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对人类的灭绝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那么，通过对人类自我灭绝的分析，已经有明确的结论，即：只要不停止对科学技术的继续发展，人类的自我灭绝是必然的，而且时间不会很远。很保守地估计，灭绝手段的出现应是在200年之内的事，而灭绝力量的爆发则会在之后不久，充其量人类生存的终结不可能超过500年，更多的可能是在这之前很久人类就会遭受灭顶之灾。这使我们对自己的命运感到非常悲观。但是，我们甘愿很快灭绝吗？
如果不考虑人类的自我灭绝，宇宙给予我们的生存时间至少应该有50亿年，这是以太阳演变为红巨星后人类再不可能在地球上生存进行考量的。而太阳在演变为红巨星之前，地球不论怎样变化，也许会造成人类几次甚至几十次大规模的毁灭，但还是能够生存下来。要是在50亿年以后我们还没有移居太阳系之外的能力，那时候将是人类的终结，如果有这样的能力，人类还能够在别的星系继续生存。然而，那是一个十分遥远的未来，今天的我们要是打算应对那么遥远的威胁完全没有这种必要。
人类真正的生存危机是“自杀”并非“他杀”，面对500年之内人类就将灭绝这一严峻的现实，人类的出路到底在何方？
第一节 怎么办？
一、灭绝观的改变
人类文明一直伴随着战争，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显示，人类所有的历史都与战争和杀戮有联系，人类最有影响的传说也都是与战争有关联的，因战争死亡的人数不计其数。但是，人类对于自身生存的危机感一直都是针对自然的力量或者超自然的力量，人类各种生存危机的意识从来只是盯着水灾、火灾、风灾、地震、火山和小行星撞击的自然力量；以及担心上帝和真主的末日审判，那是一种迷信的超自然力。人类对于自我的灭绝从来不在认真考虑之列，包括对战争的认识也是如此，虽然战争曾经造成了无数的人员死亡，曾经带来无数妻儿母女的悲伤，但是，大家一致认为战争可以导致大规模的伤亡，会带来极度的痛苦，但是不可能导致人类的整体毁灭。人类一直都不相信也不承认自身的力量可以灭绝自己。
可是，人们的认识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1945年原子弹爆炸升起的巨大蘑菇云，以及广岛和长崎顷刻间的毁灭，使人们突然认识到，利用人类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可以调动的力量之巨大远远超过了人类过去的自我认识，这种力量的毁灭性使人类过去为之敬畏和恐惧的许多自然力和超自然力相比之下已经显得并不重要。冥冥之中人类似乎正在一步步走向灭绝，这种灭绝的力量并不是自然力和超自然力，相反，正是人类自身在将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让我们再来反思一下，人类何以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我们知道，人类社会今天的社会形态是国家社会，这一社会形态已经伴随人类达6000多年，国家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国家的利益总是高于人类的利益，这是由国家的独立性和主权神圣性所决定的。国家利益的核心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国家生存；第二是国家地位。
从国家生存考虑，对内要保证国家内部政局的稳定，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外则要抵御外来的侵略，保证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从国家地位考虑，每个国家都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始终谋求尽可能多地取得世界的尊重，尽可能多地谋求国土的扩张和资源的增加，并为此不惜发动各种战争。
要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集中地体现在两点上，其一是必须不断地谋求经济发展；其二是不断地提高军事实力。
人类在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是农业文明阶段，一个是工业文明阶段。在农业文明阶段，人类的一切行为更多的是受制于自然，少量地对自然的改造只是一种辅助的生存行为，经济发展的方式是鼓励多开垦、多耕作，或者多放牧、多捕鱼，还有少量的手工业与商业。总之，简单的勤奋加上对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的少量改进是这一阶段经济发展和争取人民生活富裕的主要手段。
工业文明阶段的到来不过200多年的历史，起因是蒸汽机的创造性应用对生产力水平带来的极大提高，使人类在思想上产生了一次革命性的醒悟，人们发现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远胜于手工劳作产生的效率，向科学技术要效益比仅仅依靠手工勤奋其意义要大得多。而且，科学技术还给人类带来了许多可供享受的全新的产品，汽车、飞机、电视、电话等等一系列的产品，在农业文明时期是闻所未闻根本不可想像的。为了自己的享受，人们贪婪地追求这一切。
在农业文明阶段国家军事实力的提高主要依靠军队数量的增加，以及战士格斗水平的提高和指挥官战术的适当运用。在进入工业文明阶段后，人们发现武器的科技革新能够极大地提高军队的战斗能力，这种战斗能力的提高胜过军队数量的十倍、百倍、千倍。
正是科学技术在经济与军事两个领域同时展示出的巨大能量，使统治者们看到了国家的利益必须而且只能依靠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这是国家得以生存以及国家能够在国际上确立自己地位的关键所在。
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作用，如环境的问题、资源的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等等，其中最大的问题则是出现了一个在农业文明时期连想都不可能想到的危机。这是由毁灭手段的出现带来的，假如说原子弹的爆炸给盟军带来过短暂的喜悦的话，那么它给人类带来的则是一场思想和灵魂的触动，人类开始反思自己生存的问题，反思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带来多少福与祸的问题。
然而，就像一双无法脱下的“红舞鞋”，原子弹爆炸以来，人类不仅没有从可怕的蘑菇云的恐怖中收敛一些科学技术发展的热情，以及对武器研制的着魔，反而变本加厉，像一个拧足了发条的时钟，一刻都不停止其运转。60余年来，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步伐越来越快，而军备的竞赛则使得世界核武库和生物武器库中蕴含的毁灭能量已经达到天文级的水平，而一系列科学技术的成果有可能产生的毁灭手段早已不只是停留在核武器一个品种上，从基因技术和其他科学技术有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毁灭中，隐隐约约可以感觉到世界末日的临近，理性的人们在思考和质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
人类本性的固有弱点导致自己始终摆脱不了行为上的非理性与短视，当了解到科学技术可以提高国家实力后，国家的统治者们便不遗余力地采取各种手段鼓励和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将最先进的科技成果首先用于军事。同时，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企业利益的一致性使得企业乐此不疲地进行技术改造、技术创新，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科学研究，成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的主力军与生力军。又因为企业是国家经济与实力的实现者，对于企业的发展国家不仅乐见其成，而且坚决支持，这便形成了国家与企业的相互推动，相互促进，从而产生了推进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的双重加强效应。
当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后，特别是许多问题是危及到人类生存的因素时，不能否定政治家们心中不是不明了的，但在激烈竞争的国家社会中，每个国家仅仅作为一个单元，不可能停止其科学发展的步伐。道理很简单，我不发展其他国家就会发展，我落后了国家必然会出现政局的不稳定以及国际地位的降低，最后必然导致改朝换代，或者主权丧失、国家灭亡、人民惨遭杀戮。这是任何一个统治者和任何一个国民都不可能接受的。
由于不发展科学技术就必然动摇国家的根基，于是，在许多理性者的忧虑下，人类仿佛被绑在了一架永不停歇的战车上，迫不得已地朝着一条不归之路向前、向前、向前。
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爆炸造成数十万人的伤亡，为之震撼的是全世界，同时也包括被称为原子弹之父的爱因斯坦，在之后的岁月中这位科学家到处奔走呼吁，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与哲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素共同发表了著名的《爱因斯坦—罗素宣言》，在宣言中他们大声疾呼：“我们将结束人类的生存呢，还是人类将结束战争?”
爱因斯坦和罗素抱着对人类命运的忧虑呼吁人类必须停止战争，因为在他们看来人类拥有了像原子弹如此威力巨大的武器，如果不停止战争，人类的生存必将受到威胁。
他们超越了前人，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人类如果不理智地停止自己的一些行为，灭绝人类的将会是人类自己，这是对人类灭绝观的超越。但是，这两位值得尊敬的学者，将人类终止自己生存的根源仅仅归结到了“战争”身上。原因在于当时他们能够看到的对人类有可能造成灭绝的手段只有核武器，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制造这样的武器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是可以靠个人的力量或普通集团和组织的力量能够制造的，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而且是具备非常强大实力的大国的力量才能制造出这种武器，因为在《爱因斯坦—罗素宣言》发表之时，只有美国、苏联和英国拥有核武器。因此，在他们看来，使用这种武器的只会是国家，而且肯定只会是在战争状态下才可能使用这种具有危及人类生存的能力的武器。
50年过去了，也许正是出于对人类生存危险的恐惧，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核武器没有再一次用于战争。可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却把人类带入更加无法控制的灭绝恐怖之中，通过基因技术改造的生物毒素可能造成的人类毁灭甚至连核武器都无法比拟；一个十几岁的电脑天才可以侵入美国国防部的数据库或者制造出足以造成百万台电脑瘫痪的电脑病毒；科学家们还在研究纳米机器人，如果这种机器人研制成功，它的无限复制极有可能具备灭绝全人类的力量；“克隆”技术再进一步发展，便能够对人类自己进行复制……
总之，许多技术的更进一步的延展性研究与发展，所创造的成果都将有可能产生出灭绝人类的手段，至少是对人类具有极大毁灭性的手段。而且，对这些手段的制造和操作将能够只用极少的人，甚至某一个人单独就可以做到，完全不需要像美国当年研制原子弹那样去动员数十万的人力，投入数十亿美元的资金。
这就意味着，人类整体生存的决定权正在由几个大国开始向为数众多的人类个体身上转移。而人类的“恶”的本性使得人类的道德观不可能永远有效地约束每个人的行为，极其理想的考量，严格的法律和道德体系充其量只可能对社会整体起到良好的约束作用，但却不可能保证每一个人都会严格遵守这样的法律和道德。也就是说，不论多么好的社会制度和多么完善的法律道德体系，不可能使每一个人的每一个行为都不会越轨去干出灭绝人性的坏事，因此，当那些丧尽天良者拥有毁灭手段的时候这种毁灭就必然发生，当他们拥有灭绝手段时人类的灭绝也就必然会到来。而他们拥有的所有的这些极端手段都是科学技术的产物。
如果说原子弹的爆炸告诉人们，人类不对自己的某些行为加以控制必将会造成人类的灭绝的话，这种绝灭的途径就是战争，这是人类对自身灭绝认识的飞跃，这是200多年的工业文明对人类的重要提示，同时，这也是人类自有对世界的认识以来的重要观念革命。但是，在原子弹爆炸仅仅60余年后的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更进一步在影响着我们的认识，它使我们了解到不仅战争可以导致人类的灭绝，犯罪也可以导致人类的灭绝，甚至科学家在实验中的不慎以及科技产品的不慎使用都有可能导致人类的灭绝。
事实上，战争导致的灭绝危险远不如犯罪、科学实验与科技产品使用中的无意灾难。战争是集团行为，其目的是杀伤敌人而保存自己，战争双方可以作出毁灭对方的事，但不会将自己与对方同时毁灭，因此，在使用杀戮手段时必然会留有余地。而许多心理变态者的犯罪动机本身就是毁灭人类，他们所希望使用的杀戮手段是那些杀伤规模越大越好、杀戮方式越残忍越好、震撼力越强越好的极端手段。因此，只要他们能够获得任何极端手段都会毫不犹豫地敢于使用，包括灭绝手段。
同时，科学实验与科技产品使用中的无意灾难是一种决不可忽视的危机，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未来，科学的循环突破（科学的循环突破作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在卷一中有专门讨论）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层级，实验室的手段变得极为先进，科学家从事的研究课题更具有挑战性，在调动一种自然力量的同时，也许另一种更具威力的自然力量在无意中也被调动了出来，正如许多最重要的科学技术成果都是在实验室无意中发现的一样。同样，各种科技产品也将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得更加复杂和更加难以判断，如果使用不当其爆发出的毁灭力也必然会变得更加巨大。而当这些无意调出的自然力量具有灭绝人类的威力之时，人类的路也就走到了尽头。
由此可见，对人类整体生存具有威胁的自身因素，正从单一的战争，发展到了战争、犯罪、实验不慎与科技产品的不慎使用四大因素，而且犯罪、实验不慎与科技产品的不慎使用比战争更加可怕。当四股力量共同将人类推向灭绝之路的时候，人类的命运是何等的危险，只要稍冷静地加以考量，便会为之胆寒。
更深入地思考，其实人类的自我灭绝并不能再简单地归于战争或者犯罪、实验不慎与科技产品的不慎使用等等，所有这些最多只能说是灭绝的途径，这些途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就是科学技术，只有科学技术才是决定人类整体生存的根本性力量。
科学技术的无限制发展，必然带来一系列的负面问题，这些问题有些会一般性影响人类的生存，如过多地使用手机，电磁波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在战争中飞机、军舰、大炮、导弹会大大提高杀伤规模等等。有些会比较严重地危及人类的生存，如氟利昂的使用导致臭氧层破坏；过多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导致温室效应；二氧化硫的排放导致酸雨；DDT农药以及核废料和其他工业排放会导致环境的污染等等。还有一些会严重地危及人类的生存，如核武器、基因毒素等等。然而，最严重危及人类生存的是在不远的将来必然会出现的灭绝手段，这一手段的出现和扩散是人类整体的灾难，而它们的使用则是对人类的整体毁灭。毋庸置疑，所有的一切的直接根源都在于科学技术。
在卷一中已经做过这样的讨论：科学技术创造出了毁灭手段，而且还必将创造出更多的毁灭手段，这些毁灭手段也必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掌握。同时，灭绝人类的手段也必然会出现，时间不会很长，并且也必然会越来越多，而且所有这些手段都将会被人使用，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无比严峻的问题，那就是，要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的财富和享受，还是要人类的生存？！要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还是让国家随着人类的整体毁灭一同去见“上帝”？！
卷一中通过一系列严密的论证得出了如下结论：只要不停止对科学技术无节制的追求，人类的灭绝会在500年之内发生，这是人类的自我灭绝，而自然的力量要灭绝人类则是50亿年以后的事。那么，比照自然给予我们的50亿年的生存时间，可以作一个如下比喻：如果将一个人的一生按长寿100年计算，再将人类的历史比作一个人的一生，从现在算起，50亿年后太阳变为红巨星，地球被一片火海淹没，那是人类100岁的死亡时刻，那么，如果四五百年后人类将自我灭绝，便相当于才来到这个世界四五分钟就夭折了，四五分钟对于刚脱胎于母腹的孩子还没有对世界产生任何感觉，只是一个未睁开眼睛的婴儿。
由此，可以作一个很直观的权衡，我们是要在未来快乐享受并伴随无休止地争斗四五分钟后死去，还是甘愿平淡地生活长寿百年？！
况且，科学技术给人类整体带来的并不只是快乐享受，同时还有痛苦，而清静平淡并非不幸福，往往代表着人生的真谛（关于这个问题将在以后章节中讨论）。因此，假如世间万物有生有灭，作为智慧的人类也逃不过这一规律的话，我们宁愿选择宇宙对我们的安排，也不能在无休止地对科学技术的开发中迅速地走向灭绝。
二、关于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
多数情况，人类研究开发某项科学技术的初衷是为了造福自己，但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又会产生许多的负面作用，其中最大的负面作用就是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杀戮手段，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像飞机的发明只是人类希望像鸟类飞上蓝天，但是，国家却迅速将其用做军事武器大规模地投入战争，恐怖分子则劫持民用飞机撞击大楼，或者在飞机上放置炸弹使其坠毁，从而造成大量无辜者的死伤。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只是科学家希望按人类的意志改变动植物的基因结构，使农作物产量更高一些，使人类在抵御疾病方面能有特效的办法，但是国家则很快将这一技术用于生物战剂的改造，生产出了基因毒素，而且为犯罪者利用这一技术危害人类提供了巨大的想像空间。
然而，即使国家从来都是把科学技术优先用于战争，并且有些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本身就是专门为了军事用途，但未来灭绝手段的出现绝大多数都不可能是人类故意所为，因为灭绝手段的采用意味着包括研制者本人也一同被毁灭，除非心理变态的科学家和个别邪教组织，其他人不会做这种蠢事。因此，灭绝手段的出现，绝大多数情况应该是在科学技术不断累积之后，无意间不知不觉产生的。也就是说，无数的科学技术成果的累积，终会有一根最后的“稻草”将强壮的“骆驼”压倒。
要避免骆驼倒下就要避免往骆驼背上加稻草，科学技术若是还处在数千年前的原始水平阶段，人们再怎么发展科学技术也不可能导致人类的灭绝，只有当其发展至相当高的层级后，科学技术才有可能具备灭绝人类的巨大威力，而且这种威力不仅在有人故意使用时会爆发出来，在无意的不慎中同样也会爆发出来。因此，要避免人类的灭绝，就要严格限制继续发展科学技术，使科学技术的水平永远达不到灭绝人类那样的高度，这是拯救人类的唯一办法。
那么，概括而言严格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对自然科学理论的研究其限制力度应该最大，如果没有十分的把握保证这一理论的安全性，便要绝对封杀这一理论的研究。因为一种科学理论的突破，必然导致一系列相关的科学技术以及分支学科理论的突破，由此产生的巨大科学威力往往是人们始料不及、防不胜防的。正如没有质能理论就不可能有核武器，没有生物基因理论就不可能产生基因毒素一样。因此，为防患未然，对科学理论的研究应该采取最严格的限制措施，慎之又慎。
第二，对现有科学理论在技术上的进一步应用要进行严格控制，如果没有十分的把握尽可能不再进行深入研究，以便防微杜渐。因为一项技术在突破之后，紧接着就会为更进一步的技术突破提供依据和前瞻空间。
以计算机的发展为例，最早的电子计算机是采用电子管的，虽然要一间很大的房子才能装下，且运算能力很低，但却比人工运算快出许多。晶体管发明后，最初被用于替代电子管时一块芯片只是一个晶体管，人们认为这样的替代作用已经足够大了。而晶体管技术发展到今天，一块芯片上可以刻出数百万个晶体管，其作用和应用范围远比以前要大得多，它所能够带来的负面作用同样也要大得多。再进一步展望，如果智能技术获得突破，加上纳米技术有重大突破，并将其与晶体管技术结合起来，就可以生产出小于毫米、微米以至更小的智能计算机。如果量子计算机技术再获得突破，采用量子运算的微型计算机的运算能力完全可以超过今天最大的电子计算机，要是将这种计算机用于智能机器人，就有可能生产出能够自我复制的微型超智能机器人，这样的机器人对人类的整体就能产生毁灭性的威胁。
第三，对于新技术的开发，在把握不准是否有害时，应以假设有害处理。因为人类的生存高于人类的幸福，保证人类的生存远比为了人类某一方面的享受重要得多，在一种技术有可能带来财富也有可能带来危害时，应该毫不吝惜地放弃这一技术的研究开发。
反思克隆技术的研究，当时人们已经判断出这一技术的突破将会带来一系列的伦理问题，以及难以想像的犯罪利用，但考虑其在医疗技术方面的应用前景，还是坚持了这项研究。那么，未来在权衡这样的科学研究时，其态度应该是宁愿个别病人少活几年，也不能让人类整体受到危及。同样，转基因技术人们也非常清楚其有可能会被用于毁灭性犯罪，那么在未来安排这样的研究时，最初就必须对其坚决制止，宁愿不享受这一技术带来的成果，也不能冒着毁灭和灭绝的风险去开发这一技术。
第四，对于已研究出的产品必然严格论证，慎重投放市场，以免因一时不慎导致贻害无穷。
如氟利昂的使用导致了臭氧层破坏，要弥补这一生态损失，补救的投入要大于其收益的许多倍；又如，DDT作为农药使用导致了生态破坏，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这一切都是因为当初使用新产品的不慎所致。对于那些没有十分把握保证其安全性的产品，宁愿推迟使用，或者不使用，也不能盲目投放市场。
第五，当局部利益与人类的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必须以人类的整体利益为最高利益，神圣不可动摇。
有些工业化国家为处理本国的核废料和其他有害工业垃圾，将其转移到一些贫穷国家，但是在贫穷国家产生的一系列危害同样属于全球性危害的一部分。与之对应的是，一些贫穷国家为了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过度使用土地，导致土地荒漠化；还有些国家滥伐森林，导致水土流失，生态平衡被破坏，生物多样性丧失。从人类的整体利益考虑，这样的行为都必须坚决制止，至于那些贫困地区人民的基本生活则应由国际社会统筹保障。
第六条，要充分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个渐进持久的过程，毁灭手段与灭绝手段的出现很可能是在科学研究与技术进步的有意无意之中产生的，正如历史上许多的科学技术成果都是极其偶然的发现，但是，偶然之中隐含着必然，科学技术的循环突破过程正是无数研究成果累积后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虽然科学技术何时发生这种质变，或以何种方式实现这样的质变，我们不能精确预测，但是有一点是完全有把握确定的，这就是科学技术的突破没有跨越性，就像没有伽利略等无数物理学家的铺垫就不可能有牛顿的成就，没有牛顿及以后无数科学家的铺垫就不可能有爱因斯坦的理论一样。因此，要防止更具毁灭力的科学成果的出现，就必须从眼前的一点一滴控制入手。
严格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要求亿万年始终如一地坚持。在今天这样的科学成就的基础之上，只要在未来数十亿年的人类历史中，有百万分之一甚至千万分之一的时间放开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限制，人类就有可能做出灭绝自己的蠢事。因为，百万分之一意味着累积有数千年时间放开对科学技术的限制，千万分之一也有数百年的时间是开放对科学技术限制的。
让我们静心理智地思考，从200多年前在那么低的科学技术基础之上发展到今天，人类创造的巨大科技成就，以及这些成就包含的巨大科技力量，就连我们自己都已经感到足够的畏惧。那么再在今天的基础之上，如果科学技术继续累积发展数百年或者数千年的话，完全可以肯定，人类必然会自取灭亡。
三、统一人类的行动
当明确了要拯救人类，使人类免遭灭绝的命运，就要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后，这里就让我们来研究要实现这一目标应该选择的途径。
在卷一中已有讨论，像今天这样的国家社会是不可能实现限制科学技术发展的目标的，原因是今天的国家社会是多个国家并存，各国有着完全独立的主权，同时国家又有着最高的权威，是国家社会的最高权力体，任何别的力量左右不了国家的行为，因而国家的行为是完全独立的。由于人类的永恒争斗性，主权独立的各国之间必定是处于竞争的状态，再加之这种竞争的极其残酷性（常以战争的方式作为最后解决手段），任何失败者都意味着被杀戮、被掠夺，这就导致每个国家都不会放弃采用各种手段也要赢得竞争的胜利。
又由于国家要赢得这种竞争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发展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领先便意味着国家的强大，便意味着在国家之间的竞争中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只要是国家处于今天这种分治的状态，就不可能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
这一道理用另外一种方式还可以这样阐述：
由于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涉及的方面非常多，任务既艰巨又长远，要实现这一计划必须得依靠人类世界的最高权力体全力以赴的努力，普通的力量则无法肩负起如此重任。
最高权力体要作出这种努力，首先需要有此方面的强烈动机，而要使最高权力体产生这种努力的强烈动机，仅有人类的整体生存受到威胁这样的危机感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还必须使最高权力体在决心限制科学技术发展时，不会担心虽然其他人的生存有了保障，但却因此导致了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或者掌握着最高权力体的最高权力的统治者的地位受到威胁；也不能有这样的担心，虽然自己作出了这方面的努力，却不能排除其他最高权力体也有可能会破坏这样的规则而使自己功亏一篑，甚至破坏这样的规则者反而可以获得大的利益。
那么，要满足这些要求，就不能使最高权力体之间处于分治的状态，因为只要是处于分治的状态，最高权力体的各自为政便必然产生竞争与对抗，在这种竞争与对抗状况下一切努力都将化为乌有。
于是，便理所当然地有了这样的结论：既然处于分治状态的最高权力体不可能实现限制科学技术发展这一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只能考虑采取合适的办法，实现全球统一一致的行动。
所谓实现全球统一一致的行动，也就是指要统一全人类的行动，它要求必须使全世界目标一致、坚定不移地为实现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限制而共同努力，不允许有任何局部的异动。同时，对科学技术发展进行限制的行动必须是长期的和始终如一的，要求亿万年永不突破这道防线，就像之前所说的，在未来的岁月中，哪怕只有百万分之一或者千万分之一的时间开禁这道防线，人类就无异于是自杀。
针对人类社会处于国家社会形态阶段，让我们再来进一步讨论统一行动的问题。
由于在国家社会中国家是人类社会的最高权力体，要求全世界、全人类的统一行动，就是要求各个国家的统一行动，每个国家都必须始终如一地遵循这一原则，不允许任何国家有任何的偏差。只要有一个国家越轨，它所造成的影响便是多方面的，这种影响绝不仅仅在于它会直接产生许多科学技术成果，更重要的是它必然会导致连锁反应，使各个国家纷纷打开禁锢，最后的情况又会像今天一样一发而不可收拾。
因为，人类本性的弱点决定了人类有着永恒的争斗性，竞争、攀比、虚荣与好斗是伴随人类社会永恒的特点，这种争斗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永远存在。那么，只要有一个国家开禁对发展科学技术的限制，便意味着它在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方面将会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从而对别的国家形成压倒之势，当这种优势达到相当的程度之后，便有能力随意侵略别的国家，对别的国家颐指气使，高高在上，甚至任意杀戮，这种情况是任何国家的领导人和国民都不可能接受的。单从这一点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放任其他国家偷偷发展科学技术，而自己则无动于衷。
而且，只要这个国家开禁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限制，就意味着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将会远超过其他国家，国民的生活水平也同样会远远走在世界的前面，并且还会有许多更新、更具吸引力的科技产品的出现。不论经济收入的提高，还是各种新产品的出现，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民都可以引起足够的眼红，当人们看到这种差别的时候，决不会轻易罢休，他们会强烈要求本国政府也要开禁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限制，否则，便会群起而推翻政府。对于国家领导人而言，绝不可能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去放弃个人的统治地位。
由此可见，要统一人类的行动，在国家社会形态下就是要求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在漫长的未来历史中，都要完全彻底地绝对遵循限制科学技术发展这一原则，任何个别的越轨行为都必然会导致所有的努力付之东流。
那么，国家社会能否实现统一人类行动这一目标，或者说怎样才能够实现统一人类行动的目标，将会在本章之后的有关部分中进行讨论。
严格地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对待科学技术的整体态度，是谨防科学技术发展到相当高的层级后有可能给人类带来灭绝灾难的不得已的选择，但是，要严格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是否定科学技术对人类的正面作用，而是畏惧与它正面作用对应的巨大的负面作用会给人类带来的无可挽回的灭绝后果，严格控制科学技术的开发与研究也不是完全排斥对科学技术的开发、研究与应用。事实上，对科学技术的应用以及合理地开发与研究本身就关系着人类的生存与幸福，只是一切都有合适的度，物极便必反，那么，辩证地认识与对待科学技术，是使其既能够造福人类，又谨防其有可能给人类带来灭绝灾难的前提。
一、科学技术是人类与人类文明的基石
从一定程度上说，没有科学技术就没有我们人类自己，我们从动物的灵长类跨入人类的门槛，并最终完成其进化，便是在追逐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实现的。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我们的祖先最早学会了对火与石器的使用，这种最原始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创造，极大地激发了他们思考与创造的能力，由此，其智力的进化水平不断获得提高，脑量迅速增大，并最终形成了我们人类这一地球生物史上空前智慧的物种。
最早的人类祖先也和其他动物一样赤身裸体地面对大自然的考验，但在之后，他们学会了将兽皮缝制成简单的衣物，它不仅可以保暖，而且也使人类的祖先开始懂得尊严。除此之外，人类的祖先还学会了将动物的牙齿、果壳等串起来装饰自己，这种原始的发明创造都是他们对美追求的结果，同时，又进一步推动了他们心中对美的向往。
其实，科学技术本身就是文明的载体，对动物的驯养，对植物的驯化，预示着农业文明的开始；对蒸汽机的使用，对纺织机的发明与改进，预示着工业文明的来临。没有许许多多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就没有人类的文明，也不可能使人类文明不断地得到发展，并走向更高的层级。
原始的人类就有对音乐与艺术的追求，但那只是本能的简单追求，而后，人类发现并发掘出了各种金属材料与非金属材料，又学会了各种精细的加工技术，且这样的技术不断地得到发挥与提高，于是便有了各种不同声响特色的音乐乐器。这些乐器不仅可以单独演奏，还可以组合编排演奏各种乐章，以至今天一个大的交响音乐会其演奏人员可达数百甚至上千人，所用的乐器种类则可达数十甚至上百种，其气势之磅礴，其乐曲之美妙，足可以撼人心魄。
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创造与发明，使得各种水粉与油彩五颜六色、色彩缤纷，各式表现手法多种多样，千奇百怪。于是，我们的艺术创造才达到举世震惊、万古流芳。
正是科学技术的创造与发明，导致了人类生存、生活的绝大多数方面都具有与其他所有生物完全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带有远高于其他生物的文明特质，从而我们人类不仅可以称之为智慧生物，同时又当之无愧地可以称之为文明生物。
从我们的饮食看，人类发明了各种调味品，诸如油、盐、酱、醋，还发明了各种烹调工具，诸如锅、铲、瓢、盆，于是，我们的食物美味无比，并且色香味俱全。人类又发明了碗、碟、筷、勺，以及刀和叉，并且将餐厅装修得金碧辉煌，还对餐桌、餐椅和餐布进行精心设计与布局，于是，使得我们的用餐方式和用餐环境尽显高贵和富丽。
从我们的穿着看，人类利用和发明了蚕丝、棉纱、兽皮和各种化学纤维，又发明了各种纺织技术和印染技术，所生产出的面料柔软舒适、色泽鲜艳；人类创造了各种服装加工技术并发明了各种服装加工设备，一套服装的加工工序可达数十甚至数百道，从而使得生产出的服装精细无比、光彩夺目。
从我们的住房看，人类不仅发明和发现了砖、瓦、灰、砂、石以及钢筋、水泥、木材这样的建筑材料，而且还发明了玻璃、铝板、石材以及涂料、壁纸这样的装饰材料。同时，人类在建筑技术上不断地实现创新与突破，于是，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栋栋现代建筑精美绝伦，令人叹为观止。人类又发明了各种保温材料，以及空调、暖气等设备，这些材料与设备的利用，使得我们的住房舒适宜人、四季如春。
从我们的出行看，早在人类还只能采用马和马车代步时，其创造发明就可以采用精美的编制手段和加工技术装点和装饰自己心爱的坐骑和乘车，使它们尽显主人的风格和高贵，并成为城乡亮丽的点缀。而今出行手段的丰富多样早已非昔日可比，汽车、火车、飞机、轮船等等，陆地、水上、空中应有尽有。与此同时，这些出行手段为丰富人类世界的文明内容也是各自尽显其特色，以汽车为例，各种造型与风格的车辆其设计已经成为一种艺术，有些外观雍容华贵，有些则小巧玲珑，而车内设置不仅舒适安全，而且还配置有音响和电视，以此传送美妙动听的音乐和赏心悦目的画面。
科学技术又是人类文明的传播使者，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先进的文明成果的迅速传播提供了便捷、准确的手段。一切交通、通信和传媒手段，不论是过去原始条件下的手段还是今天的现代化手段，都是科学技术的创造成果，正是这样的成果，在过去的原始条件下将东方文明传播到了西方，也将西方文明传播到了东方，并且还跨越大洋和丛林，传播到了美洲、澳洲和非洲腹地。而今天，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成果对文明的传播的即时性和准确性更是令人惊叹，一场高水平音乐会可在全球范围内现场直播；一幅世界名画的展示可以从地球的东半球即刻传送至地球的西半球；一部奥斯卡获奖影片不仅可在全球同时上演，也可以通过电视等手段使世界各国人民同时欣赏到同一个清晰的画面。而一种最新的学术观点、一篇最新的小说和散文，则可以通过互联网、报刊、杂志、电视、收音机等在第一时间传播四方。
因此，正是科学技术使人类脱离了原始，走出了蛮荒，并走向了文明。没有科学技术就没有我们人类自己，没有科学技术就没有人类文明，没有科学技术就没有人类文明成果的传播，没有科学技术我们人类也就不成其为文明物种。
二、科学技术是人类生存与幸福的基石
科学技术对于人类的意义体现在有关人类的方方面面，人类这一种群现今已达60多亿，如此庞大的规模对物资的消耗同样也是十分巨大的，仅从最基本的食物而言，地球上的任何物种其消耗总量也远远不及，哪怕是其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仅仅只依靠大自然的简单赐予，绝没有可能维持人类的基本生存。
依靠科学创造与技术发明，人类早在万年之前就学会了动物的驯养和谷物的驯化，这不仅使食物的获得极其方便，而且也使食物的产量大幅提高，从而使得地球能够养活的人口大幅增加。但这仅仅只是科学技术在食物生产方面所发挥作用的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近代以来，科学理论在生物学领域的不断突破，导致动物的繁殖能力大为增强，存活率大大提高，以及各种谷物的产量大幅度提高，病虫害防治能力大为增强，这一切都使得地球对于人类的承载能力早已远远超过了原始的状态。
不可想像，在没有科学技术支撑的情况下，一个达今天如此庞大的种群的人类还能够在地球上生存下来，并且还能够拥有如此充足的食物与各种各样美味的食物品种。反之也可以设想，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个食物贫乏的地球，人类忍饥挨饿，还能有什么生存的保障和生活的幸福可言。
我们说科学技术的无限制发展可以灭绝人类，这是立足于不远的将来而言的，那么从长远看，科学技术的合理发展同样也对人类的整体生存有不可替代的正面意义，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
我们知道，不仅科学技术可以灭绝人类，自然的力量也可以灭绝人类，但由于科学技术灭绝人类仅仅只是论百年计算的，自然的力量灭绝人类则是以亿年计算的，所以我们必须严格地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然而，如果没有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这样高的程度，从而对许多有可能导致人类灭绝和巨大毁灭的自然力量已经具备防范的能力，那么，人类因自然力量而导致灭绝或者巨大毁灭便有可能是很近的事，我们必须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严格限制这一结论可能就要重新考虑了。
人类的整体生存有几个现实的自然力量威胁，如稍大一些的小行星撞击便有可能导致人类的灭绝。但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我们的航天技术有能力将人类送上小行星，或者将各种人造装置送上小行星，而核武器的爆发力量或者其他装置的推动力量已经可以使小行星分解或者改变其运行轨道，因此，我们便具备了这一人类整体生存威胁的防范能力，从而使我们可以用全部的力量来应对科学技术本身对人类整体生存的威胁。
同样的道理，由于我们在基因科学领域的革命性突破，使得只要在这一领域依据现有理论有方向的适当发展，便可以应对人类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候有可能出现的基因退化，因而，这一人类的灭绝性因素也因科学技术的发展得到了解除。
正是如此，在面对自然力量的威胁方面，科学技术将人类的整体生存延续了许多亿年，于是，我们便可以有把握地说，在50亿年之前人类不存在导致灭绝的自然力量的威胁，人类的整体生存的全部威胁因素只有科学技术本身。
科学技术在保障人类的群体生存与个体生存方面的巨大作用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典型的例子，由于医疗技术与医药科学技术方面的一系列发展与突破，使人类抗拒疾病的能力大为增强，尤其是抗拒大规模恶性流行病的能力大为增强，以至于从今天的情况可以明确地看到，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场恶性流行疾病便会导致数百万甚至数千万人死亡的情况，在现代医疗与医药技术面前便再也很难会重新出现。
上述问题不仅涉及人类的生存，同时也是关系人类幸福的问题，因为，能够保障健康的体魄，能够有较长的生命延续，也是保障人们心中幸福情感的必不可少的方面。而今天世界各国，尤其是各个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普遍提高，人们健康状况大幅改善，这一切都是科学技术的功劳。
要论及科学技术对于人类幸福的价值的实现，其贡献是多方面的。简单而言，因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交通与通信条件的从无到有，并在近代以来获得长足的改善，使人们的出行与沟通既快捷又方便；以及因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居住与穿着条件的从无到有，并在近代以来同样也获得大幅的改善，从而使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远比之前更为舒适，这一切无疑都是科学技术对于人类幸福价值的贡献。
当然还远不止如此，是科学技术所创造的各种表现手法和各种表现条件，使我们的音乐变得越来越美妙，艺术变得越来越丰富，文学变得越来越多彩，而且现代的传播条件还使得人类的每一个群体和每一个个体更加容易并及时地欣赏到这一切最顶尖的创作，从而使得全人类更有条件生活得幸福与快乐。
因此，科学技术不仅奠定了人类生存的基础，同时也是人类幸福的重要基石，它对人类的贡献与作用不仅极其重要，而且也是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的。我们对科学技术进行严格限制的要求并不是否定这一切，而是认为科学技术在发展到今天这样高的层级后已经不应再继续向更高的层级突破，因为更高层级的科学技术的正面作用也许很大，但它的负面作用则有可能灭绝人类。
三、科学合理地限制科学技术
鉴于科学技术既可以毁灭人类又可以极大地造福人类，而且人类事实上也已经无法摆脱对科学的依赖，那么，对科学技术的限制也应用辩证的态度对待，因为，科学合理地限制科学技术同样事关人类的生存与幸福。
原则地考虑，我们说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是要限制其对人类有害的一面，而对其可以服务于人类和造福于人类的一面不仅不能限制，反而要充分地利用;是要限制其难以把握的方面，而对于其确定无疑安全成熟的内容不仅不能限制，反而应大量地让其造福于人类。因此，相对于简单地要求严格地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以下几点是有不同的，必须用科学合理的态度予以对待。
其一，对现有成熟与安全的科学技术应进行普遍的推广应用。
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应简单地要求限制科学技术的应用，当今全球人口已经十分庞大，而且人口增长的趋势还在继续，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应用，全人类的生存即刻便存在问题。因此，对于科学技术的应用不仅不能限制，对于现有成熟与安全的科学技术成果反而还应该普遍地进行推广应用，使其在保障人类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所需的物资数量方面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从而使人类能够幸福、长久地生活于这个星球。
事实上，如果能够将现有安全、成熟的科学技术成果普遍地推广至全世界各地，是完全可以满足全人类丰衣足食的要求的。以大国而言，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他们依靠这些科学技术成果建立了十分强大的国家；从小国看，卢森堡、瑞士、新加坡、韩国依靠这些科学技术成果则建立了非常富足的社会。甚至从我所生长的并不富裕的中国而言，这种感受都非常深刻，几十年前有权威人士预言中国的人口如果超过8亿，世界将无粮食养活这个大国，但是，今天的中国人口已超过13亿，而中国的粮食甚至是过剩的。我本人出生在长江以南的农村，在我记事的时候，我们家乡的农田平均每公顷粮食产量只有4000公斤，而现在的产量达到了12000公斤，相当于过去的3倍。因此，农民的粮食常常卖不出去，中国政府在多数年份都要对粮食采取保护性收购，并想各种办法发展粮食的深加工，以便消耗更多的粮食。
试想，如果能够将现有成熟的科学技术普遍推广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推广到拉丁美洲与南亚和东南亚，人类的财富将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呢？
其二，对个别科学技术领域还应加强其研究。
我们说必须严格地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那是一种整体的要求，但在人类未来的历史中还现实地要面对许多事关其生存与幸福的重大技术难题，这些难题有些甚至是关系人类整体生存与整体幸福的，对于这些技术难题的解决无疑也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在整体上要求必须严格限制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提下，对于一些明显安全，且又涉及人类重大的生存与重大的幸福问题的科学课题还应安排其作为研究的内容。
典型的如为了应对大的自然灾害，我们便应该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加以防范。
例如小行星撞击地球，不仅有可能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一颗足够大的小行星还有可能造成人类的灭绝，对于这样的自然灾害，我们无疑要给予高度关注，并应该为防止这样的撞击进行相应的科学技术研究。
还如，对于一些极其恶性的传染疾病的防治药物与医疗手段的研究，也应是酌情考虑安排的课题，因为有些恶性传染性疾病对于人类的杀伤力极大，如果任其泛滥，全人类的生存与幸福将会受到极大的威胁。
但是，这样的研究必须慎之又慎，谨防这种研究向外沿渗透，与此同时还必须十分严格地筛选出确定无疑属于对人类具有重大威胁的选项，因为，对人类具有威胁作用的自然力非常多，疾病、地震、火山、洪水、飓风等等，如果不慎重确定那些确具重大毁灭性的外力，便会陷入到将所有外力威胁都当成是重大毁灭性威胁的误判之中，由此必然会导致限制科学技术发展的行动功亏一篑。
我们还应该充分认识到，在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人类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不仅有些物质的享受会减少，而且有些旨在解除个体和群体生存危机的科学研究也不能随意启动。例如许多医疗药品就不能随意进行研究，因为这样的研究在获得解除病痛的药物的同时，也有可能会获得毁灭人类的灭绝手段。对这些科学研究进行限制无疑对于解除一些病人的痛苦以及对于他们的生命延续是不利的，但是，在人类的整体生存面前，这一切只属于个体或者群体生存与幸福的价值范畴，人类的整体生存与这相比无疑要重要得多。
那么，在面对这样的选择时，我们应该坦然地看待每个人的生老病死，将其当成是普通的自然规律。当然，这绝不是要求我们放弃救死扶伤的基本人道，对于伤病人员理所当然地要全力抢救，这一点不仅不能反对，而且还必须强调，但这里鼓励的是在现有科学技术的范围内的全力救治，反对的则是轻易进行这方面的更深一步的科学研究。
另外，还有一些领域也是应该考虑少量开放其科学技术研究的，例如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性问题，事实上已经关系到人类是否能够长期地生存于地球，那么，在确保其安全的前提下安排一些这类研究课题同样是很有必要的。当然，在安排这类课题时仍然要求慎之又慎，谨防扩大化。
其三，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严格限制不可能做到天衣无缝，科学发现与技术创造往往会在有意无意间获得，就像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是感悟苹果从树上掉下，而阿基米德的浮力定律则是在洗澡时的感悟，他们都没有专门就这些问题进行刻意的研究。
那么，在未来亿万年的人类历史中，即使再怎么严格地控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也会出现这种无意的成果，那么，对于这些成果的处理态度应该是在进行严格的筛选后，过滤出一些对人类生存确定无误不会产生危险的部分进行利用，并加以推广，而对那些没有十足把握的成果则应该严格封存起来。
其实，数十亿年中的这些无意的科学技术成果都很有可能将人类送上灭绝之路，因为未来的历史太漫长，人类的智力太发达，即使无意的成果其总量都会十分巨大，也许能够大到足以将人类灭绝，我们只能在严格再严格的限制之中希望这一天来得尽可能的晚一些，最好与宇宙给予人类的时间是同步的。同时我们还祈祷，我们的后代要比我们有智慧得多，他们的智慧足以使他们想出万全齐美的办法来阻止人类的灭绝，但要做到这一点至少也是在极其遥远的未来。
因此，就整体上而言，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限制必须是全面的和极其严格的，也必须是持续不间断的，对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则只是在极个别的领域的极慎重选题的行为，而对于科学技术的应用便要求既要做到广泛普遍，但对于所应用的科学技术成果又要做到谨慎地进行筛选。
在明确了我们对于科学技术应持有的态度，以及要避免人类的灭绝必须采取统一全人类的行动以严格地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一结论后，以下的问题便是要探讨通过怎样的途径才能够实现统一全人类的行动这一目标了。
在探索协调各国立场，统一人类行动方面，人们曾经付出过并正在付出一系列艰辛的努力，这一系列努力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军事等等各个方面，但其重点主要是围绕着怎样制止人类的战争而展开的，这是因为一直以来人类最血腥、最可怕的自我毁灭一直是战争，战争对人类的危害是人们认识得最清楚的。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客观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可怕的各种灾难的背后，直接根源是科学技术，尤其是由科学技术最终导致的灾难已经不是简单的大规模毁灭，而是人类的灭绝。这样，就必须要求我们要比制止战争的发生其力度更要强百倍、千倍、万倍地去控制科学的研究和技术的开发，因为，如果真的因自身的失误导致灭绝，人类连后悔和重新开始的机会都没有。
这是事关人类的整体生存问题，人类所有别的价值在这一价值面前都显得无关紧要，这种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必然要求全人类的统一行动务必绝对彻底、绝对连贯、绝对持久。
在统一和协调全世界的行动方面人类过去的努力不可谓不执著，其中最广泛、力度最大，同时也是最有效的两次努力，一次是成立国际联盟，一次是成立联合国。但这些努力的结果怎样呢？它们在统一与协调全世界行动方面，尤其是在涉及人类最根本的利益方面它们能够发挥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关于这些，将在之后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并力求通过这样的分析与研究，最终找到一个真正能够统一人类行动的可靠方案。
一、国际联盟的成立
国际联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是第一个组织起来协调世界行动，保障全人类集体安全的一种体制。之所以在20世纪初开创国际联盟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国际组织的先河，是人类经历巨大的自相残杀后痛定思痛的结果。
1914年爆发了一场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是因奥匈帝国入侵塞尔维亚引发的。当时，奥匈帝国的后台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德国，塞尔维亚的后台则是同为欧洲强国的法国和俄国，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入侵自然把德国和法国、俄国牵扯了进来，紧接着英国也被卷入进来，以后美国、日本包括中国都被卷入了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4年7月至1918年11月，历时四年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世界规模的极其惨烈的大战，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大国基本上都卷入了这场战争，参战国家33个，人口达15亿，导致的人员的死伤数量和经济的损失和破坏都是空前的。这场战争交战各国共动员参战人员7350万，总共死亡人数超过1000万，受伤人数超过2000万，直接和间接的战争费用达4360亿美元，超过过去200年历次战争开支总和的10倍以上，这还不包括因战争导致的饥饿死亡和生产破坏产生的间接经济损失。
面对如此巨大的毁灭和破坏，让人触目惊心、心有余悸。战争期间就有人主张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利用这个国际组织统一和协调世界事务，以促进统一的和平运动，避免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为解决战后诸问题，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战胜国和战败国在巴黎召开了和平会议，并签署了《凡尔赛和约》。
在巴黎和会上，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14点计划，其中威尔逊倾注最大热情并寄予最大希望的是成立国际联盟。《凡尔赛和约》中国际联盟盟约被列为第一部分，1920年1月10日《凡尔赛和约》的生效日即为国际联盟的成立日。国际联盟盟约提出，“各缔约国为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际的和平与安全，承担不从事战争之义务；维护各国间基于正义与荣誉之公开邦交；严守国际公法之规定，以为今后各国政府行为之规范；在有组织之民族间，确立正义并遵守根据各条约所产生之义务……”。
盟约明确地规定，“促进国际和平，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是国际联盟的宗旨”，盟约还提出了“限制军备，保障成员国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防止战争与和平解决争端”的主张。并规定“任何战争或战争之威胁，不论影响其他任何会员国与否，兹特宣告其为与联盟全体有关之事”。对于违反盟约进行战争者，被视为对所有联盟其他会员国进行的战争行为，要施加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制裁。
当时全世界都对国际联盟寄予厚望，尤其是一些深受大国欺负的中小国家，更是把国际联盟的成立当成是自己国家安全和主权平等的保护伞。有着学者总统之称的威尔逊则坚信，国际联盟是世界和平的“可靠保障”。
国际联盟包括了当时全世界的主要国家，但对国联成立推动最大的美国并没有参加，原因是这时的美国议会奉行孤立主义的势力占上风，因此没有批准总统提出的加入国联的要求，但在之后的世界事务中，美国是支持国联的。另外一个大国苏联也没有加入国联，因为当时西方国家普遍抵制共产主义，所以将苏联排除在国联之外。
国际联盟成立之后便力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在世界人民的期待下，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但事后证明，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国际联盟根本无法发挥实质性作用，其工作成效是极其有限的。
二、日本对国际联盟的挑衅
国际联盟为促进世界和平，制止人类战争而创立，但在实践中却无法制止战争，也保证不了和平，因为它根本不可能左右国家的行为，尤其是在制止大国的侵略，统一大国的行动上更加显得无能为力。国际联盟遭遇的第一次严峻的挑战是1931年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
作为一个岛国的日本从资源和发展空间上都非常有限，但日本却一直有称霸世界的野心，在1927年举行的“东方会议”上日本政府形成共识，即：要征服世界必先要征服中国，而要征服中国则必先要征服满蒙。所谓满蒙就是中国东北部地区。于是，在中国东北日本开始笼络当时的实际控制者张作霖，试图使之成为日本统治东北的傀儡政权。张作霖深知日本人的用心，因而对此态度很抵触，恼羞成怒的日本人于是策划炸毁了张的专列，张作霖身负重伤，不治身亡。之后，张作霖血气方刚的儿子张学良决定改弦易辙，接受亲英美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的领导。
对于日本而言，这就意味着依靠拉拢和扶植傀儡的办法达到实际占有东北的目的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于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向东北的核心城市沈阳发动突然袭击，进而占领南满铁路沿线的主要城镇，这一事件史称“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对于制止日本的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略行为，当时的中国南京政府对国际联盟寄予厚望，作出的决定是将解决事变的权力完全交给国际联盟，因此，命令东北军统帅张学良采取不抵抗政策。这就造成日本关东军得寸进尺，在短短四个多月的时间内占领了东北全境。
在“九•一八”事变后的9月21日，中国政府很快向国联理事会提出申诉，要求国际联盟采取行动，并恢复事变前的状态。
国联理事会立即研究表决了中国提出的申诉，第二天便通过决议，要求日、中双方停止一切冲突，并且撤退军队，同时，并未加入国联的美国也向日、中双方发出了类似的照会，但这一切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于是，10月24日，国际联盟第二次通过决议，要求日本军队撤退到南满铁路，并建议日、中双方举行直接谈判，以解决事端，但国联的决议遭到日本方面的反对。12月10日，国际联盟理事会再一次通过决议，决定组成一个专门的调查团，赴远东进行调查。
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并着手对日军入侵中国东北事件进行调查。调查团于4月20日路经美国和日本后抵上海到达东北，此时，日本军队不仅已经占领了全东北，而且在东北成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
在进行了6个多月的调查后，国联调查团于9月4日完成了关于中国情况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并于10月1日由国际联盟发表。该报告书认为东北属于中国领土，日本侵占东北违反了国际联盟盟约，并且违反了《九国公约》（即由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的九个国家关于“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给予中国完全无阻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的巩固之政府”的《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
1933年2月24日经过激烈的争论，国联大会通过了关于调查团报告书的决议，决议宣布日军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属于非法，要求日军从东北撤军，同时申明对满洲国不予承认，但没有根据国联盟约对日本进行任何制裁，还承认了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这实际上是一个对日本有一定妥协的决议。
就是这样一个妥协的决议还是遭到了日本的坚决反对，日本代表当即退出会场。3月27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退出国际联盟。面对日本的骄横跋扈，国际联盟毫无办法，最后只能以对日本进行道义上的谴责而告结束。
在此期间，日军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侵略中国华北的行动，并于1933年1月占领了由东北通向华北的战略要地山海关。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郊区的宛平城发动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展开。
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对国际联盟还寄予希望的中国政府，于7月9日向《九国公约》各缔约国和苏、德递交备忘录，同时向国际联盟控诉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10月，在中国政府的请求下国联召开会议讨论日本入侵中国的问题，当时在国际联盟成员国中分量最重的英国希望通过国际干涉来解决中日冲突问题，在英国的支持下，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对日本的侵略行为给予了严厉谴责，同时呼吁各国扩大对中国的援助，加强中国的抵抗力量。
根据国际联盟的决定，11月3日《九国公约》缔约国以及以后加入的加拿大，同时还特邀苏联，总共十几个国家的代表在布鲁塞尔召开远东局势会议，由于日本拒绝参会，加之国联常任理事国德国的拒绝参加，大会最后只是发表了一个宣言，重申了日本必须尊重《九国公约》原则，要求日本停止军事行动。
但是，日本政府置若罔闻，国际联盟之后的所有努力都毫无结果。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以后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中国战场则是二战在亚洲的主战场。
三、意大利对国际联盟的挑衅
早在1923年，意大利对希腊科孚岛出兵时国际联盟在制止侵略上就无所作为，但是，意大利对国际联盟的更大挑衅还是在其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上。
阿比西尼亚即今天的埃塞俄比亚，意大利对其觊觎已久，在1895年就曾入侵过阿比西尼亚，但遭到阿比西尼亚的坚决抵抗，并被打得大败。但意大利对阿一直贼心不死，墨索里尼上台后受国内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鼓舞，再加上阿比西尼亚此时处于事实的分裂状态，使得野心勃勃的墨索里尼决定再起吞并之举。1934年12月5日，以发生在意属索马里与阿比西尼亚边境的瓦尔瓦尔地区的一个边境事件为借口，意大利出兵占领了瓦尔瓦尔，并强行要求阿比西尼亚向意赔偿损失。这一无礼要求遭到阿比西尼亚的坚决拒绝，弱小的阿比西尼亚深知不可能与意大利在军事上进行对抗，于是把希望寄托在了国际联盟身上，1935年1月3日，阿比西尼亚向国际联盟提出控诉，请求国联进行干预、制止侵略。
当时的国际联盟事实上控制在英法两国手中，对于意大利的侵略行为，不论是从维护国际联盟宗旨考虑，还是从维护英国在北非和东非的利益出发，国际联盟都不应该袖手旁观。但是，英国和法国对待意大利的侵略行为极其谨慎，思考问题的角度不是怎样去维护正义和国际联盟的宗旨，而是怕得罪意大利后会促使意大利与德国结盟，因此，态度十分暧昧。
1935年6月，英国殖民部常务次官约翰•马菲负责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就意阿冲突有可能给英国利益造成的影响向政府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这份报告认为，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对英国在东北非洲的利益的威胁比较遥远，英国对此不值得为之一战。这就更进一步加强了英国政府不过多地招惹意大利的考虑，因此，决定采取与意大利进行协商的策略。
法国的态度比英国则更进了一步，因为此时法国最关心的是德国对自己的威胁，而把联合意大利则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重点，以应对德国。在法国外长赖伐尔访问意大利时，甚至暗示墨索里尼，法国可以默许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自由行动，只是不便写到文字上而已。1935年9月18日，由英、法、波、西、土组成的五国委员会提出阿比西尼亚由国际共管时遭意大利断然拒绝，狂妄的墨索里尼甚至大言不惭地告诉法国大使：“你就是把阿比西尼亚放在银盘子里送给我，我也不会收下，因为我已经决定用武力去占领它。”
10月3日，意大利正式进攻阿比西尼亚。对于如此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国际联盟迫于各方面的考虑，不得不做出强烈反应，宣布意大利为侵略行为，并决定从经济上予以制裁，但制裁清单并不包括石油、煤炭、钢铁等重要产品，这是由于法国的不合作态度所造成的。事后，墨索里尼在与希特勒的一次谈话中坦言，只要国际联盟将经济制裁扩大到石油方面，那么，一周后意大利就只好撤出阿比西尼亚。由此可见，国际联盟的制裁完全只是做做姿态，根本起不到制止侵略的作用，像这样的制裁注定会失败。
其实，早在战争之前英法两国就已经达成秘密约定，不管怎样都不能与意大利进行公开对抗，以免将意大利推到希特勒一边。因此，经济制裁只是停留在文字上，而军事制裁、海上封锁和封闭苏伊士运河的关键举动都没有被采用。由于英法的态度，这种并不能完全称得上维护正义的国联决议事实上也得不到有效的履行。
12月9日，英国外交大臣霍尔和法国外交部长赖伐尔提出了一个所谓和平解决阿比西尼亚问题的“霍尔—赖伐尔计划”，建议将阿比西尼亚北部约6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割让给意大利，以换取意属厄立特里亚南部通过阿萨布出海口的约3000平方英里的土地，阿比西尼亚南部地区则作为意大利经济发展的居留区。这是一个典型牺牲阿比西尼亚的计划，计划一经公布世界舆论哗然，遭到各方面的强烈谴责，霍尔和赖伐尔被迫相继辞去职务。可气的是，贪心不足的墨索里尼要价更高，竟然也反对这个“霍尔—赖伐尔计划”。
1936年5月，意大利军队依靠化学毒气对付顽强抵抗的阿比西尼亚守军，最后攻下阿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阿比西尼亚被兼并。
值得深思的是，阿比西尼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亲赴日内瓦，于6月30日在国际联盟大会上发言，控诉意大利的侵略罪行，请求国际联盟干预并制止意大利的侵略，并呼吁国联向阿比西尼亚贷款购买武器抵抗意军。然而，这一十分可怜的请求竟然遭到23票反对，25票弃权，唯一的一票赞成者是阿比西尼亚自己。7月4日，国际联盟结束了对意大利的制裁。可见，国际联盟的力量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世界各国在面对强权时，其维护人类公理的正义之心是何等地脆弱。
四、德国对国际联盟的挑衅
国际联盟的软弱，不敢伸张正义，屈服于强权，使世界各国深感失望，同时也给法西斯分子的侵略开启了方便之门。
正是国际联盟在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问题上表现的软弱无能，极大地激发了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1937年7月7日，日本对中国敢于发动全面战争就是对国联能力透彻认识的结果。
使国际联盟彻底丧失作用的是希特勒。受墨索里尼冒险侵略成功的鼓舞，希特勒决定挑战《凡尔赛和约》。根据《凡尔赛和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不得在莱茵河的东岸50公里范围内驻军，这一地区应作为非军事区。而莱茵河西岸的德国领土部分，则是由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者协约国分区占领，这是为了保障法国安全，防止德国侵略之心再起，而受到《凡尔赛和约》和《洛加诺公约》双重保证的。根据《洛加诺公约》，如果德国在非军事区集结军队将被认为是违反《凡尔赛和约》，缔约国可以采取军事行动。
莱茵非军事区的存在是希特勒的眼中钉，因为非军事区约束了德国军事的扩张，使德国西线对法防御处于空虚状态。希特勒上台后一直想拔掉这颗钉子，但是，迫于《凡尔赛和约》和《洛加诺公约》的约束，再加上德国当时又只是刚刚开始重整武装，军事实力无法与法英抗衡，如果国际社会再出面干涉，德国不可能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
可是，国际联盟与英法在维护正义上的表现，以及面对强权的绥靖屈服态度，使希特勒感到有可能冒此一险。当时德国政府许多决策者都担心法国会出兵，也担心国际社会的干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顶住压力，力排众议，决定出兵莱茵区。1936年3月7日，在希特勒的命令下，35000名德军开进莱茵非军事区，并构筑军事防线，同时还占领了莱茵河西岸的几个重要城镇。当天，希特勒在国会的演讲中宣称，德国政府已从今天起重新确立在非军事区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主权，并指责法苏互助条约是对《洛加诺公约》的违反。
由于当时的德国军队不可能与法国军队抗衡，表面坚定的希特勒心里是没有信心的，他在对德国国防部长的密令中要求，开进莱茵区的军队如遇法军不得应战，并应立即退回到出发地。事后希特勒也承认：“在进军莱茵区后的48小时，是我一生中神经最紧张的时刻，如果当时法国人也开进莱茵区，我们就只好夹着尾巴撤退，因为我们的那点军事力量即使稍作抵抗也是完全不够的。”
事实应验了希特勒的判断。法国政府中当时主张出兵莱茵区，迫使德国撤军的呼声确实比较高，但在征求英国意见的时候，不愿冒战争风险的英国反对法国的主张，也反对对德国的制裁，法国政府由于不敢单独采取行动，错失了进军莱茵区，制止希特勒野心进一步膨胀的好机会。需要强调的是，当时的国际联盟实际上就操纵在英法两国手中，英法两国的这种态度使得国际联盟在针对德国出兵莱茵区的问题上，只是指责其违反《凡尔赛和约》，却没有采取任何有力措施。
希特勒的冒险成功，使他本人在德国的声望迅速提高，德国扩充武装的决心更加坚定，希特勒的野心也更加膨胀。而后，在侵略、杀戮的道路上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成为志同道合者。
西班牙内战爆发，德国和意大利专门成立机构援助叛军佛朗哥，两国不仅用飞机帮助叛军运送物资和军队，而且派出30万的正规军以志愿人员的名义参与战争，帮助佛朗哥夺取政权。
事实上，德意对西班牙的出兵与控制对于英法利益是严重的威胁，因为对西班牙的控制，事实上就是对地中海与大西洋的联系要道直布罗陀海峡的控制，这就必然威胁到英法与殖民地的联系，因此，英法深感不安。但是，习惯了妥协的英法政府还是怕与德意产生直接正面冲突，两国在协调后仍然决定采取不干涉政策，并于1936年9月3日与其他27个国家缔结了《不干涉协定》。
1937年9月18日，西班牙代表在国际联盟大会上发言，控诉了德国与意大利对西班牙的侵略行为，请求国联尽快研究制止德意两国侵略的措施，恢复西班牙获得军事物资的权利，要求非西班牙的军事人员撤出西班牙。由于英法两国不打算与德意发生冲突，国联只通过了外国军事人员撤出西班牙的决定。
1938年5月，西班牙外交部长在国际联盟有关会议上再一次要求，国联会员国应根据国际联盟盟约，对侵略者采取集体行动，但英法投反对票，要求没有得到通过。在关于外国军事人员撤出西班牙的问题上，虽然由国际社会监督执行，但意大利和德国的所谓志愿军却拒不执行决议，最后导致西班牙共和国灭亡。
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的频频得手，使希特勒意识到国际联盟实际上无足轻重，完全可以撇开国联为所欲为。
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这是对《凡尔赛和约》和《国际联盟盟约》的公然破坏，但国际社会除了一点毫无用处的抗议之外，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措施，不久，各主要国家就相继承认了德国吞并奥地利的事实。
在吞并奥地利后，希特勒并没有收敛其侵略的野心，而是马上将矛头指向捷克斯洛伐克。因为1300多万人口的捷克斯洛伐克除了有1000万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外，还有300多万日耳曼人，这些日耳曼人大部分聚居在苏台德地区，这就为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提供了借口。德国于1938年10月占领并吞并苏台德地区，之后又再一次趁火打劫，将捷克斯洛伐克肢解，并使其灭亡。
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占使得国际舆论再次哗然，英法两国特别是曾一再对德国姑息迁就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受到国内外民众的猛烈抨击，国际社会对希特勒的不守信用进行了强烈谴责。
但是，希特勒已经将这一切根本不放在眼里，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国公然撕毁《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向主权国家波兰进攻。9月3日，被迫无奈的英国和法国不得不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
国际联盟的成立就是要通过协调各国的立场，以统一世界的行动，从而达到制止战争的目的，但实际结果却是在战争面前表现得无能为力，并最终没能实现自己为制止人类战争而成立的初衷。事实上，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国联根本不可能阻止大国的侵略行为，更不可能统一世界行动去阻止一场世界性的战争。
五、失败的裁军行动
在国际联盟成立之初还开展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这就是组织和协调国际裁军工作，那么，在这方面国联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根据国联盟约第8条规定，为了维护和平，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必须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裁减本国军备，裁减军备的原则是适合保卫本国安全，并适合履行国际义务。这一灵活的裁军原则为后来各国研究讨论裁军计划，提供了永远也说不明白的借口，凡是在讨论裁军问题时，各国总是向有利于本国军备的扩张而限制对方军备发展的方面进行坚持，并讨价还价。
为了使裁军工作合理有效地展开，1920年5月，国联理事会专门成立了一个常设咨询委员会，负责裁军问题的研究工作。但是，这个委员会的研究工作一开始就遭到了英、法、日等军事大国的抵制，工作无法开展，因此，国际联盟于1921年2月又增补了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有造诣的专家参与，组成一个混合委员会。
混合委员会的工作同样非常困难，成效极其有限，尤其在涉及实质内容时一般都无法通过。又由于大国对裁军几乎不可能达成一致，且国联的命运是掌握在大国手中的，这就使得所有的努力常因一二个国家的反对而前功尽弃。混合委员会于1922年讨论最重要的裁军计划，即裁减欧洲国家陆军的计划时，考虑到德国的可能威胁，支持法国拥有一支强大的陆军，但因遭到英国和意大利的反对而无法通过。1924年，第5届国联大会通过了《日内瓦议定书》，该议定书包括了裁军、安全保障与国际仲裁等一系列内容，仅由于英国政府的不批准，便使得《日内瓦议定书》成为一纸空文。
1925年10月，国联理事会第32次会议决定成立裁军会议筹备委员会，并邀请非国联会员国的美国、苏联和土耳其参加。为召开国际裁军会议，该筹备委员会从1926年至1930年召开了7次会议，就裁军问题展开谈判，但由于分歧太大，每次会议都要在军备、军费、裁军的监督等问题上展开激烈的争论，谈判极为艰难，进展缓慢。在陆军方面，法国以德国的可能威胁作为理由，坚决主张自己应该保持一支庞大的陆军，而英、美、意等国却始终反对这一要求；作为海军强国的英国和美国希望继续保持这种优势，但海军力量相对较弱的法国和意大利则不希望拉大这一差距；同时，对于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一方面要求协约国履行在巴黎和会上曾提出的裁军承诺，另一方面又要求与其他国家拥有平等权利，那么，最反对德国拥有军备平等权的自然是法国。
在1927年11月召开的第4次筹备会议上，作为第一次参会的苏联代表提出了全部解散陆海空三军，销毁一切武器弹药，停止一切军事训练，取消全部空海军基地的建议，然而，这些根本不可能被各国考虑的建议只不过是一种作秀而已。
在经过了漫长的7年筹备后，1932年2月2日，第一次国际裁军会议在日内瓦正式召开，与会国家60多个，包括了当时全世界所有的军事力量较强的国家，不仅有国联会员国，还有美国、苏联、土耳其、埃及等非会员国。会上各国纷纷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军方案，各国的利益差距又极大，因而根本就不可能调和。最典型的是，德国坚持自己应该拥有平等的军备权利，这是作为死敌的法国绝对不可能接受的，针对这一问题，在11月份的第二阶段会议上，德国以拒绝参会相要挟，由此逼迫美英等国向法国施压，法国只好表面认可德国的军备平等权，换得德国的重新参会。即使这样，德国还是觉得国际裁军会议是自己军备扩张的障碍，1933年10月，德国先后退出了国际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至此，裁军工作再也进行不下去了。
1934年6月11日，国际裁军会议在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后宣布结束，这也是宣告裁军会议的失败。从1920年到1934年，国际联盟对裁军工作进行了14年的艰辛努力，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最后不了了之。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联盟便名存实亡，1945年二战结束，1946年4月国际联盟正式宣布解散。国联自1920年1月成立，到1946年解散，共存在了26年。
从筹备到成立，国际联盟倾注了许多有识之士和政治领袖的热情，许许多多热爱和平的人们对其充满期待和厚望，人们幻想着国际联盟的成立能给世界带来永久的和平，在许多人看来，有了这样的国际组织主持公道，战争会从此彻底消失，人类社会的公理能够通过这一组织得以伸张，世界将没有强权，大国将不会为所欲为，小国则可以找回自己应有的位置。然而，所有的期待与希望都只存在于人们的短暂幻想之中，国际联盟在存在的26年中，没有制止过任何一场重大的战争，也没能在裁军方面取得过任何实质性进展，它所有的贡献只在于为人们提供了一次不切实际的希望，并为以后联合国的成立提供过一定的借鉴经验。
一、联合国的成立与联合国的职责
生于战火的国际联盟，是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杀戮和巨大损失后，人们对和平强烈期盼的产物，是世界对制止战争的无限希望。但是，人类似乎是一种永远也不会吸取教训的动物，国际联盟最终没能制止战争，和平的希望成为泡影，在一战结束不到20年后，更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更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卷入的国家和地区达61个，人口达20多亿，占当时世界人口的80%，战争造成的伤亡达1亿人，其中死亡人数超过5500万，大战造成的损失无法用数字准确统计，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场无法弥补的大灾难。
亲身感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灾难，人们对和平的期盼更为强烈，希望能有一个机构可以真正统驭世界，确保和平，联合国的诞生正是人们强烈呼唤和平的结果。
与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也孕育于战火，鉴于国联在制止战争方面表现得软弱无力，在统驭世界方面无所作为，联合国吸取了国联的各种经验和教训，致力于建立一种有效的世界安全体系。
联合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阵线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最早于1941年6月，由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14个国家的代表在伦敦签署了《联盟国宣言》，这是反法西斯联盟的开始。两个月后的1941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了《大西洋宪章》，首先提出了建立“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的倡议，这成为以后联合国宗旨的基本思想。1942年1月1日，美、苏、英、中等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共同抗击法西斯的《联合国家宣言》，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联合国家”的概念。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使战争形势明显向着有利于盟军的方向发展，随着各大战场盟军的节节胜利，如何构建战后的世界格局，确保长期的世界和平，成为美国、苏联和英国等主要盟国领导人思考的重要问题。1943年10月，美、苏、英、中四国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共同签署了《莫斯科普遍安全宣言》，宣言主张：“有必要在尽早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无论大小，均可以加入这一组织。”宣言为要建立的普遍性国际组织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就创建未来国际组织的问题，美、苏、英、中四个主要国家召开专门会议，提出了《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该建议案就未来国际组织的名称、宗旨、原则、组织成员、主要机构以及关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进行国际经济、社会合作的安排等各方面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次会议为联合国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但会议遗留下两个问题尚未解决，即大国否决权的范围和联合国创始会员国问题。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苏、英三国首脑就上述悬而未决的问题最后达成一致意见，这就是“雅尔塔方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五大国一致同意原则”。
1945年6月25日，在美国海滨城市旧金山，50个国家的代表隆重集会，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院规约，6月26日举行了历时8个小时的签字仪式，加上约定之后补签的波兰，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共51个。6月26日后来被联合国定为“宪章日”。宪章于1945年10月24日生效，这一天被定为“联合国日”，联合国正式成立。
相对国际联盟，联合国在机构设置、权限划分以及议事制度和表决制度方面都有所创新和发展，同时，联合国不仅仅是一个保障世界安全、维护国际和平的组织，还致力于“促成全球人民经济与社会之进展”。
联合国设有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秘书处等6个主要机构。
联合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联合国大会，它由联合国全体成员国所组成，每个成员国享有一票的投票权，体现了主权平等的原则。
安全理事会是联合国最重要的机构之一，是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主要责任机构。安理会由美、苏（俄）、中、英、法五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安理会解决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大国一致”原则，即安理会通过非程序性事项的决议，应以15个理事国中的9票可决票通过，并要求5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通过，也就是说任何常任理事国都有一票否决权。
经济与社会理事会是联合国的执行与主管机构之一，其职能是协调联合国及各专门机构的经济与社会工作。托管理事会也是联合国的一个执行与主管机构，负责监督托管领土的事务。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构，只受理国家间的诉讼。秘书处是联合国的日常办事机构，为联合国其他机构提供服务与后勤工作，并执行与落实这些机构制定的方针、政策，并为此开展各项活动。
二、无力维护世界和平
维护世界和平，构筑集体安全体系是联合国的主要宗旨，也是联合国成立的初衷。联合国成立了60余年，虽然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但局部战争从来都没有间断过，大大小小的武装冲突更是时有发生，这些战争与武装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达2000多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倍。算起来，大的冲突发生了近200次，有些战争的规模还非常大，卷入的国家也很多，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两伊战争、伊拉克战争等，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解决局部冲突上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影响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因素是国家利益的不同。作为一个国际组织，联合国的职权是国家赋予的，主权国家自身的利益从来都高于联合国的利益，联合国的一切决定只要与某些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必然遭到这些国家的抵制，如果这些国家是具有相当实力的国家，或者有大国作为后台，联合国的决定就肯定贯彻不下去，因此，在妨碍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国家利益中的大国利益又表现得尤为突出。联合国的所有重大决定只有与大国利益趋于一致，或者不发生重大冲突时才有可能获得贯彻执行。
就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而言，自1948年6月第一次中东战争中联合国采取第一次维和行动，至1988年冷战结束，期间40年只采取了13次维和行动，而1989年以来，则每年都有维和行动，有时一年的维和行动超过10次。这是因为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领导的不同阵营利益很难统一，在安理会则很难就一项维和行动达成一致，由于各国从来都不愿抛开自己的局部利益而站在人类的整体利益角度客观评判某一问题，在联合国的舞台上常常是一国赞成另一国则必然否决，反之也是如此，从而演出了一幕幕令世界深感失望的闹剧。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大国矛盾趋于缓和，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多地转移到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各国都希望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于维和方面有着共同的希望，因此，维和行动采取的次数便较之前多得多。
但是，冷战后随着一超多强的世界基本格局的形成，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则更多地致力于用自己的意志去左右联合国，以维和与反恐为名，行扩张之实。当然，联合国也不是事事都会听其摆布，一旦联合国不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时，美国就会抛开联合国单独采取行动。
2003年美国借反恐为名，计划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全世界对美国的行为都看得非常清楚，所谓反恐只不过是借名而已，为了中东的石油，推行自己的霸权主义这才是其本质。因此，对于美国的这一行为，绝大部分国家都给予了坚决抵制，世界各地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此起彼伏，形成了冷战之后从来没有过的世界人民共同一致的自发行动，就包括美国传统主要盟友的法国和德国都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曾试图得到安理会的授权，但五大常任理事国除美国和英国外，其他三个国家都明确表示反对，甚至放风要动用否决权。在不可能得到授权的情况下，美英等少数几个国家便绕开联合国，单方面对伊动用武力，推翻了萨达姆政权。
不顾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公开挑衅联合国决定，或者绕开联合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的公然侵略行为，在联合国存在的60余年中频繁发生，屡见不鲜。如对以色列公然侵占阿拉伯领土，阻止巴勒斯坦建国的行为，联合国曾多次通过决议，但是倚仗着美国后台，以色列就是不执行决议，联合国也没有办法。对于有些涉及主要大国直接参与的行为，联合国更是无能为力，有时甚至敢怒而不敢言。如华约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入侵阿富汗、北约对南联盟的战争、美国入侵格林纳达、美国入侵巴拿马等等。至于二战后的最大的两次局部战争，即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由于对阵双方的实际后台都是大国，在解决争端、避免杀戮方面联合国更是不可能有所作为。
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频繁地遭遇大国的挑衅，每一次这样的挑衅就是对联合国威信的一次沉重打击，这样的事例非常多，以下仅对其中三次较为典型的事例进行阐述。
1、朝鲜战争
朝鲜半岛的分裂状态也是大国所致。自19世纪末朝鲜逐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0年8月22日，在日本的胁迫下朝鲜与日本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日本将朝鲜完全吞并。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的胜利使朝鲜脱离了日本人的统治，在此之前，随着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和朝鲜，美国担心由苏联独占朝鲜会有损自己将来在远东的利益，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当日，美国匆忙之中调兵赴半岛占领朝鲜南部，并提出以北纬38°线为界，以北地区为苏军对日受降和占领区，以南为美军受降和占领区，这一受降的临时分界线以后成为将朝鲜半岛分裂为两个国家的国界线。
1945年1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美、苏、中、英四国外长会议上，决定对朝鲜实行5年的托管，然后再过渡到独立。由于美苏的互不信任，使得莫斯科会议后不久，两国的矛盾就开始趋于表面化，并逐步进入冷战状态，在朝鲜问题的主导权上也争夺得越来越激烈。
1948年8月15日，朝鲜南方率先成立以美国支持的流亡政治家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首都定于汉城。紧接着9月9日，北方成立以苏联支持的仅30多岁的革命家金日成为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定于平壤。联合国曾试图在这两位政治领袖之间进行调解，但由于两人的要求差距非常大，根本不可能融合到一起，并且各自在其后台的支持下积极扩充军事力量，在38°线两侧形成对峙状态，双方都宣扬要统一半岛。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终于爆发，处于绝对优势的北朝鲜人民军越过38°线迅速向南推进。
在战争爆发的当天，美国便即刻采取行动，一方面调兵挽救李承晚政权，另一方面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
由于苏联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本来美国要在安理会通过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此时的苏联正在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问题对安理会表示抗议，因而暂时拒绝参加安理会会议。美国巧妙地利用了这一苏联缺席的机会，使得安理会在第二天就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要求立即停火，并要求北朝鲜军队撤回到38°线以北的提案。6月27日，安理会又要求联合国向大韩民国提供武力援助，同一天，美国总统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决定武力干涉朝鲜，并命令其空军和海军掩护南方政府军的撤退。
7月7日，安理会又通过一项决议，授权以美国为主成立一支联合国军队，使用联合国旗帜，最高指挥官由美国指派，并授予联合国全权。8日，杜鲁门总统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在此之前，虽然有美国的海、空军支援，而且美军先遣队已经抵达半岛，但是北方军队进展却非常顺利，战争仅进行三天多，6月28日韩国首都汉城便失守。紧接着，人民军连续发动四次战役，至8月中旬，将韩国军队和美军压缩到半岛最南端的釜山附近的1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至此，南方的90%的地区已在金日成之手，似乎胜利伸手可得。
此时，以美军为主导，其他15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军队，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正在迅速增兵釜山，人民军则再也不能继续向前推进。同时，机敏的麦克阿瑟则在策划一场扭转战局的大的战略行动。
9月15日，麦克阿瑟指挥7万余名机械化步兵，在260艘舰艇、近500架飞机的配合下，在朝鲜半岛中间的蜂腰部组织实施登陆行动，并一举获得成功。登陆后的联合国军迅速向前推进，金日成的人民军被切成两截，形势急转直下。
联合国军以同样迅速的行动很快解决了南部的人民军，28日即夺取汉城，现在的问题是要不要越过38°线。此时苏联已经回到安理会，关于越过38°线的问题如果要在安理会进行表决肯定会遭到苏联的否决，于是，在美国的策划下将这一问题绕过了安理会，被直接提交给了联合国大会，10月7日联合国大会决定，为在朝鲜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政府，可采取一切有组织的行动。
此时，在杜鲁门的指令下韩国军队事实上已于10月1日越过了38°线，在联大通过决议后的第二天联合国军也越过了38°线，19日平壤失守，联合国军继续向北挺进，战火迅速蔓延至中朝边境，人民军已经不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面对战争已经危及到国家安全，在金日成的请求下，中国主席毛泽东反复斟酌，决定派出以彭德怀为总司令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对阵联合国军。
10月19日，志愿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秘密入朝，25日首先与韩国军队遭遇，11月1日与美军遭遇，骄傲的麦克阿瑟虽然感到了新的对手要强大得多，但还是不以为然。然而，这次他彻底低估了自己的对手。
就像是战争的第一阶段重演一样，麦克阿瑟的计划迅速被彭德怀打破，连续三次战役，联合国军没有招架之力，志愿军在苏军战斗机的有限空中支援下迅速向南突破，12月31日越过38°线，1951年1月4日攻占汉城。
面对联合国军的失败，杜鲁门总统在国内面临弹劾的可能，对于麦克阿瑟指挥不力且又不听话，杜鲁门作出了撤换麦克阿瑟的决定，改由李奇微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在以后的战争中战线基本上稳定在38°线附近。
到1951年中，战争处于僵持状态，双方进入打打停停、边打边谈判的阶段。又经过两年多时间，1953年7月27日，交战双方终于在板门店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
2、苏联入侵阿富汗
1979年12月27日，苏联公然向自己的中亚邻国阿富汗出兵，占领这个并不属于华沙条约成员的奉行中立和不结盟的第三世界小国，杀死阿富汗领导人阿明，这一明目张胆的侵略行为引起全世界的一致反对。
阿富汗是中亚伊斯兰国家，苏联与阿富汗接壤的地区是自己的几个穆斯林加盟共和国，此时的伊朗和巴基斯坦对苏联并不友好，如果再出现一个不友好的阿富汗与伊朗和巴基斯坦捆在一起与苏联作对，对于苏联与阿富汗有着相同民族与信仰背景的南部边疆地区的局势必然不利。因此，苏联一直致力于有效地控制阿富汗。
1973年7月27日，苏联策动一批亲苏军官支持前首相达乌德发动政变，推翻了查希尔国王的统治。但是，达乌德上台后对苏联并不是言听计从，时时还做出一些显示自己独立于苏联的事，达乌德的行为得到了美国和伊朗的赞誉和大力支持，苏联对此极为不满。1978年4月27日，苏联再次策动塔拉基发动军事政变，不仅推翻了达乌德政权，还杀死了达乌德全家和一些忠于达乌德的政府官员。
塔拉基曾在苏联学习过，是典型的亲苏派，但在统治国家上则手段并不高明，执政后不久就引起国内人民群众的普遍反对。1979年3月阿明出任阿富汗总理，他和塔拉基在国内外政策上有着严重的分歧，而且斗争日益尖锐化和表面化，为了控制政局，在苏联的支持下塔拉基密谋准备暗杀阿明，但是塔拉基的暗杀计划被阿明获悉，阿明事先采取行动，反而杀死了塔拉基，阿明则自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政府总理，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这一结果出乎苏联的意料，但是既已成事实，为了稳住大局，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还是违心地向阿明发来贺电表示祝贺，贺电中称阿明为“苏联的忠实朋友”。
但是，阿明一上台便采取了一系列疏远苏联的举动，苏联几次邀请阿明访苏但均遭拒绝，不仅如此，阿明还公开谴责苏联插手阿富汗事务，并要求苏联召回大使。在人事上阿明则撤换亲苏派人士，安插自己的亲信。阿明还频繁与美国代办和美国作家等人士接触，并表示希望与美国恢复正常关系，这一切使得莫斯科极为恼火。
对于有效地控制阿富汗苏联曾设定过两个方案：其一是苏联军队直接出兵并加入阿富汗军队，使阿富汗军队对苏联军队产生依赖，从而控制阿富汗政权；其二是扶植阿富汗亲苏派领导人，使之始终保持亲苏政策。对于后者苏联认为是最佳方案，但是由于屡试屡败，于是苏联决定放弃这一方案，择机出兵占领阿富汗。
1979年12月27日晚，驻阿苏军发动突然袭击，同时向阿国家广播电台、人民宫和阿明所住的达鲁拉曼宫挺进。阿明的警卫部队没有重型火炮，根本无法阻挡苏军的坦克和装甲车，仅两三个小时便结束了战斗，阿明全家被杀，包括阿明在内，还有他的4个妻子和24个子女，被杀的还有住在达鲁拉曼宫的所有政府要员。
28日凌晨，陈兵于苏阿边境的苏联机械化部队越过边境线，迅速向阿腹地挺进，苏军很快占领阿富汗全境，在苏军的占领中大批平民惨遭杀害。
苏联的侵略行为引起了世界的公愤，1980年1月5日至9日，应52个联合国会员国的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审议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要求苏联无条件撤军的提案，15个安理会理事国13票赞成，但提案遭到苏联的否决。
1月10日至14日，联合国大会召开紧急特别会议，以104对18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巴基斯坦等24个国家提出的决议案，谴责苏联的侵略行为，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无条件撤军，呼吁各方给予阿富汗人民人道主义援助。
但是苏联根本不理睬联大决议，拒不从阿富汗撤军。
此后的每次联合国大会，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都是其重要议题，而且每次都是以超过100票的压倒性多数得以通过。苏联却从来不把这些决议放在眼里，一直坚持不撤军，而对于这个超级大国联合国则无可奈何，毫无办法。
苏军对阿富汗的占领近10年，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调整苏联的国内外政策，考虑到占领阿富汗得不到什么便宜，反而在各方面损失很大，才于1989年2月15日心甘情愿地自行决定撤出阿富汗。
3、北约轰炸南联盟
科索沃是南斯拉夫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省，人口220万，其中超过90%为阿尔巴尼亚族，不到10%为塞尔维亚族以及黑山族、马其顿族等其他民族。二战后，在铁托领导下成立了南斯拉夫联邦，1974年作为阿族聚居区科索沃成为南斯拉夫联邦的自治省。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国内独立思潮波及东欧，阿族要求独立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88年南联邦取消了科索沃自治地位。
苏联解体后南联邦也随之解体，原联邦的塞尔维亚共和国与黑山共和国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在南联盟成立之前的1991年，科索沃的阿族就自行搞过一次全民公决，决定成立独立的科索沃共和国，并成立了科索沃解放军，但是这一决定没有得到塞尔维亚和南联盟的同意，至于科索沃解放军因其背景复杂，并涉嫌贩毒和国际犯罪，美国曾将其定为恐怖组织。
苏联解体后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与之抗衡的以美国主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失去对手的情况下，不仅没有收缩，反而选择了东扩。北约的意图是吸收原华约成员以逼近俄罗斯，压缩俄罗斯的生存空间。对于北约的东扩，原华约成员国纷纷予以响应，但是，在东欧各国中南联盟却没有提出加入北约的要求，于是，南斯拉夫成为北约东扩的一大障碍，南联盟及其领导人米洛舍维奇也就成了美国及其北约的眼中钉，整垮南联盟与米洛舍维奇成为北约的既定目标。
1994年北约终于找到机会，利用波黑的内战，向波黑境内的塞族人发动空袭，迫使塞族于1995年12月14日同意签订停战协议。
但是，北约的目标并没有完全达到。由于科索沃解放军是一支阿族分离主义武装，其目标是将科索沃从南联盟分裂出去，成立独立的科索沃共和国或者是大阿尔巴尼亚共和国，这与北约整垮南联盟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科索沃解放军悄悄地从美国的恐怖组织名单中被抹去，并公开支持这一阿族分离主义武装。
在外部环境很有利的情况下，科索沃解放军迅速发展壮大，并频繁与塞尔维亚警察发生交火，常有死伤事件发生。1999年1月15日，塞尔维亚警察在科索沃的两个村庄搜捕5天前杀害警察的凶手时，同阿族人再次发生冲突，并造成人员死伤。16日欧洲安全组织驻科索沃观察团团长沃尔克向新闻界宣布，经他调查，发现塞尔维亚警察屠杀了45名手无寸铁的阿族平民，这一指责使得西方舆论哗然。虽然经法医鉴定，这45名阿族人员是在战争中被打死的武装分子，而且事后连沃尔克本人也承认他并不能确认这45人为阿族平民，但是这一事件却成了北约轰炸南联盟的借口。
美英等国纷纷谴责南联盟所犯“滔天罪行”，北约也紧急召开会议，准备对南联盟动用武力，予以惩罚，并集结了400多架战机，准备在南联盟与阿族的谈判破裂后对南联盟实施轰炸。3月15日双方的谈判宣告破裂，战争进入倒计时。
对于北约绕过联合国，对一个不属于自己组织内的主权国家使用武力，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片反战浪潮，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一浪高过一浪，就连包括美、英、法、德各北约成员国的人民，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联合国以及安理会主要成员国俄罗斯、中国等都努力试图调解冲突，制止战争，但是，谁都无法阻止北约的行为。
3月24日，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正式启动，装备精良的北约军队动用各种轰炸机、武装直升机、巡航导弹等，炸毁桥梁、电厂、广播电视大楼、街道以及各种建筑，包括医院和诊所。轰炸持续了78天，在北约的狂轰滥炸下，米洛舍维奇终于作出让步，南联盟军队与警察从科索沃撤出，让以北约为主的维和部队进入。
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公然践踏，根据《联合国宪章》，区域性国际组织所采取的武力行动必须是安理会授权下的执行行动，“如无安全理事会之授权，不得以区域办法和区域机关采取任何执行行动”，而且经安理会授权的行动也得接受联合国的监督。
作为联合国的会员有责任和义务履行《联合国宪章》，即使同时加入了其他国际组织也不例外。而且，同为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成员，应以履行联合国的义务处于优先，就是在《北大西洋公约》中也有明确规定履行联合国义务，遵守《联合国宪章》的条款。
北约绕开联合国对南联盟实行轰炸这一违背《联合国宪章》的行为，使联合国被边缘化，使联合国的权威受到自建立以来最大的挑战。华约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其实力在世界上已经无人能与之抗衡，他们为所欲为，将联合国抛在了一个旁观者的位置，对联合国的挑战远远超过了冷战时期美、苏等国绕开联合国的单方面行动。因为，冷战时期对于大国的单方面行动联合国虽然起不到实际阻止作用，但是还能够“敢怒敢言”，可以通过决议从道义上进行谴责，而冷战后的北约强大到谁都惹不起，联合国已经变得“敢怒而不敢言”。
在这一事件中，直到北约认为已经达到了自己想达到的目的，但还需要一个为自己的侵略进行正名的程序时，才心甘情愿地将这一问题提交安理会讨论。事实上，联合国只是起了一个为北约收拾烂摊子的作用，在世人的眼里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俯首听命者。
三、艰难的裁军之路
（一）难以融合的分歧
联合国宪章指出，联合国将致力于尽量减少世界人力及经济资源消耗于军备。根据宪章规定，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负责裁军和调整军备事宜。
为了推动裁军进程，联合国先后成立了一系列裁军谈判机构与组织。针对核子武器对人类的威胁，1946年1月24日，联合国在安理会下设立了原子能委员会，这是联合国的第一个裁军组织，其成员由安理会成员与加拿大组成。该委员会首先重点就美苏双方提出的核国际管制方案进行了审议，但是各自方案分歧很大，不可能达成一致。
就当时美苏两国的特点看，美国已经拥有核武器，而苏联则是在积极研制核武器；苏联的常规军备有优势，美国相对则弱一些；美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军备保密性差一些，苏联则比较封闭，军备保密性好；在联合国的地位方面美国对大部分联合国成员具有号召力，相对这一点苏联在联合国的地位比较孤立，但在安理会有一票否决权，受大国一致原则约束的有关决议则受苏联的制约。
美苏双方都非常了解自己，也了解对方，整个裁军谈判始终都围绕怎样发挥自己的优势而压制对方的优势，怎样回避自己的劣势而针对对方的劣势而展开，由于都不愿在实质问题上作出让步，这就使得谈判很少能够取得进展。
在关于核国际管制方面美国主张要等到核管制体制完成后才全面禁止原子武器，并建议成立联合国专门机构，对原子能方面的活动进行监督和检查，该组织具有对世界原子能活动的领导、控制和批准权。
苏联则主张无条件地禁止制造和使用原子武器，对现有原子武器要求予以销毁。因为在苏联看来，生产原子武器的设备比原子武器更容易被发现，美国的计划等于剥夺了苏联发展原子武器的权力，而且由于苏联在联合国处于弱势，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必定会控制在美国手中，这一机构所拥有的权力使得苏联的核计划无保密可言。于是，针对美国的建议苏联提出了一项公约草案，要求禁止生产和使用核武器，并规定在公约生效后的三个月内对现有核武器进行销毁。
美国对苏联的公约草案同样坚决反对，因为这一公约无疑就是要求美国放弃自己的核优势。由于双方矛盾非常尖锐，没有达成任何一致。
1947年根据苏联的建议，在安理会下设立了常规军备委员会，这是关于裁减常规军备的专门机构，其组成就是安理会成员国。由于苏联在联合国的弱势地位，该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事实上都是针对苏联的，自然也就遭到苏联的反对。1950年苏联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问题，退出了原子能委员会和常规军备委员会，苏联的退出使得谈判失去了对象，裁军工作被迫停止。
1952年根据美国的建议，在联合国大会下设立一个单一的裁军委员会，该委员会统一负责核武器与常规武器的裁军工作，同时，原子能委员会和常规军备委员会宣告解散。美国建议成立这一裁军机构用意是很明显的，因为当时苏联对联合国的影响较弱，但在安理会则有一票否决权，将裁军委员会置于联合国大会下，是为了避免苏联在安理会的否决权。
在裁军委员会美苏的意见分歧仍然非常大，苏联建议按比例裁减常规军队，这是因为当时苏联的常规军数量以及与苏联处在同一条阵线的中国的常规军数量都处于明显优势，如果按比例裁军无疑这一优势会继续保持。因此，苏联的建议一经提出便遭到了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反对，他们提出的新的裁军方案是各国都应限制具体的军队数量，这就意味着要求苏联和中国放弃自己的常规军优势，这样的方案当然不可能被苏联接受，因此裁军再次陷入僵局而无法继续下去。
为了打破这一僵局，在联合国大会的建议下，1954年4月，在裁军委员会下设立了一个裁军小组委员会，这是便于裁军各方在私下谋求一致的可能而特意设立的机构，由美、苏、英、法、加五国组成。
此时裁军谈判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苏联于1949年8月爆炸了原子弹，又于1953年8月爆炸了氢弹，英国也于1952年10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的核垄断地位已经失去。因此，苏联的裁军立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美国与西方国家的一些建议方案破例有选择地接受了一些，这就使裁军小组初期的工作出现了一些起色。
但是好景不长，在谈判桌上美国得寸进尺，针对苏联还没有核反应堆，美国希望在这方面继续保持自己的优势，提出了核裁军必须要首先削减裂变材料的生产。对于美国的要求苏联人非常愤怒，一气之下便退出了裁军小组委员会，裁军再次失去对象而陷入僵局。
1960年3月，联合国在多方努力下，决定成立一个十国裁军委员会，即以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为一方，以苏联、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为另一方的十个国家组成的裁军委员会，这实际上包括了东、西两个阵营的主要成员。
对立双方一开始就分歧很大无法调和，苏联方面强调全面裁军，而美国方面则强调在国际监督下裁减一切类型的军备和武装部队。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谈判进行了仅一个多月就继续不下去了。而后，6月27日，苏、保、波、捷、罗五国宣布，由于西方集团对裁军不感兴趣，因此决定退出十国裁军委员会，于是十国委员会宣告解散。
（二）主角并非联合国
裁军涉及的都是大国，联合国左右不了这些大国，因此，在裁军方面联合国扮演的角色只是组织和协调裁军谈判，而且在组织和协调方面的作用也极其有限，谈判各方愿意谈时就可以谈，不愿谈时谈判也就终止了。并且裁军方案完全视谈判各方的谈判结果而定，至于联合国的相关决议只是对谈判结果履行一下表决手续，谈下来了就没有通过不了的决议，没谈下来也就没有决议可形成。
裁军谈判进程时好时坏，在近60年的裁军谈判历史中唱主角的基本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和以前苏联（俄国）为首的东方集团，其结果完全取决于这两个国家的态度。
早期的裁军谈判由于双方的互不信任基本上没取得什么成果，随着美、苏、英、法相继成为有核国家，各国都意识到裁军的重要性，特别是核裁军以及控制核武器扩散的重要性，因此美苏都在寻找裁军谈判的突破口。1959年9月18日，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在14届联大上发表了《全面彻底裁军宣言》的讲话。1961年肯尼迪当选为新的美国总统，他曾估计，如果爆发核战争，在18小时之内世界死亡人数将达到1.5亿，这一数字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二倍，是一战死亡人数的15倍。
对核战争的深切忧虑，使得双方再一次走到谈判桌前，1961年9月，双方终于通过反复磋商形成了《裁军谈判商定原则联合声明》，并将《联合声明》提交16届联大。1962年3月和4月，美苏两国又分别向18国裁军委员会提交了《在严格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条约》，和《关于在和平世界中实现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的基本规定的大纲》，但这只是双方共同就全面彻底裁军这一前提达成的一致，但在裁军的时间和基本原则上分歧却很大，全面彻底裁军最后仍然只是停留在裁军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的争论议题上。
进入1981年，里根就任美国第40任总统，在美苏三四十年的军事与经济竞争中苏联渐显力不从心，其国力已经很难支撑无休无止的军备竞赛。里根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一种新的整垮对方的办法产生了。里根上台后不久就提出了一套战略防御计划，这就是要将向美国进攻的战略弹道导弹摧毁在到达美国本土之前，这一计划以后被人们称为“星球大战计划”。里根的这一举动就是故意要挑起军备竞赛，通过军备竞赛搞垮苏联经济，最后达到整垮整个东欧集团的目的。
“星球大战计划”遭到苏联的坚决反对，但是反对归反对，军备竞赛也就随之而起。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早已是外强中干，摇摇欲坠的超级大国在这位不成熟的改革家的领导下终于走到了尽头，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华沙条约组织不复存在。冷战结束，裁军也进入新的时期。
冷战后的世界美国一国独强，反而使裁军谈判变得容易得多。1992年之后的几年，裁军谈判所取得的成果是前所未有的，根据这些裁军谈判成果，联合国也相继形成了一系列的决议和公约，例如《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不扩散核武器公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等。而且各国在裁军谈判之外竞相自行裁军，从几个主要军事大国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看，美国1991年为5.1%，2000年减至3.0%；同一时期，俄国则从12%减至4.9%；英国从3.9%减至2.4%；法国从2.84%减至2.2%。从军队数量来看，1991年美国为203万，2000年减至136万；同一时期，俄国则由272万减至100万；英国从30万减至21万；法国从45万减至28万。核弹头也从最高时的7万件减少了一大部分。
这一时期的裁军成果并不是联合国所为，而是冷战后的形势变化改变了各国利益的取向。由于美国的一超独大，各国认识到简单的军备竞赛不可能超过美国，必须首先发展经济，放弃军备竞赛，减少军费开支，提高国家实力，这样才有可能在未来的世界中提高自己的国家地位，各国主动裁军正是基于这一考量的结果。
以中国为例，20世纪80年代中期，军委主席邓小平决定，中国单方面宣布裁军100万；90年代，新任军委主席江泽民又宣布中国自行裁减军队50万；进入21世纪后，2003年中国再一次决定裁军20万，并于2005年裁减到位，使中国的军队数量达到历史最低。
从军备发展方面，各国在大幅度裁减军员和军备的同时，主要将注意力放在提高军队的素质与军备的现代化水平上，对于军备竞赛则已经失去了过去的冲动。例如经济实力强大的美国，2001年12月3日违反联合国决议，宣布退出1972年与前苏联签订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如果这一行动在20年之前一定会引起苏联的强烈反应，并必然会导致新一轮军备竞赛。但此时的俄罗斯总统得知这一消息后反应却非常平淡，普金甚至公开表示对此并不感意外，同时认为美国退出《反导条约》不会对俄国安全构成威胁，这种表态在过去是不可想像的。
进入21世纪，军备竞赛的另一种变化就是军事大国加快了“天军”的建设步伐。美俄两国都致力于在陆军、海军和空军之外建立一支独立的太空作战部队，从而将军备竞赛引至外层空间。2004年美国空军通过的《反太空行动方针》规定，要更加积极地将太空用于军事目的。2005年10月，联合国的160多个成员国对禁止在太空部署武器的提案投了赞成票，唯一的反对票即来自美国。
在此方面其他国家也并非无动于衷，2007年1月中国发射一枚导弹成功地摧毁了自己的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这使得中国的太空武器威胁至今还在被美欧国家热炒，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反卫星能力将产生不可逆转的和长久的影响，譬如通过直接爬升反卫星系统干扰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他们还认为，“中国最终可能会研制共轨式反卫星武器，即绕着离卫星很近的轨道运行然后爆炸的导弹”。
（三）毫无权威的联合国
与其他联合国的决议、条约、公约相比，针对裁军方面的各种决议、条约、公约更加不能约束相关国家，因为裁军主要针对的是大国。
1961年苏联计划在新地岛进行一次当量为5600万吨TNT的氢弹试验，如此巨大的爆炸相当广岛原子弹当量的近3000倍，这样的核试验与当时世界对核裁军的愿望是极不适应的。因此，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以87票赞成，11票反对和1票弃权通过了要求苏联停止这次核试验的决议，但是3天后苏联不顾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如期进行了试验。
禁止核试验，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早是于1954年4月由印度总理尼赫鲁通过声明正式提出的，在以后的核裁军中印度为此作过许多的努力，一直走在世界核裁军道义战场的最前列。经过多年的努力，于1995年4月，167个国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上签字，1996年9月，联大又通过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在条约上签字的有163个国家。但正是当初核裁军的最早倡导者与积极推动者，1998年5月，印度因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发生冲突，为了显示军事实力，印、巴两国相继试爆多枚原子弹，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
今天，除了五个核大国和印、巴之外，朝鲜也于2006年10月试爆了核武器，据有关人士估计，目前世界上事实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能已经超过10个，如以色列可能就事实上拥有核武器，而有发展核武器能力的国家则已接近70个。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生效，要求44个有核能力的国家的签署，以及这些国家的有关权力机构的批准，但直到目前为止还有十多个具有核能力的国家尚未签署和批准该条约。特别是世界上最大的有核国家美国，1999年在参议院的表决中否决了批准该条约，而且现任总统布什已经决定不再将条约提交参议院重新表决。
作为国际组织的联合国其权力由国家赋予，要是国家不赋予这种权力联合国什么事也办不成，特别是针对像美国这样的大国的行为，联合国更是无能为力。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核查议定书苦苦谈判6年，终于在2001年7月基本达成一致，就在马上要进行签署的时候，7月25日美国突然宣布拒绝签署该议定书，使得联合国的所有努力，以及6年谈判的所有成果化为乌有。
为了绕开《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各国都在致力于发展第四代核武器，其实像反物质炸弹这样的武器，其爆炸威力比核武器还要巨大，但因不在禁止之列，也就成为各大国热衷于研制的对象。又如，为了绕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2002年2月，美英两国又首次进行了临界地下核试验，针对美英的举动，俄、法、中等国家也都没有等闲视之。
2007年3月2日，美国布什政府选定了新一代核弹头的设计方案，朝着制造冷战结束以来的首枚新型核弹迈出了重要一步，据相关官员透露，这一设计将在两年内给予最后批准，首批弹头将在2012年研制成功。
1967年联合国通过的《外层空间条约》规定，严禁在外层空间部署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严禁在外星体建立军事基地，但美俄等国则已经正式启动“天军”计划，两国的太空部队呼之欲出。
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反导条约》是美苏两国于1972年签署的，该条约以通过禁止双方发展全国性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来确保对方的核威慑，旨在以“核恐怖平衡”来遏制核战争。冷战后的美俄实力早已非30年前的美苏实力可以形成平衡，美国一心长期从军事上领先世界、称霸全球，世界各国早就察觉到美国有可能会我行我素，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为了防患未然，第56届联合国大会于2001年11月29日，以82票赞成，5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维护和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决议，这是联合国大会连续第三年通过类似决议，但是2001年12月13日，美国总统却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
《反导条约》是国际军控体系的基石，在国际裁军领域有30多个条约与之挂钩，《反导条约》的废除，事实上彻底动摇了国际裁军体系，后果可想而知。
回想联合国在裁军方面做过的所有工作，从1945年仅美国一家拥有原子弹，1946年就开始致力于国际核裁军，其裁军谈判的实际结果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越来越多，核武器的品种越来越多，核弹头的数量越来越多。以至全世界核武库的规模最高时达到了7万件，即使现存的核弹头也论万件计。
冷战之后的联合国在裁军领域表面上通过了许多决议，但失去了制衡的美国正在使联合国边缘化，任何决议都不可能对像美国这样的大国有任何实质性制约，事实上，对于其他大国的制约作用也十分有限。
四、协调经济与社会矛盾的困境
与维护世界和平以及国际裁军相比，在经济与社会领域，联合国要通过一项有关声明、宣言、公约、条约、协议和决议要容易得多，这是因为有关经济和社会的问题往往具有普遍道义的正确性，以及普遍的共同利益性。但是，联合国的决议要得到执行就要大打折扣了，具有普遍共同利益性的决议很好执行，而仅有道义性，在利益方面出现各国的不同，以及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出现矛盾，或者世界利益与本国利益出现矛盾时，这些决议便很难得到执行。
由于相对战争与裁军而言，经济与社会问题被世界的关注度要低，紧迫性一般也要弱一些，因此，世界对联合国所通过的决议的监督力度也就比较小，这就使得那些不执行联合国决议的行为在普遍泛滥的情况下并没有引起人们真正的重视。
1990年8月27日至9月7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联合国召开了第八次世界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仅10天时间，通过了46项决议，这样的纪录在关于战争和裁军的议题方面是不可能达到的。这是因为预防犯罪是所有国家都关心的问题，自然不会有多少反对之声，而罪犯的待遇则是一个普遍认可的道义问题，即使有些国家不打算提高罪犯的待遇，也不会在公开场合对此表示反对。
吸毒与贩毒是人类的公害，不论哪个国家都视之为洪水猛兽，关于禁毒问题自然会得到全世界的欢迎，联合国在通过诸如《麻醉品单一公约》、《停止非法贩运麻醉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等一系列决议时都比较容易，联合国所制订的100多项反毒计划也相对容易实施与执行。
恐怖主义也是人类公害，像通过《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公约》、《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之类的决议时，当然不可能被否决。
环境与资源问题是关系到人类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大事，仅从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到1992年第二次人类环境会议，20年时间，在联合国的主导下全世界就通过和签署了180多项有关环境与资源的公约、协议和条约，但是这类公约、协议和条约要执行起来就要困难得多。例如，因人类过度使用化石燃料和有机燃料，大量向空气中排放二氧化碳，使得地球气温升高，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所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成为全世界普遍的呼声，由于美国是世界上石化燃料使用量最大的国家，在通过有关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时，美国一味地强调植树造林和保护森林对于控制温室效应的重要性，却回避自己大量使用石化燃料所应承担的责任，因而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同时拒签《京都议定书》的还有澳大利亚。
又如，保护森林是保证生物多样性、防止土地荒漠化以及控制地球温室效应的重要手段，1991年9月联合国通过了《巴黎宣言》，向全世界呼吁保护森林，重建地球的绿色植被。以后又通过了《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防治荒漠化公约》等。但是，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无力通过发展工业和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于是便采取“杀鸡取卵”的办法，为了生存，他们砍伐森林、出卖资源、过度放牧、过度耕种，以换取基本的衣食温饱。
由此可见，联合国要通过上述各类决议就并不那么容易，或者即使通过了决议，但要根本上解决这类问题却十分困难。追根溯源，在于这些决议所涉及的限制内容与一些国家的视界利益发生了矛盾，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出现矛盾时，国家一般都会选择眼前利益，在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发生矛盾时，国家则必然会选择国家利益。
早在1947年联合国就成立了人口委员会，1974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国际人口会议，并通过了《世界人口行动计划》，之后又多次专门就人口问题召开会议，并通过了一系列关于控制世界人口的决议，但是世界人口却从二战后的23亿至今天已经超过了60亿，增长了将近两倍，地球已经不堪重负。而且人口和贫困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已经成为定律，联合国对这一切束手无策。究其原因，对于那些不顾联合国决议而制订不负责任的人口和婚姻生育政策的国家没有任何制约手段，而对于那些连避孕工具都无力购买，连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都建立不起来的贫困国家又无力帮助，一味地通过决议最后只会流于形式。
联合国还就妇女问题、儿童问题、教育问题以及人权问题等开展过许多工作，并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但这些问题与各国的文化传统、政治背景以及经济状态密切相关，决议能否得到落实完全视各国的具体情况而论，总体上说联合国的所有决议仅仅只能起到呼吁的作用。
早在联合国成立之初就致力于解决贫困与贫富差距问题，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下成立的一系列机构中都有处理这一问题的职能，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粮食理事会、联合国特别基金等等。有关解决贫困和贫富差距的决议也通过了许多，并在1961年通过了《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以后又通过了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第四个十年国际发展战略，这些都是关于解决发展问题，缩小贫富差距的决议。而且联合国也从各发达国家努力争取，筹集到一些资金来支持贫困国家的发展，但是这些资金相对于庞大的贫困人口显得微不足道，世界的贫困人口不是减少了，而是越来越多，贫富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越拉越大。
拯救人类的关键是要严格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要实现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严格限制只能依靠全人类的统一行动，关于统一全人类的行动历史上的两次最大的努力就是成立国际联盟和成立联合国，但实践证明这样的努力是失败的。那么，为什么两次努力都会失败？这种失败是出于偶然原因还是必然的结果？采取怎样的办法才能够实现统一人类行动这一目标，并最终实现对发展科学技术的严格限制？本节将重点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一、国际组织作用的有限性的根源
（一）不能否定国际组织本身的努力
人类历史上属于全球性和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经历了国际联盟时代和联合国时代两个阶段，国际联盟与联合国都诞生于世界大战，是人类对自己的血腥杀戮痛定思痛后的醒悟所致，也是人类对自己骨子内本质的“恶”反思的结果。这样的国际组织都立足于通过协调各国的立场，统一人类的行动，从而达到制止战争、裁减军备、维护和平、消除贫穷、造福世界的目的。但是，在国际组织的实践中，国际联盟没有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联合国没有阻止二战之后数以百次较大的局部战争，也没有制止核弹头的不断增多，环境的不断破坏，以及贫困人口的不断增加。
平心而论，国际组织对这一切并不是熟视无睹，也不是无心去管，事实刚好相反，凡是出现大的有违人类和平宗旨的事件，凡是对人类福祉影响较大的问题，国际组织都会站在人类整体利益的角度积极地协调、斡旋，动用各种有可能动用的手段加以处理。国际组织付出了很多，该做的都做了，能够做的也都做了，只是所做的一切收效甚微。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国际联盟的努力，国际联盟的建立不可谓不深思熟虑，从组织机构的设置，到决策机制的确立，都集中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政治智慧。虽然各大国对于国联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但是，对于制止侵略、裁减军备、确保世界和平这一大的方向和目标则是普遍一致的。特别是在国联成立之初，全世界人民以及每一个渴望和平的国家都对其寄予强烈的希望。从国联本身来看也雄心勃勃，在维护世界和平与裁减军备上都力求有所作为。
但是，就在国际联盟成立之后不久，其维护世界和平的宗旨很快就遭遇挑战，1923年意大利侵略希腊科孚岛，国联在制止侵略上毫无作为。
接着，1931年日本发动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这是国联面临的真正严重的挑战，能否制止侵略成为国联是否能够发挥其预期的作用，维护自己世界性国际组织权威的重大问题。但是，国联在经过研究后几次形成的决议对日本都不起制约作用，而形成的最终决议虽然已经向日方作出了许多妥协，日本仍然拒绝接受，并且导致日本退出国联，使国际联盟威信扫地。
两年后，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墨索里尼从国联的表现中已经感悟到国联的软弱，因而对国联和国际社会的调停充耳不闻，我行我素，不惜动用化学毒气对付阿比西尼亚守军，在其之后，国际联盟决定的对意大利的极其有限的制裁，也因意大利事实上的侵占成功而宣告结束。
由于国际联盟制服不了强权，没有能力伸张正义，使得法西斯主义者有可乘之机，希特勒公然违背《凡尔赛和约》出兵莱茵非军事区，国联除了指责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之外，却没有能力作出任何有作用的决定。
国联的软弱使法西斯分子的野心进一步膨胀，从而导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及德国吞并奥地利、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并将其肢解和灭亡，直至希特勒公然入侵主权国家波兰，终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在制止侵略、捍卫和平方面无能为力的国际联盟，在主持国际裁军方面也同样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了裁减军备，国联理事会先后成立裁军咨询委员会和混合委员会，在协调各国的利益矛盾方面可谓用心良苦，而且经过4年的艰难协调终于最后形成了《日内瓦议定书》，但是，仅由于主要大国英国政府不予批准，该《议定书》便只得成为一纸空文。
之后国联理事会为了筹备裁军会议，专门成立了裁军会议筹备委员会，该委员会先后召集裁军各方举行多次会议，每次会议都要就军备、军费、裁军的监督等方面展开激烈争论，进展极其缓慢。好不容易经过7年的筹备，第一次国际裁军会议得以在日内瓦召开，但是由于会上矛盾重重，各国的要求差距极大，无法统一。国际裁军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也是宣告裁军努力失败的会议，因为主要军事大国日、德已经先后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国联多年的裁军努力仅因为一二个大国的破坏便毁于一旦，对于这种破坏行为，国联却无可奈何。
相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职能更加全面，包括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而且通过对国联的总结，联合国的机构更加完善，决策机制更加合理，但是，它终究只是一个国际组织，因此突破不了被国家左右的局面。
应该说在吸取了国联的经验教训后联合国更敢于插手世界事务，更敢于伸张正义，但其处境和尴尬地位却和国联差不多，原因就在于它只是一个国际组织。
联合国成立了60余年，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但是局部战争和冲突从来没有间断过，而且其频繁程度和规模更甚于国联时期的世界。联合国时期的许多局部战争都具有侵略性质，例如华约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出兵阿富汗，北约轰炸南联盟，美国出兵格林纳达、巴拿马、伊拉克，越南出兵印支，南非出兵安哥拉，以色列侵占阿拉伯领土等等。对于这些战争联合国要么通过决议予以谴责，并敦促撤军，要么拒绝授权。应该说联合国该做的都做了，也确实尽了力。但是，这些国家对联合国的所有决议都是当成耳旁风，对于世界而言这样的决议也仅仅只是起了一些道义上的谴责作用而已，最终都不能够制止侵略。
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作用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冷战时期，另一是冷战之后。冷战期间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态势，只要一方赞成另一方则必然反对，在联合国很难达成一致。联合国名义下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军事干预是在朝鲜半岛危机中，由于中国的出兵和苏联的暗中支持，联合国军的干预以失败告终。
以后在越南战争中联合国致力于扮演好一个协调者的角色，因为在这种有大国参与的战争中联合国的作用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协调者。但是，这种协调角色却十分难当，对阵双方根本听不进联合国的调解，联合国也只能干瞪着眼无可奈何。越南战争最后演变成一场二战后最大的局部战争，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甚至动用了化学武器，而越南南北双方所达成的最终协议也在北越政权的南进铁流中化为一纸空文。
冷战后的联合国正在被美国的单边主义边缘化，美国的一超独大使得世界无人能够抗衡。一个非常糟糕的现实情况是，冷战期间的侵略战争一般都可以在联合国通过决议进行谴责，也可以形成要求撤军的决议。但是冷战之后的美国与北约谁都得罪不起，面对北约与美国主导下的侵略战争甚至在联合国连一个谴责性的决议都无法达成。
在如此艰难与尴尬的处境下，联合国还是在尽力维护着世界和平。例如，对于北约对南联盟动武以及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联合国坚持不予授权，事实上这已经是联合国能尽的最大努力了。然而，就在全世界的一片反对声中，不管联合国是否授权，北约照样轰炸了南联盟，美军照样占领了伊拉克。
在裁军方面联合国的作用与国联也是类似。对于核武器的危害性几乎每个人都深有同感，因此，二战后的裁军重点主要围绕裁减核武器进行，联合国一直致力于推动主要军事大国之间的裁军谈判。但是，回头看核裁军结果简直是哭笑不得，从1946年就在联合国的主导下进行核裁军谈判，当时只有美国一家拥有核武器，核武器品种只有原子弹，核弹头也没有几枚，随着核裁军谈判的深入，其形势完全向着裁军努力的反方向在发展，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越来越多，核武器的品种也越来越多，其数量则大得惊人。
与国联不同之处，联合国还有在经济与社会领域协调各国立场，统一世界行动的职能，在这些领域联合国作出的努力同样非常巨大，然而其作用却同样微乎其微。在联合国的努力下，就人口、环境、森林保护、生物多样性、消除贫困等多方面达成过许多决议、协议、公约、声明和宣言。但是今天的人口增长之快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今天的森林破坏也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时期；今天的环境污染与破坏从天上、地下到水中都无处不在；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全球的穷困人口不是在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贫富悬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
（二）国家利益与国际组织利益必然冲突
国际组织（本部分所指的国际组织均指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这样的全球性的普遍性国际组织）之所以无法统一人类的行动，第一个原因是国家利益与国际组织的利益产生冲突所致。国家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国际组织也代表着一种独特的利益，这两部分利益常常并不一致，因此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便总会发生冲突。
按理而言，国际组织是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的建立也是由国家领袖发起并推动的结果，而且国际组织的发起组织者都是最具影响力，也最具权威性的大国领袖，因此，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不应有利益的大的分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国家利益与国际组织的利益总是频繁地发生冲撞，并最终导致国际组织根本无法实现自己协调各国立场，统一全人类行动的成立初衷。
对此追根溯源，正是人类本性的视界利益性，决定了国家利益与国际组织利益的不一致。
人类本性的弱点决定了在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发生矛盾时往往局部利益占上风；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发生矛盾时往往眼前利益占上风；表面利益与根本利益发生矛盾时往往表面利益占上风，这便是人类本性的视界利益性。视界利益性是人类目光短视的结果，是人性“恶”的表现。
人性的这一弱点在国家身上主要表现为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发生矛盾时国家利益则占上风；当代人的利益与子孙后代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当代人的利益则占上风；部分人的幸福、生存与全人类的幸福与生存发生矛盾时，部分人的幸福、生存则占上风。在这里，国家利益、当代人的利益、部分人的幸福与生存代表着人类的一种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和表面利益，而全球利益、子孙后代的利益、全人类的幸福与生存代表着人类的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一般而言，在上述的利益关系中国际组织代表着人类的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际组织成立的起因、初衷与职责便带有人类利益的全局性、长远性与根本性。
不论是国际联盟还是联合国，都是鉴于世界大战造成的巨大破坏和伤亡，政治精英们为了人类再次免遭此类痛苦，从全人类的根本生存与幸福的利益出发，发起和组建的全球性的普遍性国际组织。正因为这些国际组织是从全人类的根本生存与幸福出发而组建的，所以也就是为全人类而组建的全局性组织，而不是为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成立的局部机构，而且其代表的利益关系也就必然是人类的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我们已经了解，国际联盟当时的主要宗旨与职责是制止战争和裁减军备，其着眼点无疑是人类的整体利益而不是局部利益，是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而不是眼前利益和表面利益。联合国的宗旨与职责范围相对国际联盟而言要更加广泛，除了维护世界和平和裁减全球军备之外，还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为此，联合国致力于消除贫困、致力于环境保护、致力于打击毒品与国际犯罪等等，这一切无不都是站在人类的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角度处理问题。因此，国际组织所代表的利益关系必然具有人类利益的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这一特点是由国际组织本身的宗旨和职责所决定的。
当然，国际组织并不是所做的每一件事从客观上都对人类的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有好处。例如，联合国就不主张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相反还鼓励发展科学技术，这只能说至今为止联合国还没有真正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人类整体生存的巨大威胁，却不能说联合国不关心人类的整体生存。又如，在联合国历史上确实也存在过一些违背人类公理而放纵大国侵略的事，那完全是因为联合国无力阻止这种侵略，又不愿因此而导致国际组织的彻底崩溃，这样的行为是联合国不得已而为之，并非联合国的本意所在。事实上，联合国总是站在人类的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角度，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一直在不懈地努力。当时的国际联盟也是如此。
与之相反的是，国家则维护的往往只是国家的利益、当代人的利益和部分人的幸福与生存，它们所代表的利益关系，是人类的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和表面利益。之所以会如此，首先是因为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区域的概念，国家必然首要考虑的是本国区域内的治理，它的职责范围主要是在这一区域范围内的，不具有人类的全局性、长远性与根本性的利益优先的要求。相反，国家的职责要求使其必然会首先考虑的是国家范围内的利益，而不可能是全世界的利益。
同时，国家的形成与建立，最初也没有国际组织那样明确的为全人类的根本与长远利益服务的宗旨，国家的最早形成主要是因为人类战争的需要而产生的，人们需要把更多的人联合到一起，形成共同的合力以应对战争。国家的不断发展与扩大一般都是战争作用的结果，由于不断的侵略与扩张，才有了今天的国家规模相比最初的城邦国家要大得多。国家是人类最重要的杀戮之源，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大部分都是由国家发起和组织的，那么，战争是对人类整体利益最直接、最粗暴的侵害。因此，国家利益与人类整体的利益从最初就必然是矛盾的。
要进一步研究国家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必然矛盾这一问题，仍然要追溯到国家的视界利益性，而且我们会发现，这种视界利益性导致的国家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的矛盾是不可能调和、不可能消解的。
我们知道，永恒争斗性是人性的固有弱点，在国家社会里，多个国家并存于世界，同时并存的国家之间便不可避免地具有这样的争斗性，这种争斗性表现为国家整体实力的竞争，国民之间生活水平的攀比，国家领袖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的追求等各个方面。国家的争斗不论是因主动地出击还是被动地接受，但总会始终存在。
那么，正是这一切决定了国家必然只能是站在人类的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和表面利益的立场处理一切问题，因为，在多个国家并存的情况下，便总会有个别国家只立足自身而不顾人类整体的利益处理问题，它们对人类利益的破坏不仅会使其他国家的努力前功尽弃，而且这些国家单方面的行动必然会使自己获得相应的利益，从而最终获得国家实力的增强。当其实力强大到一定程度后，便会有能力欺压那些将人类整体利益置于重要地位，而忽视了本国局部利益的国家，因此，那些以人类整体利益为重的国家便反倒会吃亏。然而，这种吃亏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吃亏，当一个弱小国家被强国欺压与侵略时，是以亡国灭种，以及千百万人的生命与鲜血作为代价的。
同理，多个国家并存的情况下，总会有一些国家不顾子孙后代的利益而一味地保证当代人的利益，从而使当代人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而那些将子孙后代的利益置于重要地位的国家，当代人没有获得眼前现实利益时便会起而反对现时政府，统治者的地位便会动摇。由此，统治者失去的将是国家的最高统治权，而且统治者权力的丧失，常常又意味着自己以及家人和追随者的人头落地，其代价之巨大对于这些统治者是可想而知的。
再来看国家对人类整体生存这样的根本利益的态度。我们知道，人类的整体生存问题往往并不是迫切的眼前问题，而是必须通过智慧性思考才能得出的结论，而且这种结论是着眼于未来的。总怕在竞争中落后而被动挨打的国家，以及总怕满足不了当代人短视的要求而使自己地位不保的国家领导人，要让他们去冒本国人民有可能会失去幸福和生存的危险，以及自己个人的统治与生命有可能会失去的危险，去顾及全人类的整体生存的根本大局，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人类的生存是大家的事，是未来的事，国家的利益则是自己的事，是眼前的事。
而与之相对应的国际组织，它之所以会尽力站在人类的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上处理问题，一方面其职责范围便是着眼于人类整体的，且其成立的根本宗旨便具有人类利益的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另一方面国际组织又是唯一的，正如今天全球性的普遍性国际组织只有联合国，那么，正是由于它的唯一性，导致了它对人类整体利益的维护必定是全心全意的。
综上所述，可以明确地看出，人类本性的视界利益性，其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矛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和表面利益与根本利益的矛盾，在有国际组织存在的国家社会中，便自然地演变成了代表着人类的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和表面利益的国家，与代表着人类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国际组织之间的矛盾。只要有国家与国际组织并存的局面存在，这种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矛盾便会必然存在。
（三）国际组织无力制约国家的行为
国际组织由国家创建与组成，它的权力由国家赋予，但是，国际组织在行使自己权力的时候却常常得不到国家的支持，事实刚好相反，正是国家总是阻碍国际组织行使权力的最大因素。
2004年7月，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谈到卢旺达大屠杀时加利道出了这样的事实：当了解到卢旺达局势的严重性后，他曾向40多个国家请求出兵，而且多次向美国提出请求，但却没有任何国家同意出兵，结果酿成了卢旺达惨剧（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在不到100天的时间内有近100万人死于非命）。谁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士兵在维和中死亡，谁都不愿意为维和出钱。但联合国没有蓝盔部队，他作为秘书长只能请求各国出钱、出兵、出武器，连运兵的飞机也要请求别人出。
加利认为：联合国秘书长是各大国的秘书，但遇突发事件又应该是将军，但是，大国只喜欢秘书而不喜欢将军。
2004年10月，当时还在任内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几乎说了同样的一段话，他说：联合国在平时要做好各个会员国的秘书，遇紧急情况时则要当好一名将军，但大国只需要听话的秘书，却不喜欢将军。加利与安南的话充分说明了联合国的尴尬，是联合国处境的真实写照。
人民主权思想是当代民主国家普遍认同的政治思想，按这一理论，国家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也就是说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与国际组织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类似的。但是，国家却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来约束人民的行为，人民必须在国家的法律允许范围进行生活、学习与工作，否则，国家必然会利用自己的政权机构加以追究，且这种追究是完全有效的。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国际组织的权力也是由国家赋予的，国际组织的章程经过了所有会员国的签署，对每个国家都有法律约束力，然而，国家却可以不按国际组织的游戏规则行事，经常干出违反国际法的事，而得不到任何实质性的追究。其原因何在呢？
在国家社会中，国家是人类社会的最高权力体，国家拥有军队、警察、法院等一系列维护自己政权和独立行使主权的手段，拥有最有效的调动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源的能力。但是，作为国际组织却不具备这样的手段和能力，国际组织只能借国家的力量行使自己的职能，国家愿意给这种力量便可以行使相应的职责，国家不愿意给这样的力量便不能行使其相应的职责，特别是当一个国家的实力强大到一定程度后，便可以完全摆脱国际组织的约束而我行我素。
大国对国际组织的态度是需要时招之即来，可以作为利用对象，是障碍时则挥之即去，一脚踢开。即使那些实力不太强大的国家也可以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依附于某个大国或者某个国家集团而行不义之举。事实证明，通过国际组织所形成的一切公约、条约、协议、决议、呼吁、宣言等等，其作用都极其有限，在大国一致认可时也许还有点用，当与某个大国的利益有冲突，特别是与超级大国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所有的一切都将成为一张废纸。同样，通过国际组织保证的和平也是靠不住的和平，因为，大国能够随意破坏这种和平，轻易就可以使国际组织的保证完全失效。
以冷战时期联合国的决议执行情况为例，当时，美苏两个国家实力相当，由这两个国家主导的北约和华约实力也相当，苏联出兵阿富汗明显是侵略行为，联合国可以通过决议进行谴责，也可以要求立即撤军，但是苏联坚持不撤军联合国就不可能采用武力逼迫其撤军，因为联合国充其量只能借助北约的军队逼迫苏联，如果这样就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响。同样，联合国也不可能用武力逼迫美国从格林纳达撤军，至于联合国形成的反对美国侵略的有关决议，美国完全可听可不听，因为既然打算侵略，就已经考虑了不顾国际舆论谴责和道义良心的问题。
冷战后的情况更糟糕，美国和北约成为全世界无可匹敌的国家与军事组织，他们的行为联合国根本无法过问，北约轰炸南联盟，美英出兵伊拉克，都没有经过联合国授权，明显地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侵略行为，但是联合国敢怒甚至还不敢言，连一个谴责和要求撤军的议题都提不出来，反而还不得不为其收拾烂摊子。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专访时，在主持人反复追问下才吞吞吐吐地表示：伊拉克战争不符合联合国决议，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发动伊拉克战争是非法的。然而就是这样一句实话，却给安南后来惹出了许多麻烦。这一切都充分地说明了国际组织所处的实际地位，也充分说明了国家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在国家社会，国际组织永远只是一个配角，是任国家摆布的玩偶，更是大国实现其利益的工具。
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曾非常感慨地说：“联合国成立至今，全球发生了100多场重大的冲突，造成大约2000万人的死亡。因为安理会投了279次否决票，使联合国在处理许多危机时无能为力。”事实确实如此，联合国的重大决策根本左右不了大国，反而随意操纵联合国，把联合国变成自己意志的服务工具则是大国经常的行为。
行使否决权是大国在孤立状态下实现自己意志的法宝。在冷战初期，由于美国控制着联合国的多数会员国，与之对抗的苏联在处于少数的情况下便频繁地使用否决权，自1946年至1970年苏联共行使否决权104次，使得联合国无法通过重大决议。美国为遏制苏联的行为，曾提出《联合一致共策和平》的决议，希望能绕过苏联在安理会的否决权，在联合国大会行使自己的意志，但遭到苏联和其操纵的东欧国家的坚决反对。
在冷战后期，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联合国，美国再也不能随意操纵联合国多数，因此也开始频繁使用否决权，从1970年至1988年美国共行使否决权87次。1988年之后，随着美苏关系的缓和，特别是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局面，否决权使用得相对少一些，但是围绕着各自的利益，使用否决权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
联合国从来都是各大国斗法的场所，透过这些斗法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联合国常常是正义被强权打败，人类利益被国家利益所掩盖。这样的斗法总在上演，举不胜举。
例如：针对1962年的印巴克什米尔冲突，安理会的仲裁提案一经提出，凡美国支持苏联就反对，使得联合国无法介入。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发动突袭，6天夺得土地10多万平方公里，阿拉伯军队死伤5万多人，安理会上苏联提出谴责以色列并要求以停火撤军的议案，立即遭到美国的否决。后经美苏协商，虽通过了242号决议，要求以撤出所占领土，但由于美国在以的背后撑腰，以色列便可以拒不执行联合国的决议。
巴以问题是一个多年围绕联合国的棘手问题，打打杀杀许多年，关键还是以色列有美国的撑腰。最典型的是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的承认，1988年11月，巴勒斯坦人民宣布巴勒斯坦国成立，但是，11月下旬在美国纽约召开的第43届联合国大会，美国政府却拒绝对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特发放入境签证，这一事件使得舆论哗然，遭到包括美国盟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的反对。为了使阿拉法特能够参会陈述立场，联大以154票赞成，仅美、以2票反对的前所未有的表决结果将联大巴勒斯坦辩论会转到瑞士日内瓦举行。
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了维护本国利益以及自己所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也曾多次行使否决权。1981年第36届联大就联大秘书长人选进行投票，为了让第三世界国家人员当选，在安理会上中国连续使用16次否决权，最后由秘鲁的德奎利亚尔当选为秘书长。
由于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威，使国家事实上的能量高于国际组织，国家能够阻碍国际组织的决定，国际组织却无力左右国家的行动。同时，每个国家有自己各自独立的利益，这种独立利益又是千差万别的，要照顾了这个国家的独立利益就可能会违背那个国家的独立利益，因此，要靠能量低于国家的国际组织统一人类的行动是根本办不到的，顶多只能起到部分协调的作用。这种部分协调作用的好坏完全取决于国家的态度，各大国之间的利益趋于一致时，其协调效果会好一些，反之便无法协调下去。另外，各大国愿意给国际组织一点面子，国际组织还能够履行其基本的协调功能，如果不给国际组织这个面子，这种协调功能也就失去了。更有甚者，一些大国要威胁不交会费，国际组织便连基本的运转费用都没有，当今大国拖欠联合国会费，联合国有时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便是基本的事实。
我们知道，要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会触及到国家的视界利益，不论是国家实力、企业效益，还是人民生活水平等等，诸多问题都与科学技术有关联，所以，严格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国家的视界利益无疑是严重的挑战。要领导严格限制科学技术发展这一涉及人类长远、全局与根本的利益，并关系到人类整体生存的伟大行动，必须依靠一个十分坚强有力的全球性的统一机构，根本不能够托付给国际组织，因为软弱的国际组织完全不是国家的对手，国际组织的各种统一人类行动的措施与决定，早晚会被主权独立且权威无上的国家所违反和破坏。
二、只有世界政权才能统一人类的行动
（一）世界政权与大统一社会
要领导严格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一历时亿万年而前无古人的伟大行动，不仅不能依靠国际组织，而且也自然不能依靠国家。现今世界有约200个国家，正是它们无序的恶性竞争导致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类时刻都面临在科学带来的毁灭危险之中，极端手段的“三增”规律正是国家社会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只有消除各个国家的各自为政，统一全人类的行动，才能避免国家的无序竞争，才能够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才有可能免遭灭顶之灾。
再让我们综合之前的阐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了国际联盟，人们寄希望于这一国际组织能够统驭世界，并协调各国的行动，以避免人类的相互残杀。国际联盟成立之时，甚至有人乐观地估计战争将会成为历史，但是，国际联盟事实上不能协调各国的行动，更没有权威去领导全世界各个国家，国家照样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各种战争，最后，惨绝人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
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伤害更加巨大，使得当时最有权威和影响的政治家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世界必须有一个能够协调和领导全局的机构，但他们还是选择了国际组织，这就是联合国。
在深刻地总结了国际联盟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政治家们设计了一个自认为非常合理、科学的国际组织。相对国际联盟而言联合国的机构确实更加健全，组织更加严密，制度更加科学，功能也更加广泛，但是，联合国成立60余年来，世界因战争死亡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核武库的爆发当量已经达到天文数字，人口问题、环境问题、贫困问题、资源问题等等，一切都是在迅速恶化，而不是在减轻。并且，在没有大国的统一认可下联合国什么都干不成，甚至常常成为大国利用和耍弄的对象。因为国家是国际组织实际上的“老板”，联合国只能看国家的眼色行事。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做到真正统一人类的行动，必须要摆脱过去依靠国际组织的固有思维，尤其是像限制科学技术发展这样的行动，由于它必然会从根本上触犯国家的视界利益，因此，能量实际上超过国际组织的国家早晚都会对其采取强烈的反对行动。而且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关系到人类整体生存的要坚持亿万年的伟大事业，它要求长期、持续、稳定、一贯地坚持，中途不能有丝毫的放松与懈怠，这就对其领导的力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怎样的机构或者怎样的组织形式才能够完成这一艰巨而又神圣伟大的使命呢？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历史经历了约万年，纵观人类曾经有过的各种组织形式，如村落、部落、国家和国际组织，或者企业、协会、学会以及各种研究与事业单位等等，最具领导与组织力度的便是国家。国家利用军队、警察、司法等各种政权机构统治人民，即使现代民主国家，从理论上国家政权属于人民所有，但是，在国家治理之下，任何人都必须依法行事，只要有人违背了国家的法律，国家都能够利用自己的政权手段对其进行制裁，轻则可以处以罚款和曝光等涉及经济与声誉的惩罚，重则可以进行监禁甚至处死这类剥夺人身自由和生命的极端惩罚。
要细分国家的统治手段是非常多的，有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军事手段、宣传舆论手段、法律手段等等多方面。我们所处的国家社会形态之所以经久不衰，具有强盛的生命力，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不久便开始了国家社会的时代，一直到今天人类已经达到高度发达的文明水平，国家政权仍然左右着人类世界，一切都是因为国家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其统治人民的手段非常有力，对社会的管理方式非常有效。
然而，国家作为一种有力的统治手段和有效的管理方式，其一切作用的范围只是在国家内部。在国家范围之内，国家的所有统治是有效的，在离开了这个国家之后，就必须服从另一个国家的法律，并接受另外一个国家政权的统治与管理，那么，另外一个国家的统治同样那么有力，管理同样那么有效，但这一切也都只限于那个国家内部。
由此可见，在国家社会形态下，所有的国家都各自形成了自己高度独立的区域，这个区域就是国家的疆界范围，在各自的疆界范围内每个国家各自为政，有着自己各自不同的独立利益，并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决定着自己的独立行为，其政权的统治极为有力，管理极为有效，任何别的势力都无法真正插入进来。
那么，要强有力地统驭世界，并统一全人类的行动，就必须建立一个与国家政权的统治和管理力度相当的机构，但这个机构治理的区域不是世界上的某一个局部或者某几个局部，而是整个全世界，不妨称这个机构为世界政权。
所谓世界政权，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世界政权的建立便意味着全人类的大统一，全人类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政权的统治之下，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以及人类所能够涉足的任何区域都包含在世界政权的管辖范围之内（包括外太空，以及人类所涉足的其他星球均包括在这一统辖范围之内）。世界政权有着国家政权的统治与管理权威和力度，但它统辖的范围却是全人类。它将取代国家而成为人类社会的最高权力体，与国家社会完全不同的是，这个最高权力体是唯一的，它既统治着全人类，又真正站在全人类的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角度考量一切。因此，只有世界政权才能够领导像限制科学技术发展这样严重影响许多集团和群体视界利益，而且涉及范围涵盖了全世界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区域的长期、伟大而又艰巨的行动。
世界政权的建立必然以消灭国家作为前提，它将使全世界的治理成为一个整体，人类的社会形态将从国家社会转变为大统一社会。
站在今天我们对政权结构与政治体制的认识角度，在世界政权的相关机构中，世界政府就是大统一社会的最高行政权力机构，它时刻站在全人类的全局视野而非国家的局部视野确立各项政策，采取各种行动，并从全人类的长远与根本利益出发，统一调配资源，统一制订行政规章。
除了世界政府这样统一的行政权力机构之外，大统一社会还有统一的立法机构和统一的司法机构，全球每一个人都在统一的法律约束下进行学习、工作与生活，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遵守这样的世界统一法律，并且受统一的司法机构的监督与追究。
世界政府、世界立法机构和世界司法机构，构成了世界政权的主要组成部分。当然，在世界政府、世界立法机构、世界司法机构之下，世界政权还将细分出许许多多其他的权力部门，例如军队、警察、法院、监察部门、经济管理部门、文化管理部门、社会管理部门等等。
（二）大统一社会应具备的基本特点
大统一社会作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具有开创意义的社会形态，它应该具备一些基本的特点，这些特点有些是国家社会也有的，有些是国家社会所不具备的。但是，要保证大统一社会的有效运转，有些特点则要求是必备的，脱离了这些特点，大统一社会则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那么，站在今天我们的认识视野，这些必备的基本特点有以下几方面：
1、强而有力的世界政权
与国家政权管理一个国家类似，世界政权肩负着管理全世界的重任，是大统一社会的最高权力机构。由于整个世界比过去任何时期的任何大国其区域范围都要大得多，人员数量也要多得多，而且区域差异也是任何大国不能比拟的，因此，世界政权面临的各种问题相比任何一个大国都要复杂得多。所以，世界政权的强而有力是保证大统一社会有效运转所必备的。
特别是在大统一社会建立初期，许多管理的内容都是过去从来没有面对过的，稍有软弱与不慎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因此，坚强有力的政权领导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地，几乎每天都有不同的自然灾害，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就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与经济损失；各种犯罪案件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如果不能及时处理便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同时，各种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社会矛盾也都无时无刻不在考验世界政权的处理能力，稍有疏忽就有可能酿成严重的社会与政治后果。这一切都要求世界政权不仅应有类似国家政权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同时又要求比国家政权有更多的遇事反应灵敏度，以及更强的处理问题的力度。
但是，有一点世界政权相比国家政权有轻松得多的地方，这就是国家的消亡，使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对抗消失，世界政权的工作基本上只是面对内务，即处理世界人民日常所涉及的生活、学习、工作与生存问题，而不用考虑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竞争和战争。在国家社会，国防问题从来都是国家政权面对的第一重大要务，而在大统一社会，世界政权面临的防务问题已经变得非常次要，如果说还有对外防务的话，保有的少量军队主要只是预防有可能的外星人攻击，由于外星人的攻击本来就是一种可能性极小的事，因此，这些军队的对外防务就变成了一种研究和观测的任务。事实上，大统一社会军队最主要的任务是保证社会治安和救助自然灾害，但那是属于世界政权的内务工作。
2、可靠完善的法律体系
大统一社会需要更加可靠更加完善的法律体系，以保证人类世界在法制化的轨道上有效运转。应该像一个法制化的国家一样，大统一社会不能依靠个人意志治理世界，因为个人意志既不牢靠，也不稳定，从长远考虑又不具备连续性，因而，大统一社会必须依靠法律来治理社会，各种重大事务都要依照法律来执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尤为重要的是大统一社会必须有一部统驭世界的最高法律，这就是世界宪法。所有的法律都不能脱离世界宪法的框架，世界宪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必须远远高于今天的国家宪法，以避免随意更改而导致政策的不稳定和社会的混乱。
在世界宪法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把严格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为最根本的法律规定加以明确，不论是何人领导世界政府、不论是何人主导世界宪法与其他法律的修订，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严格限制始终都不能动摇。因为在人类未来的亿万年中，只要有几百年开放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限制，就有可能导致灭绝手段的产生。况且，即使严格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保不准在自觉与不自觉中会有一些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创新，这些自觉与不自觉的科学成果，在亿万年的历史中不断累积，其总量都是巨大的。因此，如果没有严格、有效、稳定而有力的法律加以保障，就很难确保科学技术不会得到发展。而在一切的法律保障中，世界宪法的保障是最为重要的。
3、稳定的政权交接与长期稳定的政策延续
大统一社会立足于亿万年的长远，无疑我们不能肯定亿万年以后的社会是否会完全像我们今天所预言的那样，但是，我们今天确实遇到了一个人类最为重要的问题，即人类有可能因自己狂热地追求科学技术而导致自身的灭绝。
任何问题都不可能比人类的整体毁灭更为可怕，任何问题也不可能比解决人类的整体生存问题更为重要。那么，依靠我们今天的智慧所具备的思考能力，我们只能采取严格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一措施来防范人类的灭绝，在这一点上，如果稍有松懈，要是真的造成了人类的灭绝或者绝大多数人的毁灭，人类连后悔都来不及。因此，对这一政策的把握必须严之又严，且对于严格限制科学技术发展的政策必须要长期如一地执行，不能因任何掌权者的更换而改变。
为了做到这一点，除了有严格的法律作为保障之外，还需要有一整套保障权力更换与顺利交接的制度，既不允许有独裁者的出现，也不能有权力弱化导致管理失控的现象发生。关于这一问题应确立如下基本原则：其一，掌权者的产生方式与权力交接方式应非常民主和科学，不允许有僭越者非法窃取权力；其二，掌权者只能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行使权力，不能够有任何特权的存在；其三，掌权者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行使权力时，其力度应强而有效。如果世界政权的法律体系和政治体制能够做到这一点，便能够确保世界政权从产生、交接到权力行使都做到长期、稳定、有效和有序，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限制科学技术发展的政策长期、稳定、有效地得到执行。
4、根深蒂固的思想理念基础
用今天我们的智慧来认识严格限制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不论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都不过分，对于限制科学技术发展其重任的长期性在我们的智慧所能思考的范围内无法用定量的概念来确认，也许是千年万年，也许是亿年十亿年或者是永远。当然，也许有一天我们后代的智慧可以破解这一人类灭绝难题，但是，在这一智慧的结论没有诞生之前，我们只能作永久的打算。
那么，要做到长期保持严格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仅有从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还是不够保险的，除此之外，还必须从思想理念上使每一个人都深知科学技术发展的巨大危害，使每一个孩子从懂事起就坚定不移地认识到严格限制科学技术发展的极其必要性和极其重要性。为此，便要求必须建立一个反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思想理念基础，而且对于这一思想理念基础要求夯得越实越好。因为，在坚定的整体思想基础面前，即使有极个别妄图越轨者其图谋也不可能得逞。
要形成这样的思想理念基础，必须从宣传、社会舆论和社会整体的伦理道德观的建立等各个方面入手，长期如一地进行努力。每一任世界政权的领导者更是要肩负起宣扬这一思想的神圣职责，只有每一代人都如此努力，才会使整个人类社会对于限制科学技术发展的必要性的认识，就像相信人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一样顺理成章，理所当然。只有达到这样的思想理念状态，再加上完备的法律与制度保障，人类社会长期永久地严格控制科学技术的发展才能做到万无一失，人类亿万年的生生不息才能够确保。
（三）大统一社会并非刻意追求的理想社会
1、大统一社会是被迫的选择
在历史上，许多思想家都设想过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理想社会描述为财产公有、妇女解放、重视教育、提倡公妻。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也将理想社会描述为财产公有，但莫尔提倡的共产主义与柏拉图的共产主义是有区别的，柏拉图提倡在高贵等级中实行财产公有，莫尔则主张全社会实行财产公有；莫尔同样主张妇女解放，但认为应该实行一夫一妻，并提倡任何人都必须劳动，自食其力。
中国儒家思想提出的理想社会是大同社会，所谓大同社会也主张财产公有，同时还主张任人唯贤，并认为大同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应该和睦、诚实、守信。在对理想社会的设想中，将其描述为公有制的著名思想家还有许多，例如亚里士多德、康帕内拉、马克思等等。
奥古斯丁在他的《上帝之城》中阐述，理想的国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这是从另一种角度描述理想社会。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在少数，中世纪的一大批经院哲学家都是这样主张的。
近代思想家更多地是从政治理论入手，希望通过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国家体制，实现建立理想国家的愿望。例如霍布斯、卢梭等一批启蒙主义思想家提出了人民主权学说，认为国家的主权在人民。为了在大国实现人民民主，使每个人都能够充分地行使自己的权力，潘恩与密尔提出了代议制政府的设想。为了防止独裁，洛克与孟德斯鸠等思想家提出了将国家的权力进行分解，以权力制衡权力等等。
上述所有的设想都是思想家们主张为了“正义”、为了“善”、或者为了人民的“幸福”和“权力”等因素，而认为人类社会便应该是设计成他们所提出的那样的，并将其称之为理想社会。所谓理想社会，就是思想家们认定的最好的社会，设计这种社会的目的和初衷，是思想家们认为这样的社会最符合他们所确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标准，也许这种社会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式的幻想，但从理论上却符合了某种政治原则。
关于世界的统一问题思想家也曾提出过这样的设想，2300年前，斯多噶学派的创立者芝诺便提出了“世界国家”的概念，他认为，人的理性是统一的、普遍的，因此人都是世界的公民，都是在顺着共同的本性而生活，不应有种族、地位、区域的差别，世界上只有一种公民，即世界公民；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即世界国家。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谈到过世界统一的问题，他们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将消亡，而国家消亡的前提是阶级已经不存在。因此，实现国家的消亡、世界的统一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提出过世界统一的思想家在历史上还有很多，如康德的“世界公民”思想，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思想都包含有世界统一的主张。但是，不论是芝诺、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康德和康有为，他们对世界统一问题的设想，都是站在理想社会的角度提出的。
但是，我们对大统一社会的提出其目的和动机完全不同，这里的初衷并不是想去建立一个怎样的理想社会，之所以最终选择大统一社会，仅仅只是因为如果不作出这样的选择，人类就有灭绝的危险，为了人类的整体生存，我们只能实现全人类的大统一，建立世界政权。因为只有世界政权才能够真正统一人类的行动，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避免科学技术将全人类灭绝。也就是说，大统一社会仅仅只是我们被迫的选择。
虽然如此，人类追求理想社会的信念总是永恒存在的，我们建立世界政权，实现人类的大统一，不仅不能排除将大统一社会建设成尽可能符合人们希望的理想社会，而且还应该尽其可能向这个方向努力，并就这种理想社会提出各种美好的设想，努力去实现它。但是，不论我们对未来社会有多少愿望都不能够脱离世界政权这一前提，如果脱离了这一前提，便意味着统一人类行动、推动限制科学技术发展的事业无法实现，人类终将迅速走向灭绝。
人类社会所涉及的要素非常多，我们提出大统一社会的设想，只是对未来世界政权下的人类社会形态的总体概括，事实上，大统一的人类社会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等许多方面，对这些诸多的要素进行不同的设计与组合，直接影响着人类价值的实现，我们不仅不能回避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相反，更应该认真围绕人类整体的利益，去设计和实施一个尽可能好的社会。只有如此，才是真正站在人类利益的角度、对全人类负责任的态度。
2、大统一社会建立的原则：最大价值原则
大统一社会是从人类的整体生存出发而设计的人类社会形态，这一社会形态要延续亿万年，直到人类能够找到新的破解自己整体生存危机的办法，否则，大统一社会将一直延续下去。
那么，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大统一社会呢？进行怎样的设计才能够既可以保证人类社会的有效运转，又能够符合人类的利益与理想呢？
虽然许多思想家对自己心中的理想社会进行过具体描述，但是，这里却反对对大统一社会未来的具体细节进行框定，因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实在太漫长，在漫长的未来岁月中，现实情况一定会出现许许多多的变化，甚至人类自身也在进化之中，未来的人类与今天的人类一定会有一些区别。如果我们企图就大统一社会的所有制形式、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组织形式、伦理价值体系、物质分配方式等等问题进行具体设计是非常不明智的。
在本书的后面章节中也会就大统一社会的部分问题进行研究与设计，但所有的研究与设计都是基于今天人类社会的现实情况而展开的，而且只是一些大致的描述与设想。这些描述与设想并不是硬性的规定性内容，而是对并不太遥远的未来的一个大致展望，当更长远的未来的情况与今天的情况相比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之后，这样的展望就无疑要进行相应的更改。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确定大统一社会建立的原则，这就是最大价值原则。这一原则可以指导对大统一社会在未来许多年中各要素的设计，即：大统一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设计与安排，都应该符合最大价值原则。
最大价值原则在一卷中有详细阐述，简述这一原则：在人类的各项价值中，生存价值排位第一，幸福价值排位第二，其他价值排位之后。那么，衡量一切社会制度的标准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应该使最大可能多数的人获得最大可能多的价值实现，即应使人类的价值实现达到最大化。
那么，根据这一原则，大统一社会各要素的确立应该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围绕尽可能多地实现人类的价值而考量。从根本上可言，人类理应追求自己价值实现的最大化是永远不应该改变的真理，因为我们就是人类这一物种，以我们自己这一物种为中心处理一切是理所当然的。
事实上，之所以提出大统一社会的设想，也是根据最大价值原则确定的。最大价值原则告诉我们，人类的整体生存是高于一切的价值，建立大统一社会就是为了避免人类的整体生存受到威胁，因为只有建立大统一社会，并实施限制科学技术发展的政策，才能够化解人类的整体生存危机。
然而，人类的价值远不仅仅只有整体生存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群体生存问题、个体生存问题、整体幸福问题、群体幸福问题和个体幸福问题等等多项价值。而人类社会的建立，则理应保证最大可能多数的人获得最大可能多的价值实现。