美国始终不批准一样,因为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其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要求,要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对美国的影响也最大。

  对环境不愿负责的原因很多,如有些国家非常贫困,如果不过度地使用土地,人民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如果不砍伐森林,国家的经济就难以维持,至于这样的行为会导致未来的恶劣后果,现任国家领导人常常都不会顾及。因为,人类本性的视界利益性决定了大部分人都有一种固有的心态,这就是谁都会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最重要的时代,谁都会认为自己所处理的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谁都会认为自己所遇到的困难都是最应该不惜牺牲一切也要渡过的难关。

  同时,各个国家同在一个地球上生存,相互比较,相互竞争,心中都在暗暗地较劲。各国人民也在与其他的国家比较,作为普通百姓比较的主要内容是生活水平,如果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太大,或者这种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人民就会起来反对政府。正是这样的因素,使得各国在不能通过科学合理的途径发展经济时,就会转而以不正常的方式寻求解决临时的经济困难,对环境破坏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便不可避免。那些国家领导人为了自身的地位能保,为了在任期内能够保证自己的人民的基本生活,不惜饮鸩止渴,拿人类的长远利益来换取一国的短期利益,这是国家社会必然的结果。

  对资源的开发同样走入了这样的怪圈,最为糟糕的是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开采。仅以石油为例,工业革命以来已经用完了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的一半,这种开采还在加速,而且所开采的部分都是上层最易于开采部分。今天,石油的所剩探明储量已经不足人类使用半个世纪,但人类还要生存亿万年。

  几乎所有的政治领袖都知道不可再生资源的节制使用的重要性,但是,几乎没有一个重量级的国家采取了真正实质性的措施。原因很简单:各国都在比着劲地发展,谁要在这样的竞争中落后就会被动挨打,因此这样的发展动力是无限的,而要发展便自然离不开资源的开采使用;另外,全人类的大事在国家的心底从来不会真正引起重视,因为那是大家的事,而人类本性的视界利益性决定了只要处于国家的地位,就会把国家的局部利益放在首位,因为那是自己的事。

  大统一社会随着国家的消亡,所有涉及国家的弊端将不复存在:

  首先,以现在科学技术的广泛推广作为前提,人类的财富将会均衡地分布于各个人群与区域,并且完全可以达到全人类的丰衣足食,贫困到必须依靠砍伐森林和对土地的过度使用才能维持基本温饱的情况将不复存在。

  第二,大统一社会将全人类统一为一个整体,世界政权所采取的一切政策措施的着眼点,除了人类还是人类,各个国家的局部利益随着国家的消亡已经不复存在。因此,那种相互推诿,寄希望其他国家多尽义务,而自己则袖手旁观的现象自然便会消失,那种患得患失,总想着在为人类尽义务的过程中自己会损失多少的狭隘心态也自然会消失,因为所有的事都已经变成了自己的事。

  第三,国家的消亡也是最高权力体之间相互竞争的消亡,大统一社会只有一个最高权力体,这就是世界政权,因此,没有担心别人超越的问题,也没有一种落后别人会被人民推翻,或者被别国欺负的问题。只要是对人类长远利益有好处的事,就可以不顾眼前视界利益,义无反顾地去实施。

  可以预言,大统一社会一定可以为地球带来碧水蓝天,也一定会把仅有的资源留给子孙后代。人们会注重对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并会因此在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面去开一个小口子,这就是对可再生资源的研究。

  大统一社会必须强调,对不可再生资源尽可能少动用,有些危机性极强的资源则应完全停止使用。以能源为例,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化石燃料应逐步禁止继续开采,而水力发电、风力发电以及太阳能和潮汐能的利用将会成为大统一社会的主要能源,而核能将在保证绝对安全,以及权衡资源丰富程度后,有计划地进行利用。

  人类将在环境保护上投入大量的资金,因为这种投入必定会收到大自然的回赠。而且这种投入的能力在大统一社会是完全具备的,暂不论及因科学技术成果在全球的广泛推广应用而带来的财富的大幅增加,也不考虑因政府机构的大幅减少而带来的开支减少,仅以目前国家社会大量用于军事方面的开支而言,也许仅仅将这些军费开支用于环境保护,就完全可以确保地球环境的正常维护,而大统一社会的军费开支的大幅减少,为以军费换环境提供了巨大的想像空间。

  六、犯罪与暴力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犯罪与暴力就伴随我们,在历史进入当代之后,恐怖袭击成为国际社会危害最大的犯罪与暴力行为。美国的9·11”事件、西班牙“3·11”马德里火车爆炸事件、俄罗斯的别斯兰第一中学人质事件、英国伦敦“7·7”连环爆炸事件、中东地区几乎每个星期都在发生的自杀式爆炸事件等等,都造成了大量的人员死伤,而且针对的主要都是无辜平民,有些甚至主要是妇女儿童。那么,虽然犯罪与暴力是人类社会不可根治的毒瘤,但我们能否可以将其控制在最低的程度呢?

  大统一社会比之国家社会,因其社会形态的有利特点,在对于犯罪与暴力的控制方面,有其特别的优势。根据犯罪与暴力的原因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国家社会对抗因素非常多,尤其是国家之间的对抗、民族之间的对抗与宗教之间的对抗,这是造成重大恶性犯罪的主要原因(也是战争的主要原因)。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恐怖暴力事件,绝大多数都是起因于国家、民族和宗教的因素。

  但是,大统一社会国家消亡了,民族与宗教的融合将是早晚要完成的任务,因此,人类将被统一于一个大家庭之中,在人们心目中只存在一个概念,这就是“人类”,每个人都是一个共同的物种,都源于同一个祖先。而随着类似国家、民族与宗教这类最大的暴力源的消失,暴力犯罪便自然会大幅度减少。

  第二,国家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国家之间的对抗与战争成为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正是这种对抗与战争的需要,竞争、冒险、勇敢成为国家社会主流的道德价值观,人们以勇敢为荣,以善于竞争、敢于冒险作为优良品德的体现。但是,当竞争、冒险与勇敢被反面发挥的时候,就演变成了勇于杀人、敢于偷窃、善于欺诈。

  相反,由于最高权力对抗体的消失,大统一社会未来致力于建设的是一个非竞争的平和、友好社会,通过推崇一系列道德价值观,并辅之以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措施,将使人们的品德中根植着平和、友好的天性,社会的每个角落也充满了平和、友好的氛围。这种以清静、平淡、宽厚、友好为特点的品德,决定了人与人之间很难产生尖锐的对抗情绪,自然犯罪率就会下降。

  第三,国家社会是一个贫富悬殊极大的社会,尤其在高科技充分运用的今天,贫富差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这种差距还在扩大。那么,这种巨大的差距必然会造成贫富之间的对立,贫者仇富、富者蔑视穷人自然会普遍存在。而且,看到富人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贫穷者并不会心理平衡,偷窃、欺诈、杀人取财的犯罪事件也就自然会充斥于社会。

  大统一社会是一个均富的社会,贫富的差距会大大缩小,在周围人群生活水平都差不多的情况下,这样的偷窃欺诈行为和杀人取财的恶性犯罪自然会少得多。

  第四,国家社会为了经济的发展采取鼓励消费的政策,拼命挣钱、拼命花钱成为一种时尚的价值观。但是,拼命花钱容易,拼命挣钱就有一定的难度,当钱挣不来,而花钱的欲望又无法控制时,唯一的办法就是抢劫、偷盗和诈骗。

  而大统一社会提倡俭朴的生活,把中等付出、中等收获、俭朴生活、有所节余作为一种幸福的生活理念加以推广和提倡。当一个家庭总有一定节余,又习惯于过一种俭朴的生活时,自然不会去冒险犯罪。

  第五,国家社会由于地区之间贫富的差距,导致一些地方不能够通过正当的生产方式维持生计,只能走违法的道路。以毒品种植为例,著名的金三角地区,粮食作物很难在那里生长,当地的人们只能靠种植罂粟、贩卖毒品维持生活。其实只要有很少的经济资助就可以帮助他们放弃对罂粟种植的依赖,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不愿意伸出援助之手,于是世界毒品泛滥。毒品不仅直接摧残人们的身体,而且毒品还会引发一系列的其他犯罪。

  大统一社会将世界融于一体后,贫困问题将大大缓解,如果是因极少地区的极端贫困导致这种毒品种植问题的出现,全球只要稍微的帮助就可以让这类人群摆脱对罂粟种植的依赖。另外,世界政权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对毒品的统一禁止,将不可能出现类似国家社会中,极少数不负责任的政权,为了本国的经济利益而包庇、怂恿国民生产毒品、危害世界的现象。

  第六,大统一社会在没有了国家之间的对抗与竞争后,世界政权将有条件完全站在人类的生存和福祉的角度考虑问题,制定相应的政策,而不会有后顾之忧。因此,在防止犯罪与暴力对人类的危害方面,许多国家社会不可能采取的手段和措施,大统一社会都是可以采取的。例如枪支管制问题,许多国家都允许私人持有枪支,这其中有历史的原因,但还有这样的重要考虑:其一,在出现暴力犯罪时,公民如果拥有枪支,就有以暴力手段对抗暴力的能力;另外,如果出现国家之间的战争,全民持枪就是全民皆兵,对于国家的整体军事威慑力将有较大提高。但私人持有枪支对于暴力犯罪又提供了许多的便利,如美国的校园枪击犯罪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头痛的公害,许多青少年正是利用了这种持枪的便利,杀害自己的同学与老师。

  大统一社会是一个平和、友好、低犯罪率的社会,也没有国家之间的战争威胁,因此,严格控制私人持有枪支既有可能也有必要。而在私人枪支取消后,因此类情况导致的犯罪也就会相应消失。

  七、全球交往

  大统一社会因国家的消亡,国家的疆界也将随之消失,人们来往于全球任何一个角落都没有出关入关的繁琐手续带来的麻烦,也没有因国家领土与领空的控制而带来的必须转机与转车的麻烦,这一切给全球性交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方便。

  在国家社会中,这样的方便是难以实现的,特别是在国际贸易方面,各国的进出口关税,以及各种贸易壁垒更是阻碍了全球经济的交往,从而导致贸易成本的提高。大统一社会这一切显然不再存在,人们因经济贸易活动,或者个人的生活旅游,以及其他原因,完全可以自由地来往于世界任何一个地区。

  大统一社会的另外一个有利于全球交往的方面是,随着民族与宗教的融合,以及推行共同的道德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生活习惯上和思想理念上将不断地趋于全球的统一,人们走遍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不再有信仰的隔阂、民族的隔阂,也不再有因生活习惯的不同和道德价值观的不同而造成的矛盾和误会。一个人从东半球飞到西半球后,会发现周围人群的行为举止、处世风格,与自己所在社区和城市的情况也基本上是类同的,这将大大地加强全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的亲切感。

  大统一社会将统一人类的语言和文字,这一点不仅有利于人类的融合,而且将极大地便利人们的全球性交往和相互认同,人们走到任何地方都不再担心因语言和文字的不同而造成的不便,翻译这个职业和名词也将随之永远成为历史,人们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因文字与语言的不同造成的成本提高因素也同时不复存在。

  那么,从客观而言,大统一社会的全球统一治理也对全球范围内交往的技术条件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如果不能够在通信、传媒、交通等方面把全球连为一个整体,如果不能够方便快捷地沟通全球任何一个角落,就难以有效地实行全球的统一领导。也就是说,全球的统一治理要求通信、传媒和交通条件越发达越好,越快捷越有利。

  事实上,仅以当今的科学技术水平而言,已经完全可以达到大统一社会的要求,飞机在一天之内可以将人们从世界的任何一个城市带到与之相距最远的城市;有线与无线通信手段随时随地可使相距万里的两个人能够进行即时对话;电视、收音机和互联网可以随时随地对地球上(包括太空和地外星球)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进行现场直播。

  但是,对于这些技术的充分应用应当考虑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因为,我们所消耗的许多矿产资源都是不可再生的,对这些矿产资源的提取也要消耗不可再生的能源。一方面大统一社会要求将世界连为一个整体,这要消耗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另一方面人类的长期生存又要求保护不可再生资源,这一对矛盾将会在很长时间困扰世界政权的各项决策。

  要解决这一矛盾,一是要寻求可再生资源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另一方面,在这种替代手段没有找到之前,应该相当程度地限制人们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特别是对那些地球储量并不丰富,而人类消耗量又非常巨大的资源,更是重点要限制使用的对象。例如,无线电通信对不可再生资源消耗不是很大,便可在使用方面限制得松一些;而汽车会大量使用钢铁与石油,因此,世界政府应该鼓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大量使用的家庭汽车则应在限制之列。与此同时,还必须加强废旧汽车和钢铁回收方面的工作,以及安排汽车能源采用可再生资源替代方面的研究。

  总之,在处理不可再生资源的问题时,宁可给现代人带来一些不便,也不可给子孙后代留下遗憾;宁可在切切实实找到了替代的可再生资源产品后再采用某些通信、交通工具,也不能抱着对未来预期的幻想,把不可再生资源提前预支。在涉及大统一社会的全球性交往方面也应该本着这一原则,只要不会给大统一社会的全球性统一治理带来极为的不利,只要不危及大统一社会的统一性,这一原则就不应有松动。

第八节 道德价值观

  道德价值观是文明的最重要的载体,社会的道德价值观一旦形成是很难改变的。从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看,在各种社会因素中最具生命力的是道德价值观,如中国的儒家思想形成于2000多年以前,在汉武帝时代尊崇儒学以来,儒家思想所推崇的道德价值观对中国社会的绝对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正因为有了这样的道德价值观,200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才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无数次朝代更替,也不能改变这种状况。

  基督教文明区域与伊斯兰教文明区域也与此一样,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所提倡的道德价值观同样根深蒂固地影响着自己的区域,这种影响其时间长度都以千年计算。因此,道德价值观相对而言是可以设计得长远一些的。

  道德价值观是一个社会建立的基础,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道德伦理要求与价值观的要求。传统西方文明强调个人奋斗,这是因为具有海洋文明特点的欧洲,人们通过海上运输进行商业往来,或者在海上捕鱼谋生,在与大风大浪的抗争中,不可能有任何的救助,只能依靠个人的力量,或者少数人的力量进行拼搏,在这里个人奋斗精神就显得极为重要。

  在东方,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强调的是服从,因为中华文明的特点是农业文明,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始终面对的是有关农业的问题,针对江河水患需要疏导河流、修筑堤坝,农业灌溉要兴修水利,这样的工程都需要大量的人员数年的劳动,如果没有一种集体的服从精神,就不能有效地将大家组织起来,所以,不服从指挥便被看成是大逆不道的事。

  再往前追溯,在原始群体中,人们依靠简单的器械与猛兽搏斗,以获取食物,并供群体享用,因此,英勇顽强、善于狩猎自然是各部落公认的优良品德,而胆小笨拙便会遭人唾弃。

  今天的社会,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是人们公认的美德,循规蹈矩,不思变化,便被人看不起。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道德价值观,与国家社会发展到今天的特点是密不可分的。由于科学技术成为国家实力的最重要保障,科技创新能力的强弱,最大限度地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力和军事实力,只有不断地鼓励和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思想的创新,才能够保证一个国家不会被飞速发展的形势淘汰。同时,今天的道德价值观中,竞争和冒险也被认为是最具价值的品性之一,因为只有具备竞争精神和冒险精神,最好的产品才能源源不断地涌现,军队的士兵才有冲锋陷阵的勇气,这一切与国家的利益都是一致的。

  在漫长的历史中,有些品德一直都是全人类公认的。就拿今天世界的几大文明区域而言,不论儒家思想,还是基督教教义、伊斯兰教教义、佛教教义和印度教教义,不许杀人、不许偷窃、不许欺诈、不许奸淫都是其道德伦理中共同的观念。

  虽然如此,各文明区域的道德价值观又有许多的不同,就婚姻伦理而言,今天的大部分国家都强调一夫一妻,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和保障,重婚是要受法律追究的,但一些伊斯兰教国家就允许一夫多妻。

  任何时期都不能排除各种道德价值观的差异,正如古代希腊,雅典城邦认为偷窃是大逆不道必须严惩的恶行,而并不遥远的斯巴达城邦则把善于偷盗看成是一种智慧大加赞赏,只有被发现的偷盗才会被惩罚。

  大统一社会全人类将被纳入到一个整体的世界中,一个大统一的世界要求有一个统一的道德价值体系,只有在统一的道德价值体系中,人们才能够有机地融为一体。同时,大统一社会的特点,也客观地要求必须具有一套整体的适合大统一社会本身要求的道德价值观,这样的道德价值观在许多方面与国家社会的要求是不一致的,至少在道德价值的各个方面的侧重点是不一致的。

  以下将根据大统一社会的特点提出一系列的道德价值设想。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道德价值设想只是针对大统一社会的特点而要求的主要应该达到的标准,一些在道德方面公认的恶和公认的善在这里是没有特别提出的,如要求不杀人、不偷盗、不奸淫等等,因为,这些作为基本的道德要求是不言自明的,毋须再特意强调。

  我认为,大统一社会有八种道德价值是必须强调的,它们是平和、友好、俭朴、勤劳、宽容、仁慈、诚信和正直。

  一、平和

  大统一社会是一个非竞争的社会,“平和社会”是大统一社会的总体社会目标之一。在大统一社会,没有剑拔弩张的国家之间的对峙,没有大规模的战争,没有企业之间的残酷竞争,也反对个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人们生活于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之中,大家和睦相处,相互之间不斤斤计较、互不相让,都市有如平静的村庄。正是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大统一社会对人的道德价值首先强调平和。

  平和就是清静、平淡、和谐、谦让。不因获得而狂喜,不因失去而恸悲,即:喜之有度、悲之有度。平淡面对一切,和睦与人相处,事事注意谦让,追求中等付出,中等收获,不为一己私利去费尽心机,人生潮起潮落,平静面对,泰然处之。

  平和界于激烈与消极之间,有中庸之意,既反对激烈竞争,也反对消极人生,主张以中庸的态度处理一切。大统一社会通过这一道德价值观的推崇,以此创造一个祥和、安宁的社会。

  这与当今世界鼓励竞争、鼓励冒险、鼓励创新是完全不同的。在飞速发展的当今国家社会,如果没有竞争、冒险和创新精神,企业和国家便不能够迅速增强自己的实力。国家是国家社会最大的竞争实体,任何一个国家脱离了这样的精神就必然被时代淘汰,一个不能跟上时代的国家就要挨打,就要被欺凌。

  在国家的竞争中企业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企业实力的增强为国家在军事、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了经济保障,企业因此是国家的实力之源。企业的发展同样也依赖一批勇于竞争、敢于冒险、善于创新的人才,国家与企业所要求的人才类型是一致的。

  而且国家实力的具体体现首要是在军事战争中能够制敌获胜,战争是国家社会永远都不可能停止的杀戮项目,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要依靠战士勇敢、顽强的精神。这一切都决定了国家必然会将竞争、冒险和创新精神列为社会道德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大统一社会的情况与国家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国家消亡后人类社会最高权力体之间的竞争随之消失了,再没有人会因为推广一个平和的社会去担心国家发展受到影响,并进而会被外敌入侵后惨遭屠杀,所以,创造一个平和社会的基本条件具备了。而且,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应该要求反对竞争与创新,一个充满竞争、冒险和创新精神的社会,必然会同时出现对科学技术追求的欲望,只有提倡平和的道德价值观,才能够为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道德伦理环境。因此,“平和社会”是我们追求的大统一社会的总体社会目标之一,而使人们普遍都具备平和的心态,又是实现“平和社会”的一种重要手段。

  平和反对狂热,但不是反对激情,更不是反对追求。平淡、和谐本身就是一种追求,醉情于山水之间,享受田园诗意般的平静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激情。大统一社会提倡充实的生活,致力于每个人都幸福、美满,但怎样是幸福?怎样才是人生所要追求的生活?这些是需要引导的。那么,大统一社会提倡平和的社会、平和的人生、平和的心态,并反复强调平和的美好,就是要引导人们在平和中求得幸福与充实。

  平和也包含了温和、和睦与谦让的成分,这是创造平和社会必不可少的品德条件。如果人人都有一种温和的处世态度,都有一种谦让的待人精神,并能够做到家庭和睦、邻里和睦、朋友和睦、单位和睦,就能够最终创造一个和睦的社会,从而创造一个平和的世界。

  二、友好

  友好是内外统一的友善举动,是人与人和睦相处的态度。如果说礼貌与友好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礼貌可能有矫揉造作的成分,友好则是朴实无华的;礼貌有希望博得别人好感的故意成分,友好是默默无闻发自内心的。

  友好不是刻意的礼节,但包含了必要的礼貌,它是内在美德与外在真诚的统一。它带着质朴,但并不土气,它的外在表现或许各种礼貌语言少一些,各种礼节性的举动也不一定很多,但它的具体行动则多得多。它是路人微微的笑意,它是询问时详细的指引,它是邻居主动的帮困,它也是山路上对陌生老人和小孩顺手的牵扶。

  友好是一种爱,一种并不炫耀、内外统一的爱,它是心底博爱精神的外在表露,如果没有博爱,就不可能对陌生人表现出处处关照的善意,如果没有博爱,就不可能对那些即使与自己有矛盾和隔阂的人都能够以善意的微笑面对和相处,大统一社会对友好的强调,也是对博爱精神的强调。

  友好的深层含义还有平等的思想存在,发自内心的友好,实际上已经反映了一种人人平等的精神,如果达不到这种平等的精神境界,要其友好待人是做不到的。如果对上只有阿谀奉承、吹牛拍马,对下只是可怜的客套或者怜悯的施舍,那不是友好。友好是一种内心平等下的善意表达,是一种充分平等的体现。

  友好还包含了亲切、温馨之意,它能给人一种亲切之感、给社会一个温馨的环境。如果每个人都能够给别人一份亲切、都能够为社会奉献一份温馨,那么,整个世界就可以融化寒冬的冰雪,就可以带来炎夏的凉爽。

    “友好社会”同样是大统一社会的总体社会目标之一,而友好的品德则是建设一个平和、友好社会的重要伦理道德条件。平和、友好的社会,不可能脱离人与人之间的友好态度,而一个人人友好的世界,正是对大统一社会形象描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国家社会可以要求礼貌,但很难要求友好,因为国家社会本身是一个竞争的社会,小到人与人之间,大到国家与国家之间都是竞争对手,许多还是你死我活的敌人,相见时如果要求表面的礼貌也许还能做到,但要求发自内心的友好是不可能的。大统一社会则是一个非竞争的社会,因而大大淡化了这种竞争关系,也不提倡这种竞争意识,而且主要的竞争因素都已经从根本上消失,如最大的竞争体,也是国家社会最重要的竞争鼓动者国家已经消亡,同时,类似于民族、宗教这样的重大对抗因素也随着民族与宗教的融合逐渐消失,这一切都为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创造了根本的条件。

  友好作为大统一社会强调的伦理品德,与礼貌是不能绝对区分开的,如少儿时期,对友好品德的提倡更多地是从礼貌开始教导起,因为少儿对深刻内涵的友好是不可能理解的,要使一个人成为具有友好品德的人,首先在少儿时就要求待人以礼貌开始,随着年龄不断地增长,对于成年人,则更多是要求待人以内外统一的友好。事实上,友好与礼貌并不矛盾,只是内涵更丰富,且有侧重点不同罢了。

  三、俭朴

  俭朴就是节俭、朴素。俭朴与挥霍浪费、花天酒地是对立的,不论是安排个人开销、管理一个家庭还是治理一个社会,都要本着节约的原则,能够节省的地方就要尽可能地节省,可以不花销的地方尽可能不花销,一件使用的物品只要勉强可以使用就尽量不要淘汰,一件可以100元买来而不影响使用的物品,就尽量不要花110元买更高档的,这就是俭朴的原则。

  俭朴原则与当今国家社会是格格不入的,由于生产力水平随着科学技术的开发利用得到极大的提高,生产的增长大大地超过了人们使用能力的增长,产品滞销,生产过剩的现象成为普遍的企业现状。消费不足必然影响企业进一步的发展,进而便是影响国家实力的增强。所以,鼓励消费是当今国家社会的总体价值取向,甚至“一生不能把自己挣的钱花光是最大的遗憾”竟然成为一种时髦的口号。而且为了鼓励消费,提倡举债消费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

  大统一社会的情况会发生根本的改变,由于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现有安全、成熟技术的推广应用是对科学技术使用的主要方式,世界的财富生产在充分利用了现有科学技术后,将会慢慢处于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加之世界人口将在世界政权的统一管理下可以控制在一个稳定的规模,在没有新的科技产品可供消费选择的情况下,经济需求也将会保持稳定,因而经济大的增长和大的滑坡都不会出现。所以,平稳的经济是大统一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也是世界政权对经济管理的基本追求。于是,摆脱了国家千方百计寻求经济快速增长的压力的大统一社会,便使得提倡俭朴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

  而且,俭朴的生活观念是防止对科学技术开发利用的重要方面,一种有着消费冲动的心态,会总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以供享受,也希望能够挣更多的钱去享受更高档的生活,由此,便自然会陷入对科学技术无节制开发利用的冲动之中。

  俭朴的生活态度,必然会使人的心态趋于平和。如果有中等的收入,只有较低的消费,生活中总有一些节余,人的心理安全感就会增强,人生的幸福感也会增强,心态也就变得平和。一种拼命挣钱,又拼命花钱的生活目标,必然把人变得狂躁不安,紧张无比,也许享受了很多高档的物品,但心中的压力却很大,幸福感也没有。

  由此,不论从可能性而言,还是必要性而言,俭朴的生活态度都是大统一社会应该提倡的道德价值观。

  俭朴反对纵欲,但并不是提倡节欲。俭朴提倡的是一种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也是生活享受方式,它要求人们应根据自己的收入多少,保持总有所节余的朴素、节省的生活,由此,指出了一种更注重精神享受的生活方式,这种精神享受,就是对自己总有一些节余和积蓄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是人们保持平和心态,防止狂热冲动的前提条件。因此,俭朴是介于纵欲与节欲之间的中性词,它虽然从物质享受方面是偏向节制的,但从精神享受方面则是加强的。

  俭朴并不是要求全社会完全一致地过贫穷的生活,它要求的是中等付出、中等收获,而在享受自己的收获成果之后还应有所节余。客观而言,仅凭今天我们所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只要实现现有科学技术成果在全球的普遍推广应用,充分保证全人类的丰衣足食是绰绰有余的。

  大统一社会每个人和每个家庭的收入状况都不一样,俭朴的价值观实际上是间接地强调了两个观念,其一,中等付出、中等收获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目标,不必要为了获得过分的享受而狂热拼命地奔波;其二,结合各自的条件,保证生活中有一定的节余,只有有所节余,心中才有生活的安全感。如果达到了这两个目标,人们以平和的心态求得幸福的生活就有了保障,这种心态正是排除人类对发展科学技术产生强烈冲动的道德基础。

  四、勤劳

  勤劳就是勤勤恳恳地劳动,兢兢业业地工作,踏踏实实地以一份辛劳换得一份收获。勤劳似乎与平和、俭朴有矛盾,其实不然,平和与俭朴追求的首先是中等付出换来中等收获,这也就说明应该先有付出,而后才有收获,要付出没有勤劳的精神是不能做到的。这里的勤劳不是要求狂热拼命地劳作与奔波,而是强调一份付出才能换来一份收获,反对不劳而获和只贪图享乐而不愿意做出任何牺牲的行为。

  要把勤劳与勤奋区分开来,当今世界重点强调的是勤奋,如要求勤奋学习、勤奋研究、勤奋工作等等,勤奋中隐含着重点强调思考、创新的精神。在勤奋的含义中,往往包含着脑力劳动优于体力劳动、创新精神优于简单劳动、技术工种优于熟练工种的成分,正是对勤奋的提倡,科学技术才有了飞速的发展。相反,大统一社会并不需要这种开拓性的创新精神,因为开拓创新精神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总是联系在一起,而大统一社会则必须要求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

  但是,大统一社会同样又需要勤恳、踏实的工作态度,如果没有这种工作态度,人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便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人类要生生不息、要追求幸福的生活,都离不开勤劳的工作。

  相比勤奋,勤劳强调只有付出才有收获,而这种付出方式又是有偏重的,它更强调简单意义上的劳动与工作,强调把本职工作搞好,完成应该完成的工作任务。它反对在技术上的创造性思考,在大统一社会,通过主动地、创造性地技术开发以求得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依靠技术创新达到创造更多财富的行为,将被看成是投机取巧、不愿付出、只想走捷径的不劳而获的行为。

  当然,大统一社会也有需要进行科学研究的内容,如对大规模流行疾病的防治,对可再生能源的研究等,同样,这样的研究需要一批高智慧的科学家辛劳的工作,对于这种工作是不能看作投机取巧的,应该认为这些科学家是在完成一项对人类有益的工作任务,他们的辛苦工作理应包含在勤劳的范围之中,当认定他们是在执行一项重要任务时,勤劳对他们的肯定也就好理解了。勤劳真正反对的是没有经过批准和没有列入计划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

  勤劳对人们的辛勤付出不仅仅是要求在工作上,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要求体现一个人的勤劳精神。对于一个家庭,要求每个家庭成员都应该主动承担那些没完没了的家务;在社区,要求每个成员都应该去承担那些又脏又累,还没有任何报酬的义务劳动;在结伴出行时,要求朋友或同事之间应该自觉主动地承担小团体中的各种琐碎但又费心的事务。

  总之,勤劳既包括了大的方面又包括了细小方面。勤劳既是平和、友好、俭朴的基础,又是它们的前提,它使社会保持和谐与友爱,又使家庭充满幸福。一个只知节俭不知勤劳的家庭将会一贫如洗,毫无幸福可言;一个社会,在需要尽义务的方面相互推诿,谁都不去流汗付出,人与人之间便不可能有友好的相处,世界也不可能是一个平和的世界。

  五、宽容

  宽容就是宽厚、宽恕、包容、容忍。它与积怨和心胸狭隘是对立的。它要求人们以博大的胸怀去包容一切,忘却仇恨、宽恕仇人、停止报复、以德报怨。它要求人们不要斤斤计较别人对自己的不敬,而多注意别人的优点,与人友好相处。宽容还要求面对一切人和事物都应该有相应的容忍,不要为一些小事兵戎相见、针锋相对。没有宽容就不可能有人们的友好相处,也不可能创造一个和睦、平静的社会。

  只对宽容你的人宽容这不是真正的宽容,一个真正称得上宽容的人,是对不宽容者的宽容,是对曾经冒犯过自己的人的宽容。因此,它提倡的是自觉主动的宽容,并肯定这种自觉主动的宽容是人类的重要美德。

  宽容还是一种理解,只站在自身的角度考虑就不可能有包容之心,只有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理解对方的处境和心态,才能够为自己的宽恕和容忍找到合理的依据。一个善于理解别人的人他的宽容是发自内心的,他在宽容对方的同时并没有委屈自己。他心甘情愿地宽恕他人,并把这种宽恕看成是理所应当;他包容不同的观点与意见,把这一切视为正常,并不认为是与己作对;他还能容忍常人不能容忍之事,使自己平和坦然地面对人生。

  宽容需要一种爱,没有爱人之心就没有宽容。宽容是建立在对人类博爱的基础之上的,从心底去爱他人,方能够包容他人,才能够以豁达的态度原谅他人的过错,宽恕他人的冒犯,与人友好相处。提倡宽容同样也是提倡一种博爱精神。

  宽容并不是消极、狭隘的,对犯错者的宽容不是怂恿他继续犯错,对于一个罪犯的宽容也绝不是不去追究他的罪行。依法治罪,依章纠错是宽容的前提,既不能够饶恕一个罪犯,又得用宽容之心对待罪犯,在法律的框架下充分给予罪犯应有的权益,这就是一种宽容。教育一个犯错者,允许其改正,用平等关心的态度面对他,这也是宽容。因此,既强调宽容的广泛与博大,又注重宽容的原则,这是宽容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宽容的道德观在每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许多地区都得到过提倡,但是,在国家社会中强调宽容却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宽容。国家在要求人们宽容的同时,更多的是强调热爱国家、热爱民族,这种对国家与民族的强调使宽容成为一句空话。国家之间的兵戎相见、民族之间的血腥杀戮成为家常便饭,许多国家和民族早已形成世代仇恨、心结不解,宽容自然无从谈起。

  宗教也强调宽容,世界几大主要宗教的教义中都有宽容的内容,但宗教本身的对立,使这种宽容只存在于宗教内部,而各宗教之间的分裂、对立与仇恨从来都是主流,甚至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别都是处于对立和仇恨的状态。因此,宽容事实上一直只停留在教义的表面,宗教所提倡的宽容只是用来粉饰宗教的外表而已,仇恨才是宗教的主要表现特征。

  大统一社会使人类融为一体,国家的消亡,再接着民族与宗教的融合,于是,全世界只存在一个“人类”的大前提,这种单纯的“人类”概念为人类真正的宽容之心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大环境。

  综上所述,大统一社会要营造一个平和、友好的社会氛围,在道德价值上提倡并强调宽容既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也具备良好的社会条件。

  六、仁慈

  仁慈是仁爱、善良与慈悲,仁慈是一种对他人的付出,它要求付出的并不是从简单的逻辑上必须应该给予的,而是把本来属于你自己的,心甘情愿付与他人。这种付与有真心的关怀、有慷慨的赠与、有亲切的问候、有宽容的谅解。

  仁慈同样源于博大的爱,是一种慷慨的付出。它与自私和凶恶绝不相容,它以无私的本质慷慨地把爱付与世界,它以善良和仁爱化解一切矛盾与冲突。在仁慈的世界里,一切都变得安宁与和谐,在仁慈的世界里绝望变成了希望。它能化解罪恶,它能融化冰雪,它能吹来温暖的春风。

  在家庭里,仁慈是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它使幼儿在襁褓中安静地入睡,使少年在幸福中快乐地成长,它是儿女出行时坚定的信念,是游子远行时似箭的归心。仁慈是儿女对老人真诚的孝心,它使长者老有所养,病有所治,爱有所托,它是老母脸上舒展的春云,它是父辈发自心底的朗朗笑声。家庭因仁慈变得和睦、关爱与兴旺。

  对于社会,仁慈是对弱者的扶助,对贫者的救济,它要求尊老爱幼,互相关怀,与人为善。它是同情、是怜悯,但又不是强者对弱者居高临下的施舍,它要求的是心中平等的关爱、真心的救助。它使每个人都有安全感,它使全社会都充满爱心。在仁慈的社会中处处阳光明媚,世界变得无比美好。

  对于大千世界,仁慈是人类对大自然的小心维护,是对动物的真心关爱,在普遍仁慈的道德环境下,森林变得郁郁葱葱,草原变得生机茂盛,鸟儿在天空自由地飞翔,动物在自己的世界里欢快地奔跑。仁慈是人类对世界广泛的正义,是大自然伟大的和谐。

  仁慈又是心底的情感,是一种慈悲之心,它不仅表现为对家人的爱、对朋友的爱、对同事以及所有身边人的爱,它还表现为对仇人以及所有伤害过自己的人的宽恕与谅解。如果连家人都不能够真心付出的人是不可能要求他爱其他人的,因此,仁慈所包含的慈悲之心最基本的首先是对家人的爱,同时再强调以慈悲之心关爱你身边或者并不在身边的所有的人,也包括许多你从没见过面的陌生人。

  在人类的情感中最难做到的就是宽恕自己的仇人,以及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仁慈的品德正是要求我们不仅要去关爱家人、朋友,还应将慈悲之心升华到更高的境界,这就是宽恕和原谅你的仇人,以及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如果没有宽恕和谅解,仇恨就会越积越深,冤冤相报世界永无宁日。只有以慈悲的胸怀包容一切,才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建设一个平和、友好的世界,这也是仁慈的最高境界。

  仁慈有时也许是盲目的,人类世界之大,不能够排除有些并不善良的人,利用人们的仁慈之心去骗取别人的施舍,而仁慈的人们在有意无意之间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爱心给予了他们,这种给予也许是错误的,但错误的爱比没有爱的世界好得多,盲目的仁慈比没有仁慈的世界好得多。

  国家社会也提倡仁慈,特别是在宗教教义中广泛地强调仁慈的道德观,这也说明了仁慈对于维系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性。大统一社会对仁慈的强调与国家社会强调仁慈是有类似目的的,但仁慈的道德价值观在大统一社会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大统一社会本身就是致力于建设一个平和、友好的社会,在全世界融于一体的人类大家庭中,仁爱、善良和慈悲更具有普遍的意义。

  而国家社会的仁慈常常只要求在国家和民族内部,宗教教义的仁慈事实上也只强调在宗教内部,在对立的国家、民族与宗教关系中,对抗、分裂与杀戮是世界的主流,仁慈的道德价值观在这样的人类社会的大环境下显得苍白无力,难以发挥。只有大统一社会才能够为仁慈的品德提供真正可以表现自己的广阔舞台。

  七、诚信

  诚信就是诚实、真诚与信誉。它是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沟通,是企业提供的货真价实的产品,是政府给人民百分之百兑现的承诺。

  诚信不接受虚伪和谎言,它反对欺诈,要求表里如一,损人利己是诚信的大敌。大统一社会强调诚信的美德,就是要给人类一个真实的世界,还人类一个相互信任的温馨社会。

  在国家社会也要求诚信,但诚信事实上名存实亡。在国家之间的政治斗争中尔虞我诈,相互欺骗,这些被认为是政治智慧;在军事战争中声东击西,瞒天过海被认为是军事谋略;企业为了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中获取利益,以劣充好,以假乱真,也是惯用的手法。由于国家社会的主流力量都是通过种种欺骗的伎俩来实现自己利益的,因此,导致整个社会欺诈横行、毫无诚信,世界不以诚实为荣,不以真诚为贵,不以信誉为本,人们呼唤诚信,渴望诚信,而诚信却是那样的脆弱。

  大统一社会的基础条件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随着国家的消失,以及民族与宗教的融合,人类社会中对诚信最大的挑战者消失了。而国家社会中最高权力体——国家,常常是最高明的欺诈者,是没有诚信的“榜样”。国家不仅不能真正提倡、监督与示范诚信,反而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国家之间的竞争,却成为了不诚信的祸首,于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缺乏诚信的危机之中。

  大统一社会的世界政权是唯一领导全人类的权力体,它没有任何竞争者,因此,世界政权没有对立的欺诈对象。而世界政权的领导者由人民选出,又接受人民的监督,任何对人民的欺诈行为都会被人民唾弃,于是,以诚信取信于民必将成为世界政权的唯一选择。一个自身诚信的世界政权在提倡、要求并监督人民诚信时,则一定会被人民认为是理所当然,当之无愧的,在诚信方面的号召力也必将会大大强于国家社会时期的国家政权。

  在大统一社会,国家消亡、民族和宗教融合之后,对诚信的另一个挑战者企业,也将会在限制科技发展,提倡平和、友好、俭朴的生活方式中,使竞争迅速弱化。竞争弱化后随之带来的就是欺诈冲动的弱化,随着整个社会对诚信这一道德价值观的强调,全球范围内诚信环境的形成也必将会成为现实。

  作为一种美德的道德价值观,诚信对社会的正面作用是多方面的,一个诚信的家庭必定和睦、信任;一个诚信的地区必定和谐、友善;一个诚信的世界必然平和、安定、友好。反之,如果世界处处是欺诈和谎言,人与人之间必定会失去信任,互相充满猜忌和敌意,因此,也就根本不可能友好相处。如果承诺总是失言,付出总是虚假,每个人都会失去安全感,世界也不可能有平和与友好的环境。

  诚信还有忠诚之意,要求不要背叛朋友,不要背叛家人,也不要背叛社会,忠诚、老实地做人才是每个人的本分。

  我们对诚信的认识不能孤立地理解,诚信并不排除善意的欺骗。面对重病在身得了绝症的朋友,你去告诉他,他的病没有大的关系,并劝告他要静心疗养,这是一种善意的谎言,是真心的安慰,是诚信允许的范围。

  诚信也不排除正义的欺骗,当匪徒追杀好人时,为了救助无辜,用计谋将匪徒骗走,这是正义的欺骗,诚信不仅不能反对,而且还应当提倡。

  八、正直

  正直就是要求人们具有正义感,要有维护社会公理的责任心与勇气。

  在上述八种道德价值观中,将正直的品德列在最后一位,这不是说正直是最次要的一项品德,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正直是对所有优良品德的维护,是一切大统一社会值得提倡的道德价值的保障。

  正直既表现在对不负责任者的谴责,对邪恶的鞭笞,又表现在对各种美德的认可、鼓励和赞许。正直包含了勇敢与勇气,它要求人们在维护真理的行动中毫不怯懦,面对不义敢于否定,面对邪恶敢于冲上去制止。正直不能代替之前的所有品德,但是正直又包含了其中一切的品德,如果没有正直的社会风尚,平和、友好、俭朴、勤劳、宽容、仁慈与诚信都难以得到提倡,只有在正直者的坚持与呵护下,一切优良的品德才能够得以牢固维护,深入人心。

  正直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弥补法律的空白。对于违反公共道德者也许法律无法监管,对于见死不救者也许法律无法治罪,但正直的社会风尚却可以对其施行道义的谴责。在正直风尚的维护下,社会道德规范将得以维持,品德败坏者将会锐减,高尚品德者将会激增。

  个体的正义感是社会公理存在的基础,但社会公理却不能只靠少数个体的正义感来支撑,只有正直的品德充斥于整个社会,那么,由于每个正直的人都会成为社会公理的维护者和守护神,每个人都会观察并监督社会的某个小的局部,大统一社会所提倡的一系列的道德价值观才可由此深深地根植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国家社会也充分肯定正直的品德,也强调正义感的重要性,并要求有维护社会公理的责任心和勇气,这是因为各个国家都希望在其内部能够保持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都希望由国家政权所推崇的道德价值观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与维护,并能够发挥预期的作用。

  但是,国家社会中各种最重要的社会力量却总是在干着违背正直原则的事。在世界事务中,大国侵略小国是一种明显非正义的行为,然而却总会赢得一些国家附和,强大民族欺压弱小民族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但在这样的不义行为中能够挺身而出者少之又少,宗教关系也是如此。

  总结人类社会有文字记录的数千年历史,大国总在侵略小国,强大民族总在欺压弱小民族,强势宗教总在排挤弱势宗教,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且是人类世界的主旋律。由于这样的非正义行为充斥于全社会,但却少有正直的势力来维护基本的公理,这就必然会导致在国家、民族与宗教内部再怎样宣扬正直的品德都难有真正的号召力,都不可能形成全社会普遍的正直氛围。

  大统一社会实现了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大统一,国家、民族与宗教这类最主要的非正直的因素得以消除,从而为大统一社会提倡正直的品德创造了良好的整体大环境。由于世界政权是唯一的最高权力体,因而失去了对抗的对象,这就使得在其要求全体人民应具备正直的品德时,再不会有一种强大的非正直的不和谐外部环境的干扰。而世界政权的领袖们是全体人民选出的,受全体人民的监督与制约,自然必定会要以自己正直的品德取信于民,因而也必定会在各种环境下努力展示自己处事的正直,领袖的行为常常是最好的示范与宣传。因此,只有大统一社会才能为形成正直的全民品德创造最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